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的政治智慧面臨嚴峻考驗

——兼談所謂“國家利益”

蘆笛

3月30日，《聯合晚報》發布消息，謂3月29日西藏僧侶藉政府組織西方外交人員訪問西藏之機，再度在拉薩市小昭寺和大昭寺前舉行抗議示威，數千名藏人立即參加，云云。

這消息令我十分憂慮。最近騷亂似乎已經平息，政府似乎也意識到了我說的那個問題，同意國際新聞界前往拉薩訪問，免得被國際社會指責把持輿論，製造謊言，掩蓋事情真相。但如此一來，勢必又演成了89年的態勢——當年學領們就是抓住戈爾巴喬夫訪華，全世界記者團雲集北京的良機舉行大規模示威，占據天安門廣場，弄得政府連接待國賓都只能改到首都機場去，大大地掃了最愛面子的中共的面子，促使他們動了殺機。

如今藏人又來這手，令北京進退維谷：不請記者去作獨立調查，便再說下大天來國際上也不會有人相信；若請記者團前去，則我黨就不可能一手遮天，壟斷新聞發布了，若藏民趁機起來和平抗議示威，請問我黨該怎麼辦？不鎮壓，難道聽任西方媒體在國際上展示西藏人心向背？共產黨的字典里沒有“公民和平抗議”這條，他們理解的“和諧” 就是全民俯首稱臣，山呼萬歲。鎮壓則只會更糟，勢必引來國際輿論強烈反彈，這奧運會也就別想開了。無論我黨怎麼處置，都動輒得咎，連我都替他們想不出辦法來，蓋他們以為可以撇開達賴治藏，這就沒有救藥了。

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你的名字叫愚蠢。自從半世紀前您在國際舞台上亮相以來，舉凡重大內政外交舉措，除了改革開放這條外，似乎就沒有一件不備受國際輿論譴責。請別賴在西方妖魔頭上，說他們蓄意抹黑偉大的中國。

當年越共搞的也是西方痛恨的共產主義，而且實行赤裸裸的武裝侵略。然而人家就有本事把全世界的同情爭取過去。連好萊塢影星簡•方達都跑到越南去，向全世界記者譴責美國政府實行種族滅絕。美國國內更發起全民反戰運動，逼得民選政府只好撤兵。最後當河內撕毀巴黎協議，北越坦克越過17度線大舉入侵南越時，福特總統發布的緊急援助南越的命令竟被兩院以壓倒多數一致否決，致使西貢陷落，美國大使館人員和難民一道倉皇辭廟，乘直升飛機從屋頂上逃跑，在全世界電視屏幕上出足了丑。

中共據說是????子兵法的祖宗，為何從來不見使出如此漂亮的國際統一戰線神功來涅？咱們有的只是李大牙的“我在大饑荒中挨過餓，所以知道不能在中國講人權”、熊光楷的“除非你不要洛杉磯”，以及朱成虎流芳千古的“西安以東”。

我黨的根本問題，是他們勢利入骨，只懂實力一門語言，實力有所不逮之時，才想得起談判來。用黨電影的話來說便是：“指望在談判桌上得到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換言之，黨字典里只有“巧取豪奪”一語，也就是革命的軟硬兩手。“談判”即是“巧取”，“武裝鬥爭”則是“豪奪”。已經恃強奪過去的掌中物，當然就不容談判了。統戰只對尚未到手的台灣才存在。

這就是他們何以頑固拒絕與“達賴集團”談判，因為他們自覺西藏早在鐵腕掌握之中，達賴不過是喪家之犬而已，不必理會。可人家是藏民的精神領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如同當年的越共一樣，爭得了全世界的同情，使得我黨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永遠是那個以大欺小、以強凌弱、以眾暴寡的大灰狼。我黨如欲化解這漫畫形象，首先要做的就是把那副為所欲為的惡霸模樣收起來，向全世界展示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誠意，恢復與達賴喇嘛的談判。

當然我黨可以作出對國際輿論不屑一顧的大無畏狀，可惜這不過是自欺欺人。方今之世，再沒哪個國家的虛榮心如中國強烈，再沒有哪個國家如中國那樣把他人對自己的評價當玉皇聖旨了。盧梭說：人類結成社會後的一個弊病是“自己的幸福取決於他人的意見。”中國人的幸福則完全取決於國際認證。沒有洋人首肯，咱們就連活都活不下去。

咱們多的也不用說，只需看看這“Olympic fuss”就夠了，自奧運會有史以來，似乎從沒哪個國家如中國那樣把它當成全民生死系之的big deal。人南韓才半個國家，不也早在1988年就主辦過奧運會麼？人家是否也如中國那樣，如窮人家的孩子盼過年一般搞“倒計數”？金日成為何又不去一頭撞死？中國那麼多人，怎麼就沒多少人看出來，咱們燒到這荒唐地步，只會讓外人看輕了。隨便哪個西方文盲都能一眼看破，咱們的自卑情結已經深重到了何等走火入魔的地步。

所以，不管咱們是否願意承認，這所謂“國際威望”，已經構成了“中國國家利益”的一個重大內容。而這“國際威望”並不能以巧取豪奪得之。六四和西藏問題已經成了中國國際威望的兩個死穴。不解決這兩個問題，無論中國如何強大，國際社會都只會把咱們看成是暴發的野蠻人。目前最要緊的，是千萬不能在國際外交人員或記者團在藏時重演六四悲劇，免得讓中國國際形象再次遭到毀滅性打擊。這已經構成了對胡溫政權的最大的智力挑戰，切望二位好自為之。

下面應張朴先生之請，說一下我對“國家利益”的理解。這問題其實我過去與黨朋們激辯時談過，並雄辯地證明了，我黨乃是中國歷史上從未見過的向幾乎所有鄰國主動大量出讓國家利益的賣國賊，至今未見到他們的理性批駁。

孫中山說：“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這種文盲廢話，說了等於不說。所謂政治，在我看來就是對群體爭利活動的組織管理。因此，利益乃是一切政治活動的出發點與鵠的，獨裁政治和民主政治統統如此。兩者的區別在於，前者將一部分人使用暴力強搶利益制度化，後者則通過程序化的協商來和平分贓。這我已經在《盲人摸象說民主》中闡述過了。

至於所謂國家利益，則是在國家範圍內的群體利益。它與個人利益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點。在表面上，國家看來似乎是個人的放大，國界如同自家物業的疆界。國家的資源財產則類似自家物業內的財產資源。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說的並不錯，國家乃是私有制的產物。他只錯在誤認為私有制是可以廢除的。

但國家畢竟不是私人的放大，這兒有三個重大區別：

第一，個人利益由個體自己判定，但什麼才是國家利益則不是個人說了算的，須由全民決定。因此，“國家利益”和“全民利益”其實是同義語，中共諒來也不敢否認這點。但一旦承認這點，就得承認他們盜用全民名義擅自判定解釋國家利益，並制定相應國策是犯法的。

第二，個人爭利如發生衝突，有更高的權威裁判，而國家之間發生利害衝突則沒有這一說。

第三，“個人”的外延是固定的，不可能分解。而“國家”圈定的群體範圍可以變化。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大勢乃是國家的範圍越來越小，新生國家的數量越來越多。大英帝國和蘇東帝國的崩解，使得世界上多出了許多新生國家。如我在舊作中指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世界上殘留下來的最後一個帝國。

最後這個問題，使得“國家利益”的概念變得富於爭議性。例如你說西藏獨立不符合中國國家利益，那人家可以說，我西藏根本就不是你中國的一部分，你憑什麼把我圈在你的國家利益範圍內？這說法並不是毫無道理，否則前蘇聯那些加盟共和國也無權獨立了。而正是這種說法驅使着原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以致成了世界大勢。

這世界大勢是怎麼發生的？在我看來，它既是殖民地人民鬥爭所致，更是帝國主義國家讓步的結果。如同當年設計出民主制度來解決國內社會危機一般，西方政治家終於把民主制度的設計原則應用到了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

民主制度設計基本原則是，“一般爭利問題由多數人說了算，個體的基本權利則由法律保障，不在表決範圍內”。違背了第一個原則就是獨裁國家，違背了第二個原則就是暴民專制。大多數國人似乎只能理解第一條，不能理解第二條。他們不知道，民主不是以眾暴寡。如果少數人的基本權利可以被多數人任意剝奪，那這種社會就是誰都毫無安全可言的恐怖世界。即使撇開言人人殊的道義問題，光從利益博弈來看，保障個體權利也是合理的。

這就是“住民自決”原則的由來。加拿大魁北克的法語居民只占全民少數，其獨立勢必傷害全民利益，但人家並沒有以眾暴寡，倚多為勝，而是放手讓魁北克人民自己投票決定是否獨立。這雖是道義使然，但從功利上來看也是合理的。

我反覆指出過，歷史上還從未有過哪個弱小民族的獨立運動曾被武力鎮壓消滅。如果咱們要堅持無視少數人的意願，用以眾暴寡的方式“捍衛國家利益”，勢必陷入沒完沒了的戰爭中，最後是誰都沒好處，誰都占不了便宜。這已經被世界歷史特別是帝國主義史反覆證明了。19世紀的帝國主義者們口口聲聲“國家利益”，到最後才發現放棄了殖民地後，本土反而繁榮興旺起來了，英國的經濟繁榮恰是在二戰後出現的，伴隨的是日不落帝國的失去，對此張朴先生應該熟知吧。

現在來看張朴先生與丁林等人在西藏問題上的爭論。丁林先生強調國家利益必須經程序判定，否則是非法的。這在民主國家當然如此，但若拿去硬套專制國家，則必然導致“國家利益不可知論”。如所周知，中國現在並沒有個民主程序來判定什麼是中國的國家利益，那咱們豈不是連指責中共出賣國家利益的權利都喪失了麼？其荒謬不待智者而後知之。

但張先生所說我也不敢苟同。他似乎認為，中國的江河都發源於西藏，西藏獨立後即可以此挾制中國，因此從中國的國家利益來看不能容忍。此說似乎比牟其中炸開喜馬拉雅山引入印度暖氣流的設想還雄奇，但若能成立，則亞洲第一大河（？）湄公河的上游流經中國，咱們也就可以以此挾制東南亞國家了。可請問咱們把那河流截斷了，堆積下來的水到底放哪兒去？若像加人網友建議的那樣令其改道，則這種偉大工程只能請夸娥氏二子再度下凡，聯合好萊塢的超人一道愚公移山，改造中國。

我已經反覆說過：西藏對於中國只有國防價值與感情價值。所謂國防價值王力雄早就指出了：若所謂“大西藏”獨立出去，則河西走廊、四川等地立刻成了邊疆，不能不給國人帶來一種威脅感。感情價值倒決不是說漢人對藏民有什麼感情，甚至也不是說漢人喜歡那塊地方，而是說中國人因為過去被帝國主義侵略，對喪失領土非常敏感，難以接受（奇怪的是愛國者們卻從不譴責中共主動跪送出去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說穿了還是西藏留在中國版圖內滿足了漢族“地大物博”的虛榮心。

除此之外，西藏對中國什麼用處都沒有，不是說它沒有資源，而是說它嚴酷的生存環境決定了漢人無法在那兒存活。一般人不知道，藏人之所以能在那地方生存，乃是因為人家的遺傳基因決定了紅血球里的血紅蛋白對氧氣的親和力遠高於其他種族，由此決定了他們在高原稀薄的空氣中能攝取足夠氧氣來維持機體活動。而這本事並不能靠後天鍛煉獲得。我有位親戚曾去西藏支邊。據他說，漢人在那兒生孩子一般活不下來，連和藏人通婚生下來的孩子都未必能活。他酷愛運動，身體原來很好，但去西藏工作了幾年，心臟便擴大到了要衰竭的地步，最後總算蒙政府恩准返鄉，才撿了條命回來。回到內地後，心臟病便不藥而愈，可見那地方之可怕。

因此，哪怕那個地方遍地是黃金，對漢人來說也沒什麼意思。要開發就必須投入大批漢人，而這是永遠不可能做到的。藏人其實不必擔憂漢人搶奪他們的資源，咱們的“血氧曲線”不允許。

達賴喇嘛對此也該心中有數，前兩天看網上新聞，見他解釋他說的“文化滅絕”是指漢人大量移民，至今已達50萬，但他也同時承認那並不是政府有意搞的。其實進藏漢人多半是短期經濟移民，並不打算、也沒有能力在那兒長期生存。在此，“神聖的達賴喇嘛”又一次證明了他是一個有時不惜危言聳聽、但仍然不失誠實的精明政治家。

因此，這事情明擺着：中國不可能通過大量移民使得西藏變成內蒙那樣以漢族為主的地區，地理條件決定了藏人將永遠是那兒的多數民族，因此永遠無法把它變成內地省份，從根本上消除它的離心傾向。相反，越是試圖去控制它，粗暴干預人家的傳統生活方式，強制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就越發引起藏人反感，提升人家的排斥力。既然如此，唯一的明智選擇就是退回到當年的十七條協議上去，迎回達賴喇嘛，漢人從當地撤出，關閉當地的黨政機關，由西藏流亡政府接管，只留下國防軍，並由中央政府負責外交。

這在我看來乃是漢藏雙贏之途。漢人既然無法“消化”西藏，又不願吐出來，不如回到清朝的“土”政策上去，只需西藏作為事實上的附庸國就行了。以後內地對西藏的財政援助，須由西藏地方政府向人大公開提出，再由中央明令撥款，化“暗貼”為“明幫”，也可避免現在這種“花錢買仇人”的蠢事，有助於培育漢藏親善。如此既保障了中國的國防利益，又照顧了漢人的大一統情懷，還化解了漢藏仇怨，省得朝廷日日為“分裂”噩夢操心，到底有哪一條違反了中國的國家利益？

從西藏人的角度來看，這也是合理解決方式。蘇聯經驗提示，在許多情況下，獨立只對本國政客有利，對普通百姓其實沒有什麼意思。中國現在經濟急劇發展，堪稱蒸蒸日上，又何必在此錦上添花之際，跳下 “祖國大家庭”這輛車去？只要藏民獲得了自由決定生活方式的權利，那又還有什麼必要非和強鄰鬧成烏眼雞不可？

這就是我對西藏問題的觀點，已經反覆發表過。我認為它無論是在道義上還是在功利上都是合理的，既符合住民自決生活方式的原則，又符合藏民與漢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