一九七十年代：災荒歷史的終焉 頂 薦 ★★★

一九七十年代：災荒歷史的終焉

作者：六哥 文章來源：烏有之鄉 點擊數：1797 更新時間：2008-3-2
九分天災一分人禍 ——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天災”和“人禍”關係

六哥

一．引言

本文採用兩種可互為對照的計算方法來估計“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因特大自然災害減產的糧食數量。這兩種方法都是糧食專家提出的，據此得出三年因災減產的糧食總量在1349億公斤～1359億公斤之間，占三年實際減產（以1958年為基準）1390億公斤的約97％。在折算進其他因素之後，本文得出有關“三年自然災害”中“九分天災、一分人禍”的結論。

在本文的其他部分考察所謂的“人禍”因素，並駁斥某些流行的說法。對於所謂“高徵購引起人口損失”的說法，本文使用全國分省數據所作的回歸分析表明，三年期間就全國範圍而言，人口死亡率的增加與糧食徵購之間不存在任何相關性。對於“人禍”因素的分析，本文着重考察了三年期間糧食的供應和調撥方面，指出中央政府下放管理權限、實行“分級包幹、差額調撥”政策以及地方政府的糧食保護主義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糧食調撥的困難。此外，本文還考察了三年期間的集市貿易和國家收購的價格與數量的變動情況，指出實際上部分農民手中有糧，他們賣到集市貿易去的農副產品（主要是糧食等）數量是賣給國家的 1.01～1.5倍。天災、糧食調撥困難、部分農民拒售餘糧給國家，是造成少數重災區缺糧甚至短期斷糧的主要原因。

二．同異平怪　－－　與災荒有關的幾個基本事實

眾所周知，1959年至1961年間我國農業連續三年遭受了特大氣象乾旱災害。此次災害的持續時間之長和程度之嚴重，為百年來罕見，由此造成了整個國民經濟的極大困難，同時引發了人口損失的慘事。筆者相信，三年之中因這場罕見的氣象災害而死亡的人口在數百萬人到一千萬人之間。但是，由於人口統計數字的不準確性，以及歷來人們對於突如其來的特大自然災害（特別是旱災）的後果缺乏一種與近代災害史相互銜接和相互印證的充分認識，缺乏對於國力微弱、國家所擁有的外匯和糧食儲備根本無力抗拒特大自然災害、以及帝國主義實行經濟封鎖等基本國情的了解，於是，有關人口數字和所謂的“天災”、“人禍”關係便成為各方爭論不休的焦點，成了一樁似乎永遠也無法搞清的公案。

有句老話說“同異平怪”：“異”代表某個客觀事實，“怪”表示人們對於這個事實的主觀反映。如果把相關事實都擺出來，指出那些事實與現在這個事實不僅在性質上相同，並且在程度上還要嚴重，那麼，人們也就見怪不怪了。筆者注意到，在幾乎所有非難“大躍進”的有一定份量的論作中，作者都有意迴避或者根本否認下述的基本事實。

（一）近代史上的“災荒之國”

第一個事實，近代中國是世界上發生人口損失慘事最多最嚴重的國家，究其根源，乃因我國是世界上發生特大氣象災害（尤其旱災）最為頻繁、影響面最廣、危害最慘重的國家，有“災荒之國”之稱。這裡的危害，主要指受災直接造成、或者通過糧食、住房和土地等財產損失所間接造成的人口損失。《中國災荒史記》記載，清嘉慶十五年至光緒十四年（1810年～1888年）的78年間，農村人口因災死亡達6278萬之多。民國9年至25年（1910年～1936 年）共16年間，據不完全統計的因災死亡人口又有1800餘萬，其中1000萬人（一說1300萬）死於1928～1929年的十一省大旱：僅甘肅省就死亡了230萬，陝西省“全境940萬人中受災死亡達250萬人”。1934年，長江中下游大旱遍及220餘縣，安徽省“禾苗盡枯，赤地千里，為百年來所未有”，江西省受災40餘縣，“餓莩載途，草根樹皮掘剝殆盡，災民有餓死者，有服毒自盡者”。如此災害，在文獻中卻很難找到死亡人數的記載，對此筆者根據富庶地區江陰縣1936年的資料所得出的保守估計表明，至少有260萬人在這場旱災中喪命。自然，這個數字不出現在上述的1800萬死亡人數中。民國26年（1937年）以後情況仍無好轉，僅以河南一省為例，就有1938年蔣介石命令扒決花園口黃河大堤，死亡47萬人（全流域“因黃災出逃390萬人，死亡 89萬人”）的慘案發生；四年之後的1942年一年之中，該省又因大旱和蝗災“餓死300萬人，頻於死亡邊緣等待救濟的災民有1500萬人”：“寥廓中原，赤地千里，餓莩遍野”、“人相食”，餓死的人口相當於該省後來在1959～1961年三年中全部死亡人口的總和（後者包括正常死亡）。根據民國期間人均壽命不到40歲的事實，筆者相信在國民黨執政的三十八年中（1912～1949年），不考慮兵荒和戰亂，全國僅自然災害一項死亡的人口大概達到5000 萬人到上億人之多。




（二）1950年代末：天行有常

第二個事實，就是我國確實在1959年～1961年的連續三年期間遭受了百年罕見的氣象災害。

從氣象史上來看，這場災害的到來絕非偶然。專家認為，20世紀的“中國處在一個大乾旱期的中間”。按照特大乾旱發生周期有11年和22年諸種說法，1900年、1920年、1928、1942年我國均遇大旱，1978年和1992～1994年也遇大旱；因此，處在1942年～1978年這36年的中點，1959～1961年發生特大旱災也就不是什麼巧合了。這次災害的嚴重程度，超過了1876～1878年三年大旱（死亡1300萬人）之後的歷次氣象災害，其中僅因旱一項，“三年全國共減產糧食611.5億公斤”，相當於1949～1959年平均每年33.97億公斤（中國國際減災十年委員會辦公室編《災害管理文庫》，1999年）的6倍，亦為“近30年來損失糧食1532.1億公斤”（“我國自然災害的主要種類：氣象災害”）按年平均的4倍。這樣大的災害是在1943年以來16年間未發生過全國性氣象災害、特別是建國九年來農業生產基本上年年風調雨順、豐產豐收的大背景之上發生，因此它既在事理當中，又出乎當時人們的意料之外。執政的共產黨人在措手不及之後迅速行動起來，為救濟這場特大災害殫精竭慮，不遺餘力。

（三）1970年代：災荒歷史的終焉

第三個事實，中國農業真正解決“靠天吃飯”、做到大災之年不死人，是1970年代的事情。在這之前，在連年連片的全國性大災害中發生大面積非正常死人現象，都應被視作順乎事理和無可奈何的事情。這不是願望不願望的問題，而是抵禦得了抵禦不了的問題。

新中國成立時候的人口已達5.4億，人均占有的耕種面積（含複種面積）不足5畝，是美國的1/160和日本的１/4，每年因自然災害的農業損失占 GNP的比重反達到美國的40倍和日本的5倍。人多地少、災害嚴重的基本國情是我國農業增產穩產的主要制約，是中國人貧困並引發出無數次災變的總根源。另一方面，新中國自成立起至50年代末，農田水利和農機動力方面仍大致與民國時期相仿佛，處在很低水平的狀態，完全不具備抗禦特大自然災害的底力，對此“三年經濟困難”就是明證。“三年經濟困難”深化了國家對於特大天災的危害性的認識，毛澤東指出，農業的問題是中國的根本問題，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從農業集體化入手，命脈在於水利化，而根本出路在於農業機械化。毛澤東承認：“過去制定計劃的方法基本上是學蘇聯的，先定下多少鋼，然後根據它來計算要多少煤炭、電力和運輸力量，再計算要增加多少城鎮人口、多少福利；鋼的產量變小，別的跟着減。這是搖計算機的辦法，不符合實際，行不通。這樣計算，把老天爺計算不進去，國際援助也計劃不進去，天災來了，偏不給你們那麼多糧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麼多，別的就落空”；他強調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按照這個方針制定計劃，先看能生產多少糧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農藥、機械、鋼鐵，還要考慮打仗的需要”（1964年6月6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是年，毛澤東發出“農業學大寨”的號召，全國繼大躍進後又一次掀起了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熱潮，到1970年北方農業會議以後更進入了一個持續的高潮期。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帶領下，組織起來的廣大農民意氣風發，不計私利、歷時20餘年堅持不懈地大修農田水利和改良土壤，建設旱澇保收的高產穩產農田，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國耕地的基礎面貌。1966年，國家進一步提出在1980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奮鬥目標，並對實現這一目標做了規劃和部署。儘管這一目標由於“文革”的結束沒有最終完成，但從下面的表１可以看出，建國50年來幾乎所有可用來發展現代化農業的基礎條件，都是在前30年、特別是在農業集體化的1958～1980年這22年之中形成的。

表１：建國50年來農用動力機械擁有量和農田水利條件的變化情況（單位：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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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農機　　農業　 機耕　 灌溉　機電　　化肥　　農村小型　小型水電站　農村

　　　　　　　　 總動力　 機械　 面積　 面積　灌溉　 施用量　水電站個數　發電能力　用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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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1952年=1）　6.72　 11.78　19.38　1.37　 3.79　 4.78　　　5.55　　　 2.50　　　2.80

1980（1957年=1）121.57　 40.52　15.55　1.64　21.06　 34.03　　147.65　　 152.05　　229.14

1992（1980年=1）　　-　　　-　　 1.26　1.08　 1.12　 2.31　　　0.60　　　 1.57　　　3.45

1998（1980年=1）　3.05　 1.68　　-　　　-　　　-　　 　-　　　　　-　　　　　-

註：

＊ 根據《中國統計年鑑》、“專業數據庫：能源-宏觀經濟子庫”數據算出。 (海納百川 ＊ 農業機械包括：農用大中型拖拉機、小型及手扶拖拉機、聯合收割機、農用載重車、漁用機動船等。

農田建設方面，以1957年為基準，1980年的機耕面積增加了15.55倍，占耕地面積的42.4%，占1992年底的80%；農田有效灌溉面積年均淨增3.5％，1980年達到7.33億畝，占1997年底的93.5％；耕地複種指數，由1965年的1.38提高到1977年的1.51，相當於增加播種面積1800萬公頃。水利建設方面，“直到進入21世紀，中國現有水利設施的80%以上仍然是70年代以前修建的”。1957年前只有農用小型水電站544個，到1980年新建79775個，其中一半到1992年後荒廢失用。糧食品種改良方面，袁隆平等人於1973年育成的秈型雜交水稻優良品種開始在南方推廣，取得了顯著成效：“從1976年至1987年，全國累計種植面積10.66億畝，平均每畝增產108.3公斤，共增產115.45萬噸”。農業機械方面，到1980年，農機總動力比1957年增長了120多倍，農用拖拉機、農用排灌動力機械、聯合收割機、農用運輸車的數量都有了數十倍到上百倍的增長，人：畜頭：機的比例，從1965年的100：18：4.6變成100：16：47。化肥生產方面，1972～1973年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稍減，毛澤東即親自批准從國外引進13套年產30萬噸合成氨和50萬噸尿素的成套設備，一批大型化肥廠的陸續建成投產，使我國化肥工業得到了高速發展，化肥施用量1980年比1957年增長了34倍。在人民公社化開始的1958年到1980年這20餘年中，國家財政支出中對農比重幾乎年年超過10%，最高年份的1963～1965年達到14.75%。這些對農投入開創了現代化大農業的格局，也收到了高效益的回報：1962～1980年我國糧食產量的年平均增長率達4.3％（從1958年算起為2.5％），既高於准集體化時期1953～1957年的3.6％，也高於1981年以來分散經營的2.0％，並且，不論是在硬件方面還是在軟件方面，都為1981年後改革開放的成功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這裡最重要和最可寶貴之處，是農田面貌和農業生產條件的質的飛躍，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我國農業靠天吃飯的歷史，打破了我國自古以來“大旱大澇必大荒”的鐵律，從而結束了中國作為“災荒之國”的歷史。對此最好的證明就是1978年的特大乾旱之年，不僅避免了可能發生的人口事件，全國農業總產值反比上年增長了9.8％，糧食產量首次突破３億噸大關；一批“大躍進”以來建成的水利骨幹工程對此起到了關鍵性作用。例如，1963年建成的江都水利樞紐工程 “共翻長江水215億立米，相當於洪澤湖正常蓄水量的近10倍”，保住了當地的農業豐收。

後人將永遠不忘我們的前人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的領導下改變我國數千年來“災變型貧困”歷史的艱難卓絕的奮鬥歷程，永遠銘記他們做出的前無古人的偉大功績。

三．廣搜異端 －－ 某些人的用心

一些人在“三年自然災害”的問題上廣搜異端，大炒特炒，是有他們的特殊目的的。他們的邏輯是，以前發生了的，以後就不允許再發生，再發生就是“風調雨順”；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制度下發生了的，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就不允許發生，發生了就是“人禍”。這些人的邏輯說好聽一點，是不公平。我們知道，就人類現有的生存環境和生產條件而論，毫無可能達到科學家所予測的理想壽命（200歲左右），這只是一個常識：任何人都不應超越歷史的規定去提什麼要求。沒有一個人會認為，如果一個人在現有條件下活到八,九十歲就“提前”死去，會屬於什麼“非正常死亡”事件。同理，年代和社會制度也只是相對條件而不是絕對條件，絕對條件就是生存環境加農業生產力水平，或者看一個國家口袋裡有多少錢。中國是一個自然環境極差的國家，並且1970年之前農業生產力又極端低下，據此我們很難想像，40年代的大旱會死人而50年代就不會，或者反過來，順着“1950年代不該發生論”者的邏輯反問：為什麼1920年代曾發生過的，到了 1940年代還會繼續發生？為什麼1870年代清代封建主義制度下發生過的，隔了50年後在民國時期的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又繼續發生（餓死數千萬人的事件）？這豈不太說不過去了嗎？




對於1959～1961年中國發生的特大自然災害，西方一些“專家學者”一反他們原本固有的對中印象，他們不再提起中國人的“貧困、苦難、疾病、饑饉、無知”，不再提起中國本來就是“災荒之國”，自然他們更不會提起西方曾經對新中國實行經濟封鎖的罪惡歷史，不會提起中國共產黨人為結束我國作為“災荒之國”的歷史所做出的卓越功績。這些人在評價“三年”問題時，總是刻意迴避前述基本事實，刻意誇大人口損失的程度。例如，美國學者 J．Banister 在1987年出的《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一書中“推算”我國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非正常死亡3000萬人，同時把1960年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估計”為24.3歲。作為美國普查局中國科的科長，Banister 不可能不知道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說過的話：舊中國“使中國兒童的估計平均壽命，象在印度那樣，略高於26歲”，但是“從1960年以來，中國使公民的平均壽命增加了20歲以上。中國男人的平均壽命為69歲，中國婦女為71歲。印度的平均壽命雖有增加，但平均只有62歲。”（Rܦ麥克法夸爾、費正清：《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對比24.3歲和26歲這兩個數字，我們不難看出背後 Banister 所包藏着的特殊用心。這個Banister，為了推出所謂“非正常死亡3000萬人”的天方夜譚，曾對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數據進行過一番精心“修正”，據此提出所謂的對1953～1982年中國人口的動態重估。這個“重估”是拙劣的，事實上，只需在其框架之內、按普通的“收支平衡”原理逐年遞推一下，便立即發現 Banister 的“支”（死亡人口）和“收”（對應的總人口和新生人口）之間存在嚴重的不符，在幾乎所有年份上都高達數百萬之多；其中，1962年的死亡人口多出800 萬，1960年更多出1000萬人。對於 Banister 作過精心“修正”之後仍出現如此巨大的帳面誤差，不能不令人感到分外的吃驚。

也許，這些西方學者以為如此一來，處在全球社會主義劣勢中的中國，氣就會變短，政權就會因此失去合法性。他們這樣做並不奇怪，因為幾十年來他們打着反共旗號，就是這樣做的。令人不解的是，也有少數人中國人，所謂的“專家學者”，他們本應比常人更了解自己國家的歷史和國情，卻為了呼應西方的陰險目的，不惜使出編造數據和篡改歷史事實等為學界所不恥的手法，替西方推波助瀾；更有甚者顛倒黑白，把罕見的自然災害說成是什麼“風調雨順的三年”。

對於綜合國力甚微、又遭到外國經濟封鎖的國家來說，人口的損失說到底是由於糧食的損失，而損失的糧食之中，當然既含有“天災”的因素也含有“人禍”的因素。實事求是地進行分析，得出兩者之間關係確非易事。過去一些非難“大躍進”的論作誇大“人禍”因素，在手法上把個別和局部的、哪個社會裡都存在的陰暗面加以搜羅並堆砌到文章中去；在羅列統計數字方面這些人更是深得“大躍進”中某些地區“刮浮誇風”，搞“高指標”和“高估產”的精髓。然而透過數字進行合乎邏輯的計量分析，這些人總顯得無能為力：很簡單，這些人的目的不過是攪起一潭歷史的渾水，從中漁某種利益罷了。

四．近年來的異常氣象下研究天災與糧食減產關係的意義

1990年代以來我國相繼發生洪災、沙暴、旱災、蝗災，尤其1999年以來又是三年連續大旱，其中2000年在程度上已略超過1960年，對我國農業帶來了嚴重威脅，糧食連續兩年大幅度減產，從而引起了人們對災害歷史教訓的關心和注意，研究歷史上的糧食減產與天災因素再次成為農業的緊迫課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對於歷史上的“三年自然災害”，以糧食減產為切入點，分析其中的“天災”和“人禍”因素、並對兩者間關係作出計量考察的首推陳東林先生（“‘三年自然災害’與‘大躍進’－－‘天災’、‘人禍’關係的計量歷史考察”，原載《中共黨史資料》2000年第4期）。陳先生的思考方法無疑是正確的，他得出的有關“天災”因素大於“人禍”因素的結論反映了歷史的真實，在事實上否定了所謂“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流行說法。另一方面筆者注意到，陳先生對於三年期間因災減產的糧食估計偏低，為888.8億公斤。偏低的原因是由於只有1959年一年的有關數據，對於農業受災減產現在也缺乏通用和成熟的估算方法。因為三年期間各年的災情是有差異的，靠1959年的兩個數據算出來的結果便顯得比較粗糙。



本文不討論我國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糧食減產與人口損失的關係，根據德斐（delphi）先生的計量考察，我國在1957年～1981年間的人口統計數據，不論是國家統計局所公布的、還是外國學者如 J. Banister 所做的推算，都是不正確的，這是因為數據的本身缺乏起碼的協調性和相合性。本文的目的是嘗試在陳文的基礎上，採用兩種可以互相對照的計算方法來估計“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因災減產的糧食數量。第一種方法是基於國家計委農經司和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在1994年提出的用來解釋和預測全國糧食產量的一個回歸模型，據此得出在化肥施用量、受災面積、農機總動力和糧食收購平價諸因素共同作用下、三年因災減產的糧食總量為1349億公斤，是陳文的1.52倍，並占三年實際減產（以1958年為基準）1390億公斤的97％。第二種方法來源自任兵雪和高培琦在一篇論文中提到的災害發生率與單位面積減產量間的關係，據此得出三年因災減產1359億公斤，與第一種方法的結果十分接近。根據這兩個結果並折算其他因素，本文得出有關“三年自然災害”中“九分天災、一分人禍”的結論。

在本文的其他部分對“人禍”因素作獨自的考察，並駁斥某些流行的說法。對於所謂“高徵購引起人口損失”的說法，本文進一步使用全國25省、區（除西藏、台灣和京、津、滬外）的數據作回歸分析，結果表明：“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就全國範圍而言，人口死亡率的增加與糧食徵購之間不存在任何相關性。對於 “人禍”因素的分析，本文着重考察了三年期間糧食的供應和調撥方面，指出中央政府下放管理權限、實行“分級包幹、差額調撥”以及地方政府的糧食保護主義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調撥糧食的困難。此外，本文還考察了三年期間農副產品通過集市貿易和國家收購兩個渠道流通時的價格與數量變動情況，指出實際上部分農民手中有糧，他們賣到集市貿易市場上去的農副產品（主要是糧食等）數量是賣給國家的1.01～1.5倍。天災、糧食調撥困難、部分農民拒售餘糧給國家，是造成少數重災區缺糧甚至短期斷糧的主要原因。

五．九分天災 －－ 回歸法

1959、1960、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的糧食產量分別是1700、1435、1475億公斤。與1957年的1951億公斤相比，三年共減產糧食1242億公斤；與1958年的2000億公斤相比，共減產1390億公斤。表2列出了1957～1962年間各年的糧食總產量、糧食購銷量以及農村人均占有的糧食數量。從表中看出，這三年全國的人均糧食占有量比1958年分別下降了63.1，74.4和57.4公斤。

表２：1957年～1962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和銷購情況 (單位：億公斤，人均：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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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全國總人口（萬人）　 糧食　　　　　國家收購　　 　收購後農村　返銷農村　 淨收購　農村人均

年份　 合計　 市鎮　 鄉村　 總產量　合計　收購率％　人均　 人均留糧　合計　人均　　率％　　擁有

－－－－－－－－－－－－－－－－－－－－－－－－－－－－－－－－－－－－－－－

1957　64653　 9949　54704　　1951　　480.4　 24.6　 87.8　　268.7　 141.7　25.9　 17.4　　294.6

1958　65994　10721　55273　　2000　　587.6　 29.4　106.3　　255.5　 170.4　30.8　 20.9　　286.4

1959　67207　12371　54836　　1700　　674.1　 39.7　122.9　　187.1　 198.4　36.2　 28.0　　223.3

1960　66207　13073　53134　　1435　　510.6　 35.6　 96.1　　174.0　 201.7　38.0　 21.5　　211.9

1961　65859　12707　53152　　1475　　404.7　 27.4　 76.1　　201.4　 146.7　27.6　 17.5　　229.0

1962　67295　11659　55636　　1600　　381.5　 23.8　 68.6　　219.0　 124.3　22.3　 16.1　　241.4

－－－－－－－－－－－－－－－－－－－－－－－－－－－－－－－－－－－－－－－－＊根據《中國統計年鑑》、《中國人口統計年鑑》編制。




現在的問題是，減產的這1242億公斤或1390億公斤當中，究竟有幾分屬於“天災”（自然災害），又有幾分屬於“人禍”（政策失誤）。

（一）常係數法

陳東林先生根據1959年中、因旱災和因各類自然災害造成的糧食損失的統計數字算出一個比例常數，以此來估算1959～1961年整個三年之中因災損失的糧食總數。這個比重是68.8%，它是根據國家統計局和民政部編《1949-1995中國災情報告》（1995年）中提供的數字得出的。《災情報告》（第67、6頁）中提到，“由於一些地區連續三年受旱，三年全國共減產糧食611.5億公斤”，“其中1959年受災最嚴重，約損失糧食378億公斤，其中以旱災為主造成的損失約為260億公斤”。260億公斤與378億公斤作比，結果是68.8%。

由這個比重，陳先生計算出“三年因自然災害減產的糧食數量為611.5億公斤÷68.8%＝888.8億公斤”，進而指出“這三年因旱災糧食年均損失率（因旱災糧食減產量占當年糧食總產量的比重）為611.5億公斤÷（1700＋1435＋1475）億公斤＝13.26%，大大高於全國1949- 1969年因旱災糧食損失年平均率1.6～3.3%的範圍。”

在得出全部的因災減產888.8億公斤之後，陳先生把它和以1957年為基準的糧食減產總量（1242億公斤）作比，由此發現了在損失的糧食中， “天災”（自然災害）和“人禍”（政策失誤）的比例為7.2：2.8。他說：“本文暫以“大躍進”之前的1957年糧食產量為正常產量標準進行比較（1958年數字不確實），這三年共減產糧食數量（B）為1241.5億公斤（未考慮年增長率，只能作為一個比較參數，不等於實際減產量）。其中，根據前面計算出的結果，三年中因自然災害減產的糧食數量（A）為888.8億公斤，其餘的352.7億公斤可以視為決策錯誤引起的減產（C），…自然災害和決策錯誤導致減產的比例列為公式（一）：　A ： C ： B＝71.6% ： 28.4% ：100%。”

在考察了若干附加因素之後，陳先生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天災與人禍的分野，大致在“7.2：2.8”到“5.4：4.6”之間。這裡隱含的結論就是：對於我國三年期間所發生的經濟困難，天災因素大於人禍因素。陳先生還提到了其他一些因素（如蘇聯逼債），因難以定量化，暫時被排除在考察的範圍之外。陳文史據翔實，論理嚴密，氣勢宏大而又相當精到，非常具有說服力。陳先生的計量方法開了這方面的先河，對於避免歷來從抽象到抽象、似是實非的流弊，很有意義。

常係數法固然是一種可以憑信的方法，也基本符合陳文所提到的專家看法，即旱災損失占總災害損失一般為50～60%的比例（王勁峰編：《中國自然災害影響評估方法研究》，1997年）。但由於各年災情不盡相同，特別是後兩年（1960，1961）的受災面積大大超過了1959年，且伴有大面積水災的發生（按發生率計算單位面積上的水災損失比旱災大2/3）。常係數法無法反映這些細微差別和年間的變化，也無法聯繫當時的生產條件，因此結果就顯得比較粗糙。

（二）回歸模型法

作為常係數法的補充，筆者這裡嘗試採用一種基於因子回歸模型，加以變型來估計因災糧食減產。“中華糧網”上登載了這種方法（國家計委農經司和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編《中國糧食供需平衡問題研究》，1994，http://www.cngrain.com）。他們運用1978～1993年的數據，選取五個影響糧食產量的因子作為自變量來建立全國糧食年總產量（Y）的回歸預測模型。這五個因子是：化肥施用量（X1）、受災面積（X2）、糧食播種面積（X3）、農機總動力（X4）和國家糧食收購混合平均價（X5），所建立的模型如下

（１）　Y ＝ 0.58464*X1－0.19864*X2＋0.01701*X3＋0.07639*X4－1922.264*X5，
Y的單位是億公斤。這個“模型的復相關係數達0.9793，Ｆ檢驗通過，回歸係數檢驗效果很好。從統計檢驗看，模型擬合度很高。”1994年使用這個模型預測了2000年的全國糧食總產量，為4959.6億公斤，與實際發生的4622億公斤的誤差為6.7％，誤差主要來源於當初在決定因變量數值時，對受災面積有所低估和對播種面積有所高估。當Ｙ被用做已知各因素值的解釋變量而不是予測量的時候，誤差顯著降低。表３中列出了模型（１）對某些典型年份的全國糧食產量的解釋結果，實際產量也列出供比較。


（三）用回歸模型來估算因災糧食減產

現在考慮如何應用上面的回歸模型來估計因天災造成的糧食減產。所謂當年的糧食減產，就是上年（或某一年）對當年的糧食減產之差，這可以通過對回歸方程（１）和（２）作差分來求得。我們的目標是求因災減產，因此，首先必須區分，在影響糧食產量的五個因子中，哪些因子與天災有關，而哪些則無關。

１．化肥施用量X1、農機總動力X4：這是抗拒自然災害的要素。在50年代水準尚低，對於糧食產量的貢獻不到5％。

２．受災面積X2：承受自然災害，是降低糧食產量的主要因素，約占(－70％)。

３．糧食價格X5：受年成的好壞而上下波動。豐年賣糧難，糧價下跌；歉年買糧難，糧價上漲，如1961年糧價比1960年上漲70％，因此一般與糧食產量成反比例關係。當然有時它反映人為政策干預，例如1979年比1978年提價了30％。但在我們所考察的三年期間（1959年＝100，1960 年＝101.9，1961年＝171.2），糧價的波動則主要是由於天災所造成，與受災面積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性。糧價占糧食產量的份額從(－14％)到 (－30％)。

４．播種面積X3：是糧食產量的主要貢獻部分，占180％左右。這個量與自然災害無關，因其中受災的部分已經計入受災面積中去了。

由於模型是線形的，滿足迭加原理，因此對於不起作用的因子可直接消去不計。這樣，除去X3，在其他4個與天災有關的因子的共同作用下，就可以得到適用於表3上段（1957～1965年）各年份的因災糧食減產公式為，
（３）　△Y ＝ 0.78（0.58464*△X1－0.19864*△X2＋0.07639*△X4－1922.264*△X5）

其中△X＝某年－本年，代表因子X的值在兩年中的變化量，△Y代表某年與本年的糧食產量之差，即減產量。為使結果簡潔起見，這裡主要以1958年為基準：一方面這是因為年份相接，求差分時得到的結果更為可靠；另一方面則是對於58年三年期間的減產糧食數量更多（1390億公斤），因為58年糧食產量高於57年，對於比較可增加公信力。現以1958年為基準，將上述“△X＝某年－本年”中的某年固定為1958年，再將表3中各有關因子的值代入方程（3），便得出如表4所示的三年期間各年因自然災害所減少的糧食產量。

表4：1959～1961年因自然災害損失的糧食產量：基於差分模型（３）　　　　　　　　　　　　　　（單位：億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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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計算　實際　因自然災害　化肥施用　受災面積　農機總動　糧食收購　 旱災面積　 因旱災比　 因自然災害

年份　　　產量　產量　比58年減產　 量占％　　占％　 力占％　　平價占％　（萬公頃） 58年減產　 比57年減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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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1900　2000　　　　　　　　　　　　　　　　　　　　　　　　　　　　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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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1463　1700　　206.7　　　 0.18　　102.49　　-3.92　　　 1.26　　　3381　　　　172 　 　　223.8

1960　　　1359　1435　　522.1　　　-1.01　　102.38　　-3.10　　　 1.74　　　3813　　　　232 　　 　539.2

1961　　　1195　1475　　619.8　　　 0.72　　 76.98　　-3.92　　　26.23　　　3785　　　　383 　 　　6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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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減產　1683　4610　 1349　平均 -0.04　　 93.95　　-3.65　　　 9.74　　三年合計　　　787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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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合計減產中，“計算產量”和“實際產量”兩欄是指相對於1958年的減產合計，“自然災害比58年減產”一欄中則是指三年的合計。



根據表４，我們初步得出下面的結論：

１．與1958年相比，三年期間因各種天災共減產糧食1349億公斤，計及(+/-)108.6億公斤的置信區間，得到，90％置信水平下的減產糧食範圍為1240～1457億公斤。

２．上述因災減產占（以58年為基準）實際減產1390億公斤的比例範圍是0.89：1 ～ 1.05：1，標稱比例是0.97：1（＝1349/1390）。考慮到模型誤差，如果按下限來計量，那麼初步的結論就是：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造成我國糧食減產1390億公斤的各種因素之中， “天災”因素約占九成（1250億公斤），其餘一成（140億公斤）可 視做由“人禍”因素所引起。

３．表中與天災相關聯的各項因子（X）中，化肥施用量和農機總動力這兩項合起來只占-3.5％（負號表示遏制糧食減產）。這個比例到了80年代變為-150％，成為保障農業增產的主要因素（與1980年相比，81到90年間大部分年份受災較輕也是一個原因）。這個差別從另一個視點證明了，1959 年代末期，我國農業的抗災水平確實十分低下，與1980年以後完全不能比擬。

４．受災面積之大在各因子中占到+94％左右（正號表示帶來糧食減產），是引起減產的最主要的因素。糧食收購價格與之相關連而上揚，這一點在1961年特別明顯。三年平均，糧價因素占+10％。

５．“因旱減產”一欄同樣是根據模型（３），把表３中的“受災面積”換成表４中的“旱災受災面積”而得到，作為參考列出。三年總計因旱減產787 億公斤，高於公布的實際減產611.5億公斤。計及(+/-)108.6億公斤的置信區間，則因旱減產占全部因災減產的50～65％，符合曆來對此的估計範圍。

６．觀察表４，算出產量與實際產量相比，誤差大的共有三處：1958年，1959年和1961年；都是算出產量低，而實際產量高，表明部分糧食減產得到了抵禦和挽回。

解釋這一點是很有意思的。1958年的算出產量偏低，是由於年景差於上年，而這一年成立了人民公社；1959年低，是由於該年的受災程度又比 1958年激增；至於1961年的低，是由於連續三年災害的累積打擊力度，通過受災面積總量以及糧價高騰反映到了糧食產量上所致。考慮到模型（３）反映的主要是近20年來分散經營制度之下、一個相對平庸時代的規律；它無法反映出人的因素，特別是無法反映大躍進那個火紅的年代，在那樣的年代裡人們所煥發出來的前所未有的生產熱情和英雄主義、集體主義的力量。正是這樣的精神和力量變化成為物質，從而部分抵禦和挽回了本來難以避免的糧食損失。

有關“人禍”因素部分，陳東林先生認為，三年中多徵購的糧食應該加到三年的減產總數上去，換句話說，由於高出1957年的徵購水平進行高收購，減少了本應留在農村的糧食。這是從農村角度來考慮問題，應該說是對的。多收購的部分，按1957年17.4％和1958年20.9％的淨收購率來進行計算，分別是240.5億公斤和79.2億公斤。筆者認為，多收購的部分應以1958年為基準來考慮，主要因為1959年經過58年的大躍進，與57年的情況已經有很多不同：一是工業總產值在58年比57年增長54.8％的基礎上繼續躍進，增長了36.1％；二是吃供應糧的市鎮人口多了起來，增加了1.8個百分點；三是由於農業受災，省間差額調撥量必然大大增加。考慮到這些客觀因素，應該說1959年的糧食淨收購率並不高。

此外，陳先生還認為如果遵循“災年少征”的原則，三年期間的淨徵購率還應該再低，分別降到15.3%、12.88%、13.2%。這在道理上是對的。筆者不能苟同的是，即使只保證全國人民吃飯（假定不進口糧食並使其他行業癱瘓），淨徵購率也有其最低的下限，這就是市鎮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三年分別是18.4％，19.7％和19.3％。因此，陳先生按“災年少征”原則算出的那部分“人禍”（三年共計402.7億公斤）在實際上是很難成立的。有關“高徵購”的問題，筆者在後面還要詳細談到。

綜上，我們利用國家計委農經司和國家統計局提供的回歸估計模型，結合三年期間我國農業生產的主要條件和逐年的變化，得出了三年期間由特大自然災害所造成的糧食減產在總糧食減產中占九成的結果。根據這個結果，筆者得出初步的結論：在造成三年經濟困難的各因素中，“天災”因素占九成，其餘一成為“人禍”因素。在下一節中，筆者將考察另一種完全不同類型的、也是由農業專家所提供的方法，來與本節的結果作對照，以提高結論的置信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