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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隻眼睛看毛澤東
送交者: 璇璣子 2008年03月26日14:55:23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最近在《牛津世界政治指南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Politics of the World) 上看到有關介紹毛澤東的章節,在如何評價毛澤東的問題上,其中有一些新的視角。本着不掩瑜,不飾非的態度,現將有關章節全文翻譯並附於下,以便我們能從另一個角度對毛澤東做一些觀察。文中提出一些觀點,尤其是將毛澤東看作是中國現代工業轉型和現代化的奠基人,為中國最終崛起成為世界強國奠定了一個長期發展進程這一點上,與目前中國的主流看法有較大的分歧。另外,通過對毛澤東時代工業發展的研究,文中指出,由1952-1976年的24年間,中國年平均工業增長率達11%,這從一個側面證明,認為毛澤東不懂經濟,毛時代的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指責多有不實。

不管該文觀點正確與否,僅供網友分析批判。


另一隻眼睛看毛澤東:《牛津世界政治指南 . 毛澤東》

翻譯:璇璣子


按照所有合理的歷史判斷標準衡量,毛澤東都應該是世界現代史中最重要的六位政治演員 中的一位,毛是現代革命最偉大最著名的領袖,在眾多的革命領導人中,他幾乎是唯一一位在後革命政權中掌握權力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的人,他開啟了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地上的現代工業轉型。肯定沒有誰能有這樣深刻的影響,無論是好是壞,毛澤東個人、他的權力、他的政策和他的思想影響了眾多人的生活。

毛澤東是富農的兒子,1893年12月26日出生於湖南省韶山村。在他的早期歲月里,古老的中國帝王體制迅速瓦解,激進的改革及革命運動在此時興起,新引進的西方思想及意識削弱了對傳統價值及信仰的熱情。雖然年輕的毛澤東精通古籍,並強烈地保留了某些傳統(尤其是史籍和詩詞),但他很快就加入了激進政治和打破陳規舊習的時代潮流,這股潮流在1911年推翻帝制的革命前後幾年橫掃中國的城市。1913-1918年期間,作為省會長沙的一名普通中學學生,毛熱情地吸收了廣泛的西方思想,他短暫擔任了一段時間的教師,並開始了作為政治組織者的終生職業。他組建了新民學會,這是眾多重要的地方組織中的一個,這些組織證明,它們對激進的1919年五四運動在政治及意識方面產生了作用。在長沙,毛接觸到了《新青年》雜誌,該份雜誌尤其受到西化影響,是新知識分子破除陳規舊習的雜誌,這些新知識分子塑造了一整代現代中國政治及知識分子領導人的思想。毛第一次在《新青年》發表文章是在1917年,題目為“體育之研究”,他在文章中將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與同樣強烈地排斥傳統文化結合在一起—— 文中對儒家文化將精神與體力勞動的分離進行了抨擊。這是一個將民族主義和破除文化陳規舊習結合在一起的獨特的中國式範例,它充分反映了這一時期激進的時代精神,也反映了毛主義視野的卓越特性。

1918年,毛澤東離開長沙前往北京,此後北京大學成為激進中國知識分子和政治活動的中心。在激進知識分子和他們活躍的學生追隨者的影響下,毛越來越多地參與政治活動,雖然他無法註冊為一名正式的學生,但他以助理管理員的身份在北京大學工作,並於1918-1919年期間,作為一個鬆散的馬克思理論學習小組的成員,第一次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理論。但毛並沒有立即信仰馬克思主義,他後來形容他當時的思想是西方自由主義、民主改革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或無政府主義“奇怪的混合體”。只是到了1919年夏天返回長沙後,在中國出現的日趨激烈和熾熱的民族主義潮流的影響下,毛才開始將注意力投向有關俄國革命的政治消息,以及隨之而來的屬於馬克思主義範疇的列寧主義觀點。

然而馬克思主義學派的影響在毛於1919-1920年期間的大量著作和熾熱的政治活動中並不明顯,相反,最為明顯的是強烈的民粹主義傾向,是對中國人民有組織的團結和潛在的內在革命的讚美,同時也對獨特的民族主義加以讚美,相信其具有優越的地方。雖然中國人民深受壓迫,“數千年”來處於弱勢,但毛在他這一時期的主要著作《民眾的大聯合》中提到,這一有歷史意義的落後積弱預示着將來巨大的政治優勢,他信心十足地寫到“蓄之既久,其發必速”。這些民粹主義風格的信仰成為毛主義思想的長期特徵,並深深地影響了毛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和理解。

根據毛澤東自己的說法,他真正開始信仰馬克思主義是在1920年夏天,是在上海與他的其中一位政治導師討論之後。後來他投身於組織活動,着手在他的出生地湖南組織一個礦工工會,並在韶山組建一個共產主義小組,這是這個國家不同地方的幾個此類地方小組中一個(包括在海外學習的中國學生之中),這些小組合併後成立了中國共產黨,毛是出席黨的建黨大會的十三位代表中的一人,這次大會於1921年七月在上海秘密召開。

在中國共產黨第一個以城市為基礎的歷史階段(1921-1927),尤其是在蘇聯式共產國家主義反軍閥聯盟期間 (1924━1927),毛的民粹主義傾向日益讓他離開城市,轉向鄉村,也使他由工人階級轉向農民。毛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第一個發現農民中的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國共產黨人,但他的確已經證明,他是最重要的一位。1925-1927年間,他將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對農村社會經濟狀況的調查,組織農會以及(在民族主義者的贊助下)對農民組織幹部的培訓之中。毛的民粹主義激情在這一時期快結束時他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報告》中得到最充分的體現,這一報告發表於1927年初,這也許是後來被稱為毛主義的最早期的體現,文中,年輕的毛讚美農民自發的反抗,他形容這股力量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毛不僅將農民看成中國革命的廣泛基礎,而且將農民看成是革命創造力的一切因素以及堅持傳統馬列主義的共產黨人的政治判斷標準,對毛來說,不是由黨來判斷農民的革命,而是由農民來判斷黨的革命的徹底性。由始至終,這份報告都以最非列寧主義的觀點強調農民本身正在進行的創造性的革命工作,並反對所有來自外部組織的干涉。

“湖南報告”是如此地與傳統的馬列主義的觀點相悖,無疑將會導致毛澤東被開除中國共產黨,為了避免這一報告對共產國家主義聯盟帶來破壞,僅僅在報告發表幾星期後,毛被逐離了共產黨。1927年4月初,蔣介石將他的軍隊用於消滅共產黨及共產黨以城市為基地的組織,少數在反革命大屠殺中倖存下來的人離開城市,到更偏遠的農村地區尋求避難。共產黨與城市工人階級之間的聯繫被切斷,這一狀態一直持續到1949年。革命在農村地區的出現使得毛在共產黨內取得支配地位,並使得毛主義成為占主導地位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1930年代中期,毛澤東成為黨的領導人,這是經歷了與一個莫斯科所支持的中國共產黨派別長期和殘酷鬥爭的結果,也是直接對斯大林的挑戰。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整個斯大林時代,毛是唯一一個,在沒有得到蘇聯獨裁者支持而成為共產黨領袖的領導人。中國共產黨實際上獨立於莫斯科之外的事實成為日後中蘇論戰的其中一個原因。在延安時代(1935-1945),共產黨在中國偏遠的西北地區建立了一個根據地,用以避開蔣介石國軍的圍剿—— 這成為中國共產黨革命歷史中具有光榮和決定性意義的時期—— 無疑,這是毛作為革命領袖及軍事戰略家最美好的時期。在毛的領導下,通過廣大的民族主義者與社會革命進程的結合,中國共產黨贏得了巨大的支持,尤其是在中國北方的農民當中,成為取得戰勝國家主義者最終勝利的基礎。在延安時期,馬列主義中國化的變體(被推崇為“毛澤東思想”)結晶形成一種正式的學說實體,這是一種以強大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以及唯意志推動為標誌的意識形態,它極大地修改了所繼承的馬列主義理論。的確,“毛主義”含蓄地為其本身做了定義,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主要前提,這一學說對於馬克思主義正統學派加以拒絕,馬克思主義正統學派認為,資本主義是必要的,是歷史發展的進步階段,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基本前提。因而,毛主義拒絕馬克思主義中工業無產階級是新型社會必要載體的信念,代之而將農民視為當代世界中真正引發革命的階級。再者,毛主義還修改馬克思主義關於創造現代歷史中城市與農村關係的概念,並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關於城市是社會歷史進步的源泉的設想加以拒絕。這反映出缺少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關於歷史發展客觀法則的信念,毛主義明確強調,在塑造現實社會中人的願望及其意識的作用。

毛澤東所領導的革命具有一些基本的理論及思想前提,通過運用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發揮農村地區農民的革命熱情,進而實現“包圍及奪取”城市。這一獨特的革命過程中,其領導人為一位公認的,當今具有半神話地位的毛澤東,其半神話地位在紅軍打敗了在數量上占絕對優勢的蔣介石的國軍後,於1949年達到頂峰—— 農民士兵以勝利者的姿態進入城市“解放”城市工人階級,這些城市工人階級由1927年以來就一直在政治上處於最為被動的地位。在這一勝利的基礎上,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在經歷了一個世紀的分裂和恥辱後得以統一。1949年,毛作為國家的解放者和社會主義的倡議者登上了天堂和平之門(天安門)。

正如主導創立新的共產黨國家,以農村為基地的革命歷史一樣,毛澤東在超過四分之一的世紀裡主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直到他1976年去世。中國後期湍急動盪的革命歷史不管是就其普遍模式和特殊事件上都是獨一無二的,而這段歷史的大部分都必須歸功於,或歸咎於毛澤東的領導。在世界歷史中,極少出現整個歷史階段是如此地深深烙上某一個人個性的例子。

在對毛時代(1949-1976)毛澤東思想及政策的研究中,存在幾個持久的課題。首先,這是一個由“不斷革命”的觀念賦予生命力的時代。儘管毛主義的不斷革命理論(後改為繼續革命) 直到1958年都沒有被明確地作為“毛澤東思想”的一部分,但其基本內容從一開始就已經得以體現—— 它是歷史中的一種躁動,面對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以資本主義為前提的假設時,它表現出一種矛盾的態度;它以最快的可能方式通過了馬克思所定義的歷史“階段”;它是一種熾熱的信仰,這一信仰表明,在正確的意識和精神下武裝起來的人民,可以根據自己的覺悟,不顧所處的物質環境,創造出社會現實,這的確成為一種將落後的優勢本身讚美為社會主義進步的趨勢。後一種觀念在毛對中國“一窮二白”這一所謂的長處的稱讚中得到充分的體現。

這一逃避歷史責任的烏托邦式的衝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短暫的“資產階級”或稱為“新民主主義”階段曾經出現,隨着宣布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這一歷史階段於1952年底基本結束。其後於1955-1956年期間,它又以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方式出現,前後用了一年多一點的時間完成這一過程。在1958-1960年災難性的大躍進運動中,情況最為不幸,這一烏托邦的理想預計,大眾經在精神上動員起來後,能夠在短短的幾十年內,同時實現中國的全面現代化並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

對列寧主義進行民粹主義式的修改是毛澤東後期革命理論和實踐的另一個特點,它的一個表現是存在於毛本人與中國共產黨的制度之間持續緊張的關係。這一緊張關係源自1927年的“湖南報告”,當時毛在廣大農民的革命自發性與保守的反對意識之間產生了尖銳的對立,政黨 (及知識分子) 試圖欺騙農民。1949年以後再次出現類似的對立,毛不願簡單地作為共產黨的主席,還希望成為與日益官僚化的黨的機構作鬥爭的人民意志的化身。這種存在於作為領袖的毛與他所領導的機構之間的緊張關繫於1955年7月浮現,毛越過黨的領導層的集體決定,直接號召“人民”加快農業合作化的速度。這一緊張關繫於1956-1957年的“百花”運動中也體現出來,毛鼓勵非黨派知識分子由外部向共產黨提出批評。到了文化大革命,這一緊張關係表現得最為尖銳,它由非凡的毛主義者號召群眾起來反對黨及其機構的權威開始(但沒有結束)。

也許,毛澤東革命後期最大的特點是他在歷史上少有的(雖然最後不成功),試圖使社會主義的目標與現代經濟的發展方式相一致。傳統的斯大林主義遭到了拋棄,傳統斯大林主義是由國家擁有生產資料達至快速工業化的混合體,它也許會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或多或少地自動保證社會主義處在較高的階段,並最終實現共產主義。毛強調,如果現代經濟的發展過程要取得社會主義成果,對人及其社會關係持續的社會主義轉變是一個根本。這一社會激進主義是可信的,但局部來講,對於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冒險,毛澤東必須對大量的人員死亡以及由這些事件引起的痛苦負有歷史的和道德的責任,然而,造成這些結果也許是無意的。但是,毛的社會激進主義也阻止了在中國後期革命中使斯大林主義全面制度化,一定意義上,使革命所承諾的,最終實現社會主義的目標得以繼續,這無疑保證了後期革命的秩序,為毛的繼承者,包括鄧小平在內,在制定新的發展道路上提供了極大的機動性。

對毛時代傳統的看法是,毛澤東為了“意識形態的純潔性”徒勞無益地犧牲了現代經濟發展,為追求某種社會主義烏托邦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然而有關這一時代的真實記錄表明,毛是一個比作為社會主義的建設者成功得多的現代經濟者。在整個1949-1976年的毛時代,中國從一個根本上的農業國轉變為一個相對的工業國,工業產值占生產總值的比率由30%增加到72%。由1952年(工業產量恢復到戰前的最高水平)到毛時代結束,中國工業的年平均增長率為11%,是這一時期任何一個主要國家中最高的增長率(包括發達及發展中國家)。的確,與德國、日本及蘇聯這三個被普遍認為是世界工業史上的主要後起之秀中,迄今為止最為成功的現代化例子同時期的工業化相比,毛主義式工業化的過程在許多方面還很粗糙。

毛時代的快速工業化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和社會成本,與其它後工業化的國家一樣,農民承擔了最大的成本。農業生產勉強與人口增長保持同步,1957年後城鄉的生活水平都出現極大停滯,原因是國家將大量的剩餘產品用於支持重工業的發展。儘管這一過程存在許多嚴重的,帶來不利影響的失誤、缺陷及不均衡等因素,然而未來的歷史學家將會以記載表明,毛時代是中國現代工業制度的奠基時代。

比作為一位現代主義者更具爭議的是毛作為社會主義社會創造者的名聲。在毛的理論和實踐中最明顯缺乏的是一項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這一原則認為,社會主義必須是一個由直接生產者本身民主地控製成果和勞動條件的體系。在毛主義的體系中,差別在於,勞動及其成果的控制被交到一個始終更大的官僚機構手中。毫無疑問,毛多次發起了反官僚主義運動,沒有理由懷疑他對官僚主義表示厭惡的真實性,但從這些運動來看,他一次又一次地並未能設計出實際可行的,通過廣泛的民主,對他不易把持的強大官僚體制進行監督的方法。雖然毛至少通過某些重要的措施結束了斯大林式的社會經濟發展策略,但在政治上,毛政權基本保持了斯大林式的官僚主義的作法,始終以斯大林模式壓制各種形式的知識分子和政治異見。因而毛時代在進步的社會經濟成就與退步的政治模式之間表現出極度的不協調,這一現象妨礙了中國社會任何真正的社會主義重組。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中,毛時代是一個在現代世界歷史中最為動盪的時代,它成為最具爭議的時代之一。當這一時代造成的政治激情消退後,大多數未來的歷史學家在評價毛澤東時,很可能會按照他在北京的繼任者目前對他在意識形態上的描述作出評價。首先,毛將會被作為現代中國最偉大的民族主義者受到讚美,作為革命領袖,面對一個經歷過一個世紀反覆的國內政治失敗及外來重大侵略的中國,他取得了使世界上這個人口最多的國家實現統一和獨立的不朽成就。毛也將被視為一個偉大的現代主義者,儘管在後期革命中出現巨大失誤,但他主導了世界上這個經濟最為落後國家的最早的現代化工業轉型,為中國最終成為世界上一個強大力量奠定了一個長期進程。基本上,毛澤東作為社會主義先驅的作用會較少引起的關注,這方面受到的質疑遠較他作為民族主義式的現代者留下的遺產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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