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表明，從革命時期，到建設年代，毛澤東均以以高度的普朴、真誠，相信並發揮人民群眾的創造歷史的作用。毛澤東有時甚至表述這樣的意思：共產黨人，搞社會主義，不發動群眾，害怕群眾，沒有道理。

早在革命勝利前夕，毛澤東的西柏坡對策就明確了這一點。

黃炎培先生講：“我生六十餘年，耳聞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期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史長久，自然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而它的擴大，有的處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利慾所驅使，強於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愈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弱了。一部分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對此，53歲的毛澤東回答到：“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而現在，我們仍會聽到一些知識精英，有這樣的一種自以為是的議論（這種議論仍屬極少）：毛澤東雖在主觀上不想象封建帝王那樣,奪權靠民眾,掌權靠自己獨裁，但由於人心趨利，本質如此，自古使然，故而，建國後他也不得不當起“宙斯”，支配和“運動”起民眾來。西方的一些政客更是“以己之心度毛澤東之腹”，認為毛澤東一切“相信和依靠人民群眾”的說教，不過是一種謀權伎倆，不過是儒家學者、政治家“民為貴”的取心奪權戰略……

庸人諷賢,愚者斥聰、桀犬吠堯,這毫不奇怪。今天看來，這一切，歸根到底只能從反面，證明出毛澤東對人民的拳拳之心。

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出發：歷史的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資本主義作出了最為偉大的貢獻是，建構了——以三權分立為主要特徵的一整套的管理、監督、制約機制。但由於受私有制和剝削“規定”，這種監督、制約，最終還是成了剝削階級的無數的“暗箱操作”，它除了維護私有制和剝削功能外，社會性的淨化作用仍是寥寥。

監於這一點，無產階級、共產黨人，——尤其是毛澤東，在“一黨領導”的政權鞏固的創新過程中，不得不倚靠人民，——實踐他的西柏坡對策，以此來完成權力的監督。毛澤東的方法就是定期地發動群眾，讓群眾幫助管理者“剃頭、洗澡”，使之乾乾淨淨。

無產階級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人民是歷史創造者”觀點的階級，也是真心實意依靠人民的階級。無產階級深深懂得，歷史把人民推上主人地位，不是純自然的過程，必須依靠人民“不相信神仙、皇帝和任何救世主”，從而進行長期的不懈的“自己解放自己”的戰鬥。

從理論上說，毛澤東的思路具有嚴密的邏輯性。毛澤東曾通過戰爭來說明這一問題：無產階級的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推廣開來即是說，全部無產階級的事業是人民事業，只有依靠人民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建立自己的主人寶座。（所以，動力之本在於人民群眾。完全可以說，即使和馬恩列斯比較，毛澤東的民本思想也是最豐富、最全面和最有中國特色的。）

無疑，在現實中存在這樣的非順直性：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人民的當家作主,有時還不是自身直接來完成和向前發展，而是通過其先進分子、精英來代表、帶領和推動的。有時甚至是在一定程度的“被動”中,被“運動”向主人寶座的(這有點象雛鷹的自由飛翔，第一次展翅的衝動是因為被老鷹叼出窩巢)。並且，有時表現為非如此就不可能使廣大人民群眾真正走向主人寶座的情形。

這表現為群眾一方面是當家作主的，另一方面又接受自己隊伍中先進分子的帶領；人民是社會發展的直接而又根本的動力，而這種動力的實現又由其代表者管理和引導。今天的中國,它即表現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一切,代表和帶領人民。在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理論中有很多內容是論述這一歷史狀況的必然性和科學性的。毛澤東認為，無產階級政黨由人民中的先進分子組成，她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只要她不喪失階級本質）正好體現人民群眾創造歷史、是歷史發展動力──這一根本規律。他說過：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人民給的，我們代表了人民群眾，打倒了人民的敵人，人民就擁護我們。他還常常表述：只要我們共產黨代表人民，一刻也不脫離群眾，我們便也是人民中的分子，我們的事業即一定會勝利。

毛澤東的突破在於，看清歷史在有條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業，在有步驟地經過“滌罪所”時的痛苦和可能反覆，從而體現歷史運動辯證法，尋求把黨的領導和人民監督兩者結合起來的機制，從根本上保證人民創造歷史這一動力的運作。

從理論上說，不但東方社會主義，而且就連西方資本主義，都認識到“不受監督和制約的權力具有最大的腐蝕性”的道理。馬恩和列寧曾從國家學說和歷史運動的辯證法等方面論述了對社會主義領導者實行監督制約的重要性。以常理而論，毛澤東在這方面應倍受頌揚。但正確理論的產生是一個有反覆的歷史過程，正確理論轉化為正確的實踐還得有一個漫長的道路，毛澤東的創新性突破正處在這兩個過程的交接中，所以，毛澤東在這方面的突破性探索是十分艱苦的，人們對此評價也大有差異（這也是正常的）。

令人驚異的是：毛澤東個人對此有正確預見，有他自己一直認為“馬列被別人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的心理準備。就實而論，在中國，在世界，一切進行革命、改革性探索的人們,有這種精神準備是十分必要的。因為社會探索總會遭到一部分人反對（尤其開創性階段，遭反對通常最烈）。再者,探索者總會有這方面或那方面的缺憾、失誤和訛錯。

但必須正視，在毛澤東式的首創初舉的群眾運動式的監督中，——在前一個時代，由於沒有經驗，運動有時有點失控。不過，不可否認，這種監督，對社會管理層面的“淨化”效能，還是明顯的。今天，我們黨不妨沿順着毛澤東的這一創新型思路，進一步創新，使之法制化、秩序化和可控制化。

本網民想，胡主席的“乾乾淨淨做事”的要求，似可探索着從以上的方略中實現。更因為，我們今天的反腐，一直不甚理想。

原載：強國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