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回顧：朱鎔基支持外資併購被罵“賣國賊” 熱 薦 ★★★
改革回顧：朱鎔基支持外資併購被罵“賣國賊”
作者：吳曉波等 文章來源：烏有之鄉 點擊數：4171 更新時間：2008-2-16
改革回顧：朱鎔基支持外資併購被罵成是“賣國賊”
《1998闖地雷陣》(三)膠捲業身先士卒的國退民進
節選自吳曉波《激盪三十年》
在朱鎔基提出的施政承諾中，“用三年時間讓國有企業擺脫困境”是最讓人覺得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年，財政部的新聞發言人曾在一次情況通報中公布了一個讓人不無絕望的現實：國有企業不得不通過財務報表作假的方式來掩蓋現實的窘境。該部對100家重點國有企業1997年~1998年的年度會計報表進行了抽查，結果81％的企業存在資產不實和虛列利潤的情況。發言人沒有解釋為什麼會這樣，不過，所有的人都知道為什麼會這樣。然而，出乎所有觀察者意料的是，朱鎔基竟如期總現了他的承諾，他動用的辦法就是“改革、改組、改造和加強管理”，而實施的戰略就是堅決地“國退民進”。
最能體現朱鎔基“國退”決心的事例發生在中國的膠捲產業。
就在發表了“地雷陣”演講的5天后，朱鎔基簽署了一個看上去很瘋狂的計劃，中國政府同意全球膠捲業的老大美國柯達公司對中國膠捲工業實施全行業收購。根據協議，中國膠捲業的7個企業將全部與柯達建立合資企業，柯達承諾投入10億美元，並把世界一流的感光技術帶到中國，這個轟動了國際商業界的協議被稱為“98協議”。
柯達的計劃萌生於1994年。當年秋天，新上任的柯達總裁裴學德在杭州求見朱鎔基，第一次提出這個動議。當時的柯達正陷入空前的災難之中，這家因發明了感光乳劑而百年不衰的老牌公司受到了日本富士的強力衝擊。在歐美市場，柯達節節敗退，背負了超過100億美元的巨額債務。當裴學德上任的時候，他的新同事講了一個正在柯達流傳的黑色幽默：柯達與泰坦尼克號有何區別？答案是：泰坦尼克沉船的過程中有交響樂相伴。在中國市場上，柯達同樣是一個落後者，富士占據着70％以上的市場份額，如果通過常規的市場競爭，柯達幾無勝出的概率。
因此，當裴學德在風景秀麗的西子湖畔，突然對中方提出“全行業收購中國膠捲企業”的時候，在場的所有人都覺得荒誕不經，這是預先沒有討論過的話題，甚至連裴學德的高級隨從們都是第一次聽說。然而，只有朱鎔基不覺得異想天開，因為、在他的心裡，正盤算着另外一局棋。
如果說柯達的現狀是焦頭爛額的話，那麼，中國膠捲業則算得上是走投無路了。與家電、飲料等行業一樣，1978年之後的中國膠捲業改造也是從成套設備引進開始。從80年代初開始，各地政府爭相立項，相繼從柯達、富士和德國的愛克發引進了成套的彩色膠捲生產線，其中，廈門福達與柯達的引進項目投資15億元，汕頭公元與富士的項目費用更高達40億元。在短短10年內，中國建成了7家膠捲工廠，成為世界上擁有膠捲企業最多的國家。國營企業的所有痼疾都在膠捲業集中地暴露出來：巨額的重複投資，缺乏技術消化能力，市場競爭乏術，機制僵化而管理混亂。到1993年前後，國內膠捲企業全數虧損，行業總負債超過100億元。面對這樣的局面，連治亂高手朱鎔基都有點束手無策了。便是在這樣的時刻，同樣身處困境的裴學德指出了一條光明的道路。
裴學德的方案是誘人的：“在中國政府改革國有企業的過程中，柯達將帶來三樣東西，一個是技術，一個是世界級的管理，一個是至少10億美元的投資。”同時，裴學德的要求是排他性的：“我們請求不要允許任何國外的競爭對手進入中國，因為我們要重組現有的老企業，而他們卻可以從頭開始建造新的工廠。”
柯達的構想無比巧妙地契合了中國政府對國有企業改造乏術的現實，這讓朱鎔基在第一時間就下決心冒險一試。他當即同意了裴學德的動議，並承諾親自督辦此事。
柯達方案從一開始就面臨兩大障礙：一是國內膠捲企業的反彈，二是日本富士的抵制。
將一個重要的產業全數轉託於一家跨國企業，這在中國企業史上是一個聞所未聞的做法，且不說各企業早已有不同的合作夥伴，在利益上犬牙交錯，在市場上矛盾重重，其實這一動議本身，就意味着民族膠捲產業的全軍覆沒。1996年前後，國內本土企業勃然興起，振興民族工業的呼聲不絕於耳，柯達方案一時間面臨擱淺。1997年3月，中方提出新方案，只將負債最大的福達和公元兩廠拿出與柯達合資，並決心“集中精力支持河北樂凱的發展，使其具有競爭力。”
在這個過程中，朱鎔基始終是全行業購併的支持者，他甚至因此被人罵成是“賣國賊”。在一個視察場合，他說，“有人說，國有比重下降，私營比重上升，會不會把社會主義變了……關鍵在於經濟命脈，至於那些漢堡包、幾個膠捲、頭髮夾子，你搞幾個外資，有什麼關係呢？”他所謂的“幾個膠捲”，自然是針對柯達收購案而言的。
來自市場占領者日本富士的抵制則更是可想而知了，柯達動議明顯帶有行業壟斷的意味，一旦定案，便毋庸置疑地意味着富士從中國市場的出局。然而，讓人感到意外的是，它在中國竟找不到同情者。究其原因，則是因為多年的驕橫。當年，汕頭公元廠以40億元的巨資從富士引進設備，1993年前後，公元發生經營危機，時任廣東省省長朱森林帶着公元廠的管理層飛赴日本，希望獲得幫助。但是他們要會面富士領導層的要求竟然遭到拒絕，日本人認為，公元危機是中國人的事，跟他們沒有關係，朱森林一行在東京乾等數日，結果是雙手空空，悻悻而回。這個“拒見事件” 很快在中國政界和企業界流傳開來，讓不少人咬牙切齒。因此，當富士試圖抵制柯達案的時候，竟很難找到願意為之出面的有力人士。①富士之後在中國的表現可以用一瀉千里來形容，它在中國的市場份額被逐年蠶食。2002年，《中國經營報》披露，富士涉嫌大規模膠捲走私，有相當部分甚至與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主犯賴昌星有關。富士對此沉默應對。同年11月，國家經貿委下發文件，認定由富士參股的珠海真科感光材料製作有限公司“未經審批和備案”，被勒令停產。至此，富士在中國的產銷渠道均遭遏制。
1998年3月23日，裴學德在羅切斯特柯達總部宣布，柯達以10億美元收購中國膠捲全行業的協議定局，華爾街的柯達股票應聲大漲。在朱鎔基的全力支持下，北京專門成立中央協調小組，由“兩委三部”——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化工部、輕工部和外經貿部組成，吳邦國副總理任協調小組組長，國家經貿委副主任李榮融具體協調。
在後來的5年裡，柯達對收入囊中的企業進行了大手術。它對公元、福達和無錫阿爾梅三廠相繼投入上億美元進行改造，使之成為柯達的全球製造基地，對挽救無望的上海感光、天津感光和遼源膠片三廠則進行經濟補償，將之關停並轉，三廠員工都按工齡長短獲得了相應的安置費用——按工齡長短計算職工的遣散補償，是當時流行的做法，一般是每年工齡獲得的補償為500元~2 000元不等，據《跨越——柯達在中國》一書作者袁衛東(博客)的調查，被遣散的一千多名上海感光廠職工獲得的最高安置費為7萬元。
在朱鎔基看來，柯達的表現是讓他滿意的，因為它解決了國有企業改造的兩大難題，即“錢從哪裡來，人往哪裡去”。尤其是後者。1999年4月13日，朱鎔基訪美期間，在紐約美中貿易委員會的晚宴上說到，“我可以告訴大家一個故事，就是當年我會見柯達公司的裴學德，請他的柯達公司到中國來合作的時候，我曾經被人稱為賣國賊。但是，經過這兩年柯達進入中國大量投資，促進了中國膠片工業發展，因此，那位叫我賣國賊的人已經在最近對我講，他以前錯了……我認為這種讓步，對於中美兩國都是有利的。”2002年，時任國家經貿委主任李榮融在接受美國《商業周刊》採訪時稱，“我有兩個成功的案例。一是柯達公司重組我們的影像行業，這是一個雙贏的案例，第二個例子是尼桑與 東風汽車的全面合作。重組給我們最大的啟示，就是下決心推進這樣的重組。”
中國政府與柯達的“98協議”，在2003年完成收官之筆。10月，柯達與一直以來對購併最為抵制的河北樂凱公司簽約，以總值1億美元的現金、設備和技術，換取樂凱20％的股份。至此，中國膠捲工業的7家企業全數與柯達合資。在全球市場上，被富士打得暈頭轉向的“黃色巨人”終於在中國找回了尊嚴。到2005年前後，柯達每年60億美元的全球採購，有1/6來自中國，95％以上的柯達數碼相機在中國生產。柯達還把全國9 200多家彩沖店中的2 000家改造成為數碼影像店，打造了一張無比龐大的數碼彩擴網絡，把中國市場變成了柯達的全球第二大市場。
在30年的中國企業史中，由一家跨國公司對一個重要產業進行全行業性的購併，僅此一例。在1998年，面對局勢委靡的國有企業改造，朱鎔基簽下與柯達公司的合作協議，無疑是一個鋌而走險的大手筆。
附件一：
必須牢牢掌握對外開放的主動權
2007年12月25日 世界知識
江涌
2007年10月30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的文章，即《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以學習與貫徹十七大精神。文章在第三部分的結尾強調，“對外開放越擴大，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經貿利益的問題就越突出。必須始終牢牢掌握對外開放的主動權，善於在國內國際形勢的相互聯繫中把握髮展方向，在國內國際條件的相互轉化中用好發展機遇，在國內國際資源的優勢互補中創造發展條件。要適應開放型經濟的要求，建立統籌內外經濟的調控和應對機制，更好地處理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的關係，把握關鍵領域和敏感行業對外資開放的程度，防範國際經濟風險，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曾副總理的文章清楚表明：中國經濟安全態勢隨着對外開放不斷擴大越發嚴峻，其中對外開放的主動權逐漸旁落，已是國家經濟安全問題的重中之重。
中國發展的指導方針遭遇挑戰
國家經濟安全不僅集中體現在一國國民的文化素質和安全意識、企業與行業的競爭力，而且更重要的反映在政府的宏觀調控與治理能力。在發展中國家與新興市場，由於市場體系不完善，市場機制不健全，國民素質和意識、企業與行業的競爭力尚處於成長期，政府的宏觀調控與治理能力尤為重要。而政府進行有效調控與治理的前提是獨立自主決策，自主決策同時也國家獨立、民族自決的必然要求。因此，自主決策成為國家經濟安全的核心。
新中國建立後，第一代領導人根據中國的歷史與國情，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發展民族經濟、實現國家富強的道路。1959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關係中若干問題的指示》提出，我們不僅要建立一個獨立的完整的現代化的經濟體系，而且要建立一個獨立的完整的現代化的國防工業體系。正是因為我們建立了一個獨立的完整的現代化的經濟體系，這不僅使中國堂堂正正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且為後來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2007年1月7日，英國《觀察家報》刊登文章，介紹了著名學者威爾•赫頓的新著——《不祥之兆：21世紀的中國和西方》。一般學者認為，中國過去30年非凡的經濟成就是自由市場的勝利；而赫頓新著闡明，中國的成功是建立在毛澤東奠定的基礎之上。
近30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取得非凡的經濟成就的同時，也使當今中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與風險，十七大報告對挑戰與風險給了全面陳述。更值得注意的是，隨着市場經濟的擴展與深化，各類利益集團逐漸生成，利益集團通過各類代言人與代理人對相關政府與人大部門的滲透，對政府的決策乃至國家的立法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改革開放之初，我們是根據本國的國情，有步驟、有秩序推進開放，在實踐中“摸着石頭過河”，而且改革開放成效的衡量標準明確，那就是“三個有利於”。如今，我們的開放早已偏離了“獨立自主”的方針，開放政策與進程不是出於增進自身利益的動力，而是解決一個又一個摩擦的境外壓力，或是在利益集團影響與誘導下被動開放。正因如此，新開放政策帶來的實踐效果越來越背離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競爭力的初衷，開放收益越來越遠離人民大眾，開放成本越來越集中到弱勢群體身上。這表明我們正在喪失對外開放的主動權。
對外開放主動權受到侵蝕
隨着利益多元化，中國境內的利益集團也形形色色。但是，由於天然基礎不同，成長條件制約，利益集團在中國的發展存在嚴重不均衡。強的超強，弱的過弱。當今，最為突出的有三大利益集團，一是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境外利益集團，包括在華的各類代言與代理人；二是以國有壟斷企業為代表的國有壟斷集團；三是在房地產、信息業等領域迅速成長的民營利益集團。在本人看來，國有壟斷集團與民營利益集團的博弈是兄弟之爭，利益分配依舊在家中進行。但是，境外利益集團則不然，他們給我們創造了好看的GDP，卻拿走了關鍵的利潤，留下的是資源與環境災難。很清楚，他們是有利爭搶而有難決不會同當的過客。在西方國家，對利益集團尤其是境外利益集團的境內活動都有明確的法律限定。但是，在中國，相關制約與監管長期失缺，導致境外利益集團已經與中國一些政府部門、團體與個人的利益緊密交融，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地影響中國政府的重大決策。概括起來主要通過以下途徑：
一是掌握話語權。跨國資本利用在華獲得的豐厚利潤，自己培育擁有分析師，或高薪聘請優秀華人學者，通過境內外媒體刻意包裝、打造，提供各類活動舞台，提高其知名度、美譽度，成為行業精英，擁有越來越大的話語權；或聘請一些部門領導與高級職員做諮詢師，或將相關課題並配以豐厚的課題經費，給予各大部委研究機構與學者等途徑，影響我行業乃至宏觀經濟決策。後者則投桃報李，為跨國資本積極代言。如“以境內經濟代替民族經濟”（即凡是在中國境內的都是中國經濟），“以外資企業接管民族企業可以實現經濟穩定、持續、健康發展”等早已被拉美國家證明為十分荒唐的觀點在中國卻大行其道。近年來，以市場化、國際化為導向的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股權分置、引進戰略投資者，一方面使中國的巨額財富加速外流，另一方面使得國企逐步淪為外企併購的對象。
二是直接遊說。跨國資本不僅憑藉其強大的經濟實力，而且還恰當利用各方人脈，進行強力公關。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總管熟諳中國政治運行之道，想方設法接近與拜會我政府與國家領導人，進行政策遊說，中國很多政策與規定因此而被突破；即便不能成功遊說，但與高層近距離接觸，最次也可作炫耀的資本，為商業活動鋪路。為擊敗競爭對手法國興業銀行對廣東發展銀行的併購，花旗銀行請出與中國關係良好的美國前總統喬治•布什給中國外交部寫信，“以個人名義力諫中國政府支持美國公司對廣東發展銀行的收購努力”，並稱“這將有利於中國及中美關係的全面發展”。花旗因此不僅名義持有廣發20%的股份，實際已經控股，而且還贏得廣發的經營管理權。
三是進行誘導。近年來，隨着國內黨政幹部出國（境）學習培訓的熱潮興起，跨國資本紛紛展開活動，競相出資出力，使相關黨政幹部進入本國學習培訓，以圖在中國的政治明星中培育起親善本國的政治力量。為強化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直銷市場地位，美國安利公司對中國相關政府部門以及高級官員進行集體公關，為清華大學的“中國公共管理高級培訓班”每期贊助數百萬計美元，到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進修。福特基金會每年在華開展上數十個資助項目，很多項目是面向學者與官員的，由此不僅能得到相關信息，而且藉機施加政治影響，推廣美國的民主價值觀與治國理念。美國正是通過香港新世界組織大陸高官赴美培訓而積極開展政策引導、思想滲透工作，“港股直通車”就是通過這個途徑兜售給中國的。
四是直接施壓。全球化並沒有模糊國家的經濟邊界，跨國資本利益與母國的國家利益有着越來越多的交集，跨國公司的國際競爭力清晰地代表着母國的經濟擴張力與控制力。當東道國難以滿足跨國資本利益時，跨國資本便會通過母國政府向東道國施加壓力。隨着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中國資本市場巨大發展空間潛藏着豐厚的獲利機會。本來，中國已經按照“入世”承諾的開放要求向跨國金融資本開放金融市場，而且一些開放已經超出了承諾範圍。但是，跨國金融資本求利心切，近年來，不斷通過母國向中國施加越來越大的市場開放壓力。由此，一些西方國家藉機生事，製造一系列摩擦。一年一度的中美經濟“戰略對話”，早就被明眼人笑談為“戰術訓話”，宣揚什麼對話重點着眼於兩國長期性、戰略性、宏觀性的經濟問題，那只是中方的一相情願。來日無多的布什政府以及保爾森財長，目的很明確，就是要為美國的金融資本與金融寡頭在中國爭取最大的金融利益，一切經貿摩擦只是“敲門磚”而已。
以跨國企業為代表的境外利益集團不僅越來越深地影響中國政府的重大決策，而且還積極介入中國法制化進程，越來越多地影響中國立法、執法，使其在華利益（包括不當利益）法定化。
2005年7月，在中國郵政法重新修訂之際，已在中國國際快遞市場居於壟斷地位（份額達80％）的四大國際快遞公司德國敦豪（DHL）、美國聯合包裹（UPS）、美國聯邦快遞（FEDEX）、荷蘭天地快運（TNT）通過代言機構亞太國際速遞商協會（CAPEC）發表聲明，希望中國郵政改革能堅持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和政事分開，在快遞領域引入公平競爭機制。
2006年3月，全國人大法工委會向全社會徵求《勞動合同法（草案）》的修改意見，一些外企駐華代表機構（如中國歐盟商會、美國商會等）迅速行動，積極遊說。一些外企甚至以“撤資”相威脅以抵禦《勞動合同法》出台。
2006年8月，中國銀監會修訂《外資銀行管理條例》，跨國壟斷資本通過美國“金融服務論壇”呼籲美國政府抵制新《條例》，敦促美國財政部長、商務部長和貿易代表出面干涉。
跨國資本甚至還直接參與我法律起草。商務部在爭取到直銷法的部門立法權後，迅即就直銷立法與安利等外資直銷企業反覆溝通，甚至還請安利、雅芳等外商草擬直銷法。2005年《直銷管理條例》頒布，直銷市場正式開放後，近千家直銷企業只有13家獲得獲直銷牌照，其中外資企業就獨占了10家。業內專家認為，《直銷管理條例》完全是為外資量身打造的。
主動權受侵蝕的嚴重後果
正是因為中國的自主決策受到了嚴重侵蝕，所以中國的宏觀經濟狀況（尤其是外貿與金融領域的紛亂狀況）日益令人堪憂。對外開放主動權的旁落，戰術與戰略的誤導，已經給中國社會經濟造成了一系列惡果。
迷信外貿拉動“GDP增長”，迷信外匯儲備的“戰略價值”，不惜資源、環境與勞動者的生命健康等代價進行出口與創匯，實際換回的是國外印刷的紙張，如今貨幣電子化，換回的只是些電子符號。一方面，外匯儲備倚重美元，美元大幅貶值，導致外匯儲備實際價值大量縮水；另一方面，導致中國對國際市場的嚴重依賴，與主要貿易夥伴的摩擦日益激烈，外經、外貿乃至外交受制於人。
中國儲蓄率居世界前列，中資銀行存差數萬億，但迷信外資為所謂“高功能貨幣”，即可以帶來先進的技術與管理、增加本土市場的競爭活力，從而長期給予各種優惠吸引外資。由此，導致外資對內資日益嚴重的替代與排擠，流動性嚴重過剩，國民經濟嚴重扭曲，金融泡沫日趨嚴重，失業率居高不下。
迷信“以市場換技術”的偏方，迷信“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理念，滿足引進“適用”技術，放棄自主研發，最終導致“賠了夫人又折兵”，關鍵技術、高新技術沒換來，但市場丟了，原有技術與研究團隊沒了，“運十”飛機、汽車行業等悲劇一再發生，自主創新之路異常艱難曲折。
自輕自暴自棄，迷信“外來和尚念好經”，迷信人家所標榜的獨立、公正與科學，會帶來先進的管理經驗。證監會頒布一紙文書，要求上市公司融資時，財務報告必須由國際會計師事務所進行“補充審計”，四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由此迅速占領並控制了我國審計高端市場。同樣是在提高我們管理經驗的口號下，商務部不僅認同家樂福、沃爾馬等外資零售企業主導了中國大城市的商業零售，而且還坐視這些外資企業向中小城市進軍。
政府的聲譽、公信力因此不斷受損。為抑制房地產市場泡沫膨脹，自2004年開始，中央政府實施以緊縮銀根與地根為主的宏觀調控。但是，外資機構憑藉其強大的經濟實力，以及獨特與優越法人的地位，向本土房地產公司提供包括融資在內的各類金融服務。高盛、花旗、華平投資、凱德置地等國際頂級公司，直接或間接進入內地的房地產市場，中國房地產價格由此居高不下且不斷上漲，宏觀調控政策因此落空，嚴重損傷中國政府的威信。深入透視此輪宏觀調控之所以成效不彰（說白了就是失敗了），主要原因一方面在於調控作用的對象可以獲取與依賴境外資源，因此可以無視乃至蔑視中央政策，另一方面調控政策在利益集團的影響下，已經無多大科學性可言。如今，在中國的金融市場，摩根士丹利與高盛等外資金融機構的報告比我們相關監管機構的報告更有影響力，金融大鱷羅傑斯的講話比我們政府總理的講話更能調動投資者的情緒。
中國正在陷入增長快速、發展遲緩、矛盾凸顯的困境。改革開放近30年來，中國創造了驕人的經濟增長的成績，國家綜合力量有了顯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顯改善。但是，近年來，經濟的快速增長，沒有帶來財富的同比例增長，沒有帶來就業的同比例增長，沒有帶來人們的幸福指數的同比例增長，沒有帶來民族企業國際競爭力的同比例增長，沒有帶來政府對宏觀經濟調控與治理能力的同比例增長。後者不僅沒有同比例增長，反而態勢在不斷惡化。在靚麗的經濟數字背後，是外資對中國市場的占有與控制的比例不斷提高、金融風險急速上升、資源環境迅速惡化、普通勞動者的生命健康犧牲嚴重以及兩極分化日趨擴大，不和諧因素已經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如果不採取有力措施，中國勢必會落入境外利益集團及其代言人、代理人在拉美造成的“增長而不發展”的困境。因此，“必須始終牢牢掌握對外開放的主動權”，這是防範國際經濟風險的必然選擇，是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必然選擇。
附件2：高梁：外資對我國企業兼併控制情況的資料
/Article/Class16/200706/203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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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人 評論內容 評論時間 打分
【古鏡】 朱鎔基貪的有點太過分了。 2008-3-14 20:10:33 3分
【p-n結】 ‘……廈門福達與柯達的引進項目投資15億元，汕頭公元與富士的項目費用更高達40億元……到1993年前後，國內膠捲企業全數虧損，行業總負債超過100億元’
----“廈門‘引進15億’+‘汕頭40億’”：至少有55億‘交學費’了
‘面對這樣的局面，連治亂高手朱鎔基都有點束手無策……’
----‘治亂高手’：(勞力者制於人/勞心者制人)????.慷國家之慨‘交學費’，出了亂子、沒辦法收拾了則利用朱溶基的‘治亂本領’作‘擋箭牌’(‘擺平一切’)
----按照當時中國膠捲企業的處境，朱溶基當時的努力似乎也大致上無可厚非等(但仍然不排除替別人‘背黑鍋’之可能性，要不然如今其也用不着在網友面前背負那麼多‘罵名’)
----利用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至少還符合‘瀏陽河’(堅守/堅持)社會主義(底線)的立場和態度(1997金融危機後堅持確保人民幣不貶值大致上仍然是為國家大局着想)
2008-2-18 0:37:28 3分
【宗隗】 先搞垮國營企業,再來個整體爆破. 2008-2-17 22:28:18 3分
【紅楓樹】 朱就是賣國賊！ 2008-2-17 13:58:52 3分
【紅楓樹】 朱某人,恨不得吃你的肉！ 2008-2-16 23:46:59 3分
【古鏡】 陳良宇與朱鎔基的區別，
陳良宇貪的是“社保金”，朱鎔基貪的是“勞保金”。一字之差。
陳良宇用房搶錢，朱鎔基直接盜搶住房款。手段之差。
陳良宇盜了3000萬，朱鎔基盜了數萬億。數字之差。
陳良宇無權讓“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朱盜基能夠讓“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權力之差。
2008-2-16 23:23:18 3分
【adsl90】 胡鬧巴西都的豬！ 2008-2-16 23:08:48 3分
【天才】 分明是叛國 2008-2-16 16:18:45 3分
【GGhask】 到現在居然還有人為朱某人的賤賣國企叫好，難道不知道三千萬老工人都想生啖其肉嗎？
KODAK再好也是給美國人攫取利益的跨國資本家，在“精英”的眼裡，美國人和日本人的大腿總要抱住一條，在他們的字典里是沒有“自力更生”這個詞的。
2008-2-16 14:53:06 1分
【古鏡】 朱鎔基這些做法，目的都是為了最終能夠順利的實施“盜搶國民保險金和住房款案”。 2008-2-16 12:57:45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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