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失去了變革能力

陳破空

近期，在國外，如在加拿大，有海外華人示威，抗議他們所指稱的西方媒體針對西藏事件的“不實報道”。參加多倫多地區抗議的華人，多達兩千人之眾。且不論這類抗議活動的背後，是否有中共的影子，單說，他們能夠在加拿大舉行這類集會、遊行和示威，本身證明，他們所旅居的加拿大，是一個高度自由和民主的國家。

相反，這類抗議，在海外華人的祖國 — 中國，完全不可想象。儘管中國媒體（多為官方經營和控制）處處充斥着“不實報道”和“歪曲宣傳”，但沒有任何人能夠上街抗議，並不遭抓捕、追究，更遑論集結數千人。

即便國內民眾要在中國舉行針對西方媒體的集會或遊行，也不可能。西藏事件後，中共當局下令，在全國禁止大型活動，藉口是“出於奧運安全考慮”。這一禁令，影響所及，甚至包括大型演唱會、大型展覽和商場促銷活動等，表明，中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口號，純屬虛偽，任何時候，中共都以“政權安穩”為中心。

部分中國網民和海外華人所指控的西方媒體“不實報道”，包括個別圖片不完整或者張冠李戴、解說文字出錯等。誠然，即便民主國家的媒體，有時也可能出錯。但通常而言，民主國家媒體，自由而獨立，不受政府支配，報道角度各異，公信力極高，出錯率極低。針對這次西藏事件，個別西方媒體，在報道中的確出現零星錯誤；但當西藏出事後，中共立即驅逐外國記者，在西藏內外，實行信息和新聞封鎖，國外媒體出錯，中共豈能沒有責任
？

在國際批評聲浪下，之後，中共被迫挑選17家境外媒體進入拉薩，但僅提前兩天通知，僅允許這些媒體停留兩天，全程並由中共官員陪同，不得自由採訪。一手遮天，卻仍然露了馬腳：大昭寺30多名僧侶向這些境外媒體哭訴喊冤，指控中共撒謊。

中共還組織15國外交官到拉薩參觀，也僅限於兩天，全程由中共官員陪同，不得自由走動
。但據傳，這些外交官前腳剛走，拉薩又爆發了部分民眾的抗議示威。對這類消息，中共依然封鎖。

國際上都知道，多年來，達賴喇嘛公開放棄追求西藏獨立，而主張西藏高度自治，但北京仍頑固指控達賴喇嘛是“藏獨”。北京的姿態，要麼是睜眼說瞎話，要麼是裝聾做啞。聽話聽音，其實，北京另有心機：如果藏人主張獨立，中共反而不怕，它可以理直氣壯地鎮壓，至少容易說服漢人；如果藏人追求民主，中共反而恐懼。

達賴喇嘛提到“一國兩制”，中共就如鯁在喉，因為，如果在西藏實施“一國兩制”，就等於讓西藏民主自治。西藏民主化，難免不影響和波及中國其他省區。中共把“藏獨”帽子死死扣在達賴喇嘛頭上，是說給漢人聽，利用漢人的“民族主義”情結，仇視達賴喇嘛。說穿了，中共的真意，是指控達賴喇嘛在意識形態上獨立，不願意附和中共的獨裁統治。

有道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2008年，對中共來說，有太多機會，可以通往變革。北京奧運會，要求中共改善人權的呼聲高漲；台灣大選，統派上台，兩岸由統獨之爭，變為制度對比；西藏示威，撼動國際，北京正好展現善意、寬容的大國胸襟。處處都是機會，中共卻處處放棄，依然用舊手段，應付新局面。

毛澤東之後，鄧小平曾經推行變革，儘管僅限於經濟領域，畢竟也是中共的一次重大轉型
。如今，指望中共變革，為什麼就那麼難？

障礙在中共內部：中共已經沒有鄧小平那樣的威信人物。弱勢的胡溫，實際上無能為力。特殊利益集團的崛起，地方主義的盛行，中共內部，各自為政，彼此牽扯，中央決策中心被架空。胡溫權力，來自於特殊利益集團的私相授予，為了坐穩自己的權位，胡溫忙於擺平黨內各種利益。每逢黨代會或人大、政協“兩會”，僅僅圍繞“太子黨”、“高乾子弟
”、“紅色後代”等，為了安排他們的位子、滿足他們的胃口，胡溫就足以“殫精竭慮”
。

在民主國家，國家領導人由民選誕生，獲民眾授權，先民主而後集中，民選領導人可以充分施展拳腳，大有作為。而在當今中國，沒有黨外民主，而侈談“黨內民主”，程序倒錯
，以至於，既無民主，也無集中。所謂“集體領導”，就是誰也不能“出位”；互相監視
，集體死守全黨既得利益。

於是，整個黨政機器，僅按慣性運作。群龍無首的中共，已經失去了變革能力。機器龐大
，慣性巨大，因而，仍具有壓倒性的威力。但這是一部老舊的機器，有新招牌，卻只有舊功能。逆滾滾時代潮流，它還能運轉多久？人們可拭目以待。

（4/1/08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