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沒有號召打砸搶，毛澤東卻號召了文革暴力

馬悲鳴

達賴喇嘛不是所謂的“達賴集團”成員。毛澤東才是“毛周小集團”成員。什麼是“毛周小集團”？

就是中共最大的，也幾乎是唯一的反黨集團。其成員首腦便是毛澤東和周恩來，把幾乎全部戰爭年代參加進來的共產黨老幹部整了個不亦樂乎，連康生、張春橋和江青同志都遭到了清算，唯獨毛周兩人例外。既然他們兩人與全黨為敵，自然是反黨小集團。

這“毛周小集團”是“林老學（指活學活用）”和“伯達同志”都倒了台以後，一家國內地下廣播站，“中國人民解放軍廣播電台”發表評論時的用語，自然指的就是毛澤東、周恩來小集團，被我在無線電干擾覆蓋不了的上山下鄉之地收聽到，都是字正腔圓的京片子。

伊斯蘭教最有名的祈禱辭開篇第一句是∶“安拉是唯一的主宰，穆哈默德是他忠實的使徒。”

“毛周小集團”也是如此∶“毛澤東是唯一的主宰。周恩來是他忠實的使徒。”

最近西藏拉薩又暴發了打砸搶暴力事件。中共不但將境外組織者說成是達賴叛國集團，而且直指達賴本人。達賴喇嘛百口莫辯。

達賴喇嘛在藏人心目中受崇拜的地位有如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一樣，是無從挑戰的，故兩人都不會因自己的地位不穩而發動權力鬥爭。兩人的不同僅在於一個是有性繁殖，另一個是無性繁殖。就和天皇不參與日本國會和內閣的選舉、成員任命和執政一樣，達賴喇嘛也不會參與西藏流亡政府的這些工作。

達賴喇嘛不具體管理西藏流亡政府的工作，也不對西藏流亡政府的行為（包括組織打砸搶）負責，就如天皇不干涉日本政府的工作，也不應對日本政府（包括軍部）的行為後果負責。但天皇還是在日本戰敗之際，挺身而出，替日本政府和人民承擔了責任。他在迎接美國占領軍司令麥克阿瑟時說的第一句話便是∶“我是日本天皇，我對日本人民的戰爭責任負總責。”

僅此一句，便感動了占領軍司令，而導致麥克阿瑟修改了占領計劃，沒有廢除日本的天皇制度。

毛澤東則不然。他不但直接參與黨中央工作，而且黨中央以及中國政府的工作幾乎全都是在推行毛澤東思想，也就是推行毛澤東本人的個人意志。故他理應為他所發動的一切政治運動的後果負總責，可他從來不負，到死連一句道歉的話都沒有。

更何況毛的權力是打下來的。彼可取而代之。故毛隨時都有權力地位不穩的危機感，隨時提防周圍同事，故權力鬥爭不斷。

現在中國政府一再指責達賴喇嘛策動了拉薩打砸搶事件，可至今拿不出直接的證據。但毛澤東發動文革導致廣泛的打砸搶卻有記錄在案。

其中之一便是「八一八」在天安門接見百萬紅衛兵小將時，問到給他戴紅衛兵黑字袖章的宋彬彬的名字。當問明是“彬彬有禮”的“彬彬”兩字時，半開玩笑地說了三個字∶“要武嘛。”

第二天《光明日報》發表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要武嘛”給刊登了出來，導致後來愈演愈烈的打砸搶風潮，蔓延十年，死人一百七、八十萬，卻從未聽說這些打砸搶分子和致人死命的兇手因此而受到刑事追究，連確認被群毆暴打致死的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事件至今也不被中國法院受理。那可比這次拉薩打砸搶燒死的人慘多了，那可是活活打死的呀！

四十年後，當年親自給偉大領袖戴上紅衛兵袖章的宋彬彬本人在卡瑪的電影《八九點鐘的太陽》裡當着鏡頭澄清，她當年並未改名“宋要武”，也從來不曾寫過《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事先也從無人知會她會有一篇文章要以她的名義發表。她本人與全國讀者一樣，也是在《光明日報》發表了該文以後才知道的。

由此可見，該策動全國文革“要武嘛”的黨報文章是出自高層之手。按照目前中國政府給達賴喇嘛扣帽子的這種邏輯，文革打砸搶死人事件的總幕後策劃者是毛周小集團控制的黨中央，其直接的號召者正是毛澤東本人。

按照目前中國政府制裁西藏打砸搶刑事犯罪的辦法，應該徹底追查一切文革打砸搶以及武鬥和私設公堂逼死人命的參與者，從速從嚴地將這些不法分子捉拿歸案，繩之以法，重價賠償一切文革受難者，還全天下一個公道。

現在海外最著名的文革打砸搶分子是鄭義和王希哲。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四十多年來多次上法庭起訴，卻被以追溯期已過而不予立案。根據我自己的經驗，直到1984年我去國以前，文革死難者從無司法追究。許多平反者遺屬提出的刑事起訴都以“文革的事按政策辦，法院不受理”為名拒絕。逾期是政府製造的，並非受害者家屬拖延起訴，責任自然在政府。

美國二戰時期間出於安全考慮，把所有日裔都關進了集中營，尚且無人權迫害。四十多年後在老布什任內獲得政府的賠償和總統簽名的道歉信。加拿大歧視性地徵收華人人頭稅，直到八十年後的今天，也得到了政府的道歉賠償。旅居加拿大的納粹戰犯直到戰後六十年的今天仍被捉拿歸案。

這種大規模的人權迫害案永無逾期可言。這是文明國家的公道。而共產黨中國沒有，也不懂什麼是文明，更無公道可言。

這就是中國與文明世界的區別。今日中國，從執政黨的政府到平民，與拉薩「三一四」打砸搶暴徒的野蠻愚昧程度差別不大。

22008年3月30日滿山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