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28日

《關於…..看法》這篇文章不僅僅是回答網友的問題，而是網友的問題使我認識到我們對西藏問題可能存在着很大的誤解，所以不揣冒漏寫了一篇看法。

由於大家好像都沒認真看文章內容，所以在這裡我自己做一個歸納：

一、西藏自古不是一個統一國家、沒有統一的政令：

這是我們第一個要搞清的事實，這個事實搞清了我們與藏民流亡集團或者達賴談判就有了重要的依據。

1、既然沒有形成過統一的國家、沒有統一的政令，那麼現在與中國政府談判的對手所要求的獨立也好、高度自治也好，是以什麼身份地位、要求的哪一部分、那個時期的管理權呢？

西藏近代葛廈政權的管理權限僅限於拉薩地區，前藏的教化屬於扎什倫布的班禪，當地土司宗奉班禪。葛廈政權若欲在前藏有所操作首先需要通過達賴會商班禪。達賴、班禪同意，才經由班禪知會當地土司，當地土司因遵奉班禪故才會理會葛廈政權。

其他地區也是如此。

比如後藏的熱振活佛、昌都的阿沛阿旺晉美、西康的諾那活佛、德格的宗薩活佛等。

各地的大活佛都有自己歷朝封給的領地、領戶，這些地域和人口只歸各大活佛的拉章管轄，而不歸葛廈政權管轄。

非活佛領地、領戶也各有其土司管理，各土司也皆是漢地中央政府所封，在未被削封之前，歷代世襲，與西藏葛廈政權毫無關係。

無論是活佛的封位還是土司的封位，只有中央政府有權建立和廢除，葛廈政權沒有權力干涉。

在封位問題上因地域、人口、財產發生爭執，最高解決權限在漢地中央政府。因一切封位皆出自漢地中央政府。故九世班禪與葛廈政府發生衝突時，班禪只能到漢地中央政府求助。

因此，在對西藏整個地區的政治權利要求上，沒有任何一個代表有正當的身份要求全部的統治權。因此，無論是大西藏還是小西藏，任何西藏勢力都是沒有正當理由要求的。

西藏權力的這種複雜運作關係不是筆者閉門造車而是走訪西藏調查的結論。

2、在談判中我們不能授予任何對手具有統領西藏政治權的地位。

一旦我們假定對手有這樣的權利，那麼我們等於承認他過去曾經統領過西藏。這不僅與歷史事實不符，也會使我們自己處於十分不力的地位，談判就變成了我們給他多少統領西藏政治權力的問題。

因此，與西藏流亡藏民的政治談判應把重點放在談判者身份和歷史權力的界定。這個如果不能談清一切免談。

即使這個問題談清了、確實了也不能把西藏的政權和教權一併送予，教權依然要與僧侶談，保留給僧侶。作到以教權化政權、以政權輔教權的目的。而政權和教權的封、廢、予、奪都操在中央政府的運用。

元明清三朝成功駕馭西藏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把西藏教權和政權分開的舉措。

在地域和人口上，教權和政權分領；在政令上由土司領有，在教令上由僧侶活佛領有。這種四重製衡制度從元明清貫徹始終，無不延續。

歷代叛亂的活佛、土司中央政府首先進行文討，然後進行武征，西藏僧俗兩界無不擁護。

二、達賴始終是精神領袖、不是政治元首

佛教的政教關係始終是政權和教權分離的。

釋迦牟尼佛要麼做佛、要麼做轉輪王，二者不可得兼。

佛陀如此，緣覺佛也是如此。

很多緣覺佛未出家前，都是轉輪王，當他希望成為緣覺佛時，必須棄位出家。

上述原理，梁武帝堅持得很好，要出家必須舍王位。

佛法規定教權和政權必須分開，政教分離是佛教的重要原則。

不僅佛教三藏是這樣規定的，黃教宗大師也是這樣建立的規定，任何宗大師的論著都沒有開許僧人可以兼做君王。

反之任何欲做君王的僧人必須開除教籍，脫去僧衣還做俗人，以世法論處。
因此，不能把達賴乃至任何活佛當作政治首腦。教權再大、威望再高，始終是精神領袖。

因此，與達賴談判應根據佛法和教派的傳軌，只談教權、不談政權，任何政權談判都應依據佛理和教規予以駁回。

三、“西藏政教合一政權是極左的無知產物

把西藏古代政權定位為政教合一政權是極左時期無知學者的產物，看看極左時期的佛教論文就知道。當時由於極左思潮的影響，對具體事物不加分析、不加考察，胡批亂蓋，套用西方概念，弄了個“西藏政教合一政權，以至於我們今天和達賴談判西藏政治權力是完全錯誤的。

中國古代漢民族在堯舜時期就把秩宗分出，開啟了政權和教權的分離之門。對於西藏的管理元、明、清歷來堅持政教分離。

政教合一隻有羅馬公教和伊斯蘭教實施，佛教嚴格分離教權和政權。

英國殖民者為了分裂西藏，炮製了“西藏政教合一，並極力推動葛廈政權實施權利兼併。

在英國殖民勢力的蠱惑下，葛廈政權權力欲膨脹，不僅對其他活佛進行加害，竟直接謀殺了十三世達賴。

在英國殖民者的策劃下，葛廈勢力挾持十四世達賴逃到印度。

演變成目前達賴流亡及中央政府與達賴談判。

從我個人立場來講，我希望漢藏和諧、教政和諧，以歷史和佛教的本來面貌恰當地解決西藏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