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永烈：《江青傳》第十五章 復仇女魔 王瑩慘遭江青毒害 藍苹變為江青，江青終於成了“旗手”。 當菜青蟲長出漂亮的翅膀，變成粉蝶之後，其實它的身子，仍保持當年菜青蟲的形態。 “旗手”蛻化於藍苹。雖然“旗手”戴上了種種眩目的光圈，仍處處流露當年藍苹的氣質：驕橫，傲慢，虛偽，陰險；志大才疏，卻又從不甘居人下；反覆無常；一切隨我所欲；剛愎自用；歷來我行我素；好吹好擂，最喜阿諛奉承…… 不過，“旗手”有權有勢，也有兩點是當年的藍苹所無法企及的： 第一是報復。利用手中的大權，對一切“私敵”實行報復，以至置於死地而痛快。 第二是掩飾。企圖把一切不光彩的往事一筆抹掉，不擇手段地封住一切知情者的口，銷毀一切“防擴散材料”。 “旗手”的不光彩的過去——當年藍苹的舊事，成為江青的一塊心病。她要遮醜。她知道：那些醜事有損於“旗手”的光彩。 上海，上海，當年藍苹在上海，大報登，小報載，多少知情人尚在。 她首先想到的是鄭君里。鄭君里知道的事情實在太多。對了，還有那個趙丹！於是，發生了本書開頭所描述的“夜半鬼敲門”那觸目驚心的一幕。江青藉助於葉群，藉助於江騰蚊，動用軍人，對鄭君里、趙丹等進行了秘密大抄家……她的報復心，是那樣的重。 那個王瑩，眼巴巴從她手中奪走了《賽金花》，那時候她無可奈何。如今她是“旗手”，不整王瑩不解氣。 查！玉瑩在一九五四年底從美自回來，被安排在北京電影製片廠里。 查！王瑩自一九五八年底起，隱居在北京香山狼見溝——她的丈夫謝和賡在一九五七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送往北大荒勞改，她躲進人跡罕至的狼見溝農舍，避開京城那繁華天地。 謝和賡在北大荒勞改了一年多，終於歸來，夫婦倆仍住在狼見溝，與世無爭，與世隔絕。 “藍苹”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崛起，使王瑩心中的憂慮日甚一日。王瑩深知“藍苹”的為人，必定會進行報復； 果真，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批戴紅袖章的不速之客，突然闖進狼見溝，自稱“奉中央文革之命”！ “中央文革”亦即江青的代名詞。當年藍苹和王瑩爭演《賽金花》已經過去三十多年，江青仍深深記恨於王瑩！ 那批不速之客，是來自好幾所大學的紅衛兵。他們住在王瑩家中。王瑩和丈夫失去了行動的自由。 王瑩遭到了大抄家。她的創作手稿、她的日記、她在美國多年所搜集到的美國報刊資料……全部被抄走了。 王瑩和丈夫不斷受到紅衛兵的審問。經過幾個月的折磨，玉瑩和她的丈夫已經精疲力盡。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幾輛汽車駛入狼見溝。謝和賡被捕了，被押上了汽車。謝和賡剛押走，王瑩也被捕了！ 王瑩和丈夫雙雙被投入了監獄。 給謝和賡加上罪名，易如反掌，因為他本來就是“右派分子”！ 王瑩呢？“旗手”給她加上了“美國特務”、“叛徒”、“反革命”一連串大帽子。 “旗手”心狠手辣，終於置王瑩死地： “江青這個一心要殺人滅口的劊子手，她哪能讓王瑩活下去呢？就在她的密令下，幾個喪盡天良的打手慘無人道地折磨着王瑩，連續對她審訊、毒打。一九七 ○年，王瑩被他們折磨得下肢癱瘓，渾身抽搐，不能說話，其狀慘不忍睹。可是，毒蠍心腸的江青，卻遲遲不准為王瑩看病！直至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在生命垂危的 情況下，監獄才把她送進醫院治療。一九七四年三月三日，王瑩在獄中含冤逝世了！死去的當天，遺體就匆匆火化，沒有讓親屬和任何有關單位的人去做最後的探望 和告別！有關方面交給的死亡書上甚至連姓名都沒有，只有一個監獄囚徒的號碼——六七四二！”① ①李潤新，《潔白的明星——王瑩》，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僅僅因為與江青爭演《賽金花》，王瑩落到了為此喪生的地步。 江青聞王瑩死訊微微一笑，喝下一杯紅紅的葡萄酒，慶賀這一“歷史性的勝利”——江青為藍苹報了仇，雪了恥！ 那個華垣妮，也要查一查，整一整。 江青記得，華垣妮是開服裝店的。藍苹去做過衣服。哼，華垣妮仗着丈夫史東山是大導演，居然小看藍苹，挑三剔四的，不給做。 雖然史東山在一九五五年已經死了，可是，華垣妮還在，此仇也要報，華垣妮應列為“審查對象”！ 對啦，那個夏衍，成為“四條漢子”之一，早在“文革”的大幕拉開之前，已經把他跟陳荒煤一起，作為“夏陳路線”進行批判。“文革”中，他是重點批判對象，已經把他整得只剩半條命。不過，在江青看來，那筆“托派”的帳，還必須跟夏衍清算！ 於是，突然有人找夏衍外調，要他交代：“一九三七年二月，你借反對托派為名，打擊過哪些人？” 如同猜啞謎似的，夏衍不知從何說起。 在鐵窗下細細回憶，幸虧夏衍的記憶力不錯，總算記起，如他在《懶尋舊夢錄》中所言： “記得藍苹這個所謂‘電影明星’，當時也是以‘左’的面貌出現，在公開的集會上表示反對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所以，我曾要於伶約她單獨談話，做一些思想工作。 “當時上海的托派活動得很厲害，在談話中於價可能講了一句‘要不讓托派利用’之類的話吧，這個以左派自居的人竟大為不滿，和於爭吵了一陣。……可 是，奇怪的是，在十幾年以後，解放初期，有一次藍苹請趙丹、君里、楚生和我在北京一家小飯館吃飯，雜談中她忽然收起笑容，咬牙切齒地說：‘抗戰前夕有人說 我是托派，這件事我一直記在心上，這是對我的政治打擊。’這一突如其來的發作，不僅君里、趙丹，連參與過這件事的我也不知道她講這些話的用意……” 就那麼一句話，她在十幾年後的解放初記得，在三十多年後的“文革”還依然記得。她要報“仇”，她要報復一切“仇人”…… 她，雙眼發紅，成了一個“復仇的女魔”。 恩將仇報，阿桂蒙塵 有仇報仇，有冤伸冤。 無仇無冤，有的曾是她的好友，有的曾給她以幫助，有的為她所敬仰，有的甚至曾為她所愛，僅僅因為知道藍苹的往事，也在“文革”中遭到她的撻伐。鄭君里和趙丹知道藍苹的往事太多，自然在劫難逃。抄家之後被投入獄中，鄭君里屈死於冤獄。 顧而已，“六和塔婚禮”中的一個。要整掉他！ 於伶，“十•八”抄家“候補”名單中的一個。此人知內情，該整！史枚，當然該整。好在他蹲過國民黨和軍閥盛世才的監獄，一九五七年又劃為“右派”，整他不難。 章泯，任北京電影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就在眼前，就在鼻子底下，太容易招惹是非。不過，他是“走資派”、“三十年代黑線人物”，何況北京電影學院的 “主義紅衛兵”的“造反精神”是聞名北京的，整他也不難。哦，終於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把他整死了，了卻江青一樁心事。最令人震驚的，是秦桂貞向我講述的 故事。① ①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採訪於上海。 秦桂貞，不是“走資派”，不是“三十年代黑線人物”。只是一個極普通的婦女——解放前當傭人，解放後在幼兒園當保育員。成為“旗手”之後的江青，本來早已把阿桂遺忘。 一九六八年二月，張春橋密報江青：“上海的紅衛兵在找一個保姆了解你過去的情況……” 當時，張春橋只是聽他手下的密探的匯報，知道有這麼一回事。他並不知道那個保姆是誰，住在什麼地方。江青一聽，心中一驚：她馬上意識到那保姆是秦桂 貞！當年，藍苹跟唐納之間的“武鬥”，藍苹跟章混的同居，阿桂一清二楚。如果紅衛兵從阿桂口中知道這些，貼大字報，刷大標語，“旗手”的臉往哪兒擱？ 一個電話，江青就把肥頭大耳的空軍司令吳法憲召來。因為上次江青通過葉群，委託吳法憲指揮上海的“十•八”抄家，幹得很不錯，這一回，她就直接找吳法憲，當面交辦重要任務了——儘管這次的任務，又與空軍業務毫不相干。 “是這樣的，你趕緊派人到上海去，給我找一個人。”當年的藍苹，如今耳提面命，向堂堂空軍司令發號施令了：“這個人的名字叫秦桂貞，人家喊她阿桂。 三十年代，我在上海的時候，她照料過我的生活，知道我的一些情況。這個人長期被上海市公安局裡的壞蛋控制利用，可能泄露過我的機密情況。聽說，最近又有人 找她調查。這個人不能放在外邊……” “我馬上派人把她抓來！”吳司令到底是個明白人，鑼鼓聽音，說話聽聲，他聽出了江青的意思。 “不過，我們多年沒有聯繫，我不知道她現在住在上海什麼地方。”江青說道，“你派人到上海，注意不要驚動上海市公安局。你要秘密調查，秘密押送，把她抓到北京來。在她手頭上，可能有我的一些照片，一起拿來。” “我用飛機押送她，又快又保密。”空軍司令手底下有的是軍用飛機，充分發揮他的“空中優勢”。 江青想了一下，授予錦囊妙計：“不要明火執仗，不要當場逮捕，你借我的名義，如此如此，她一定會言聽計從，乖乖地來北京……” 吳法憲連連點頭，領命而去。 吳法憲找了一個姓張的心腹，面授機宜。此人坐了專機，來到上海。由於江青關照過，在上海市公安局裡可能還隱藏着壞蛋，那人只得自己設法在茫茫上海灘尋找秦桂貞。 秦桂貞調換過好幾個工作單位，況且已於一九六七年退休，單身一人，住在某處一間小屋裡。她是個小人物，不像鄭君里、趙丹那樣好找。 姓張的在上海查了三、四天，這才查明秦桂貞究竟住在哪裡。 三月二日這天傍晚，作為里弄幹部的秦桂貞，正在安排幾個紅衛兵的住宿。忽然，一個四十來歲、留着齊腮短髮的女人，前來找她：“你是秦桂貞阿姨嗎？”“是的，我叫秦桂貞。” 那女的拿出一張紙頭說：“我是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這是介紹信。” 秦桂貞原是文盲，眼下也識字不多，看着那紙頭上蓋着紅色圓形大印，猜想那介紹信不會是假的。 “什麼事？”秦桂貞問。 “請你跟我去，到市革會，有點事情。”那女的答道。 秦桂貞隨着她穿過熱鬧的南京路，見僻靜處停着一輛銀灰色的小轎車。那女的帶着她上了車。 秦桂貞已經五十四歲了，還沒有坐過這麼漂亮的小轎車。她在揣測着，市里有什麼要緊的事找她呢？ 風馳電掣一般，那小轎車左抹右拐，駛入幽靜的所在，停在一幢小樓前。 在一間寬敞的辦公室里，那個姓張的滿臉堆笑，請她坐在沙發上，說道：“秦阿姨，北京首長想念您，托我問您身體好！” 秦桂貞一聽，心中頓時豁亮：那“北京首長”，當然就是當年的藍小姐，今天的江青。 姓張的又緊接着說：“北京首長派我來，接您去北京住幾天，好不好？”“什麼時候動身？” “今天晚上就走！” 事情這麼突然，秦桂貞毫無思想準備。好在她孤身獨居，無牽無掛，要走就走。她想了一下，記起今天是星期六，便說：“明天是星期天，如果我今晚走，我要跟陳阿姨說一聲，因為我向來是在她家過星期天的。” “陳阿姨是誰？” “她是我在幼兒園工作的老同事，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她家離我家不遠。” 姓張的一邊記下陳阿姨的姓名，一邊說：“北京首長關照，您去北京，不要告訴任何人！您趕緊回家收拾一下，馬上就走。北京比上海冷，您要多帶些衣服……”小轎車送秦桂貞回家，那女的陪着她。 事有湊巧，秦桂貞剛剛進屋，陳阿姨來看她了。那女的催秦桂貞快收拾，快走。“你要出門？上哪兒？”陳阿姨問泰桂貞。 秦桂貞支支吾吾，未敢答覆。她只是說，身邊總共只剩三角錢了。 陳阿姨立即掏出四元錢，借給她。 “後天發工資，你替我領一下。我出門的消息，誰也別告訴。”秦桂貞對陳阿姨說完這句話，就出門走了。 秦桂貞做夢也想不到：她前腳剛跨出家門，抄家者後腳就來了，把小屋裡所有的照片和有文字的紙片抄得一乾二淨，全部帶走。 那個完全無辜的陳阿姨，由於目擊了秦桂貞離家的一幕，被作為“反革命”遭到審查！ 夜空像鍋底一般烏黑。小轎車把秦桂貞送入上海軍用機場。一架專機在那裡等候。 秦桂貞平生第一次坐飛機。當她走進機艙，那個姓張的穿着一身軍裝，早已坐在那裡了。這次飛行，總共只有兩名乘客——她和姓張的。 北京的天，也如同墨染一般。專機在一片黑暗中降落。 早已等待在機場的小轎車，把秦桂貞送人空軍招待所。 秦桂貞獨自住在鋪着紅地毯的房間裡。她向來睡硬板床，因不慣彈簧床，只得躺在紅地毯上過夜。她向來做慣了，一下子閒得無所事事，雙手不知擱在什麼地方好。 她幫助服務員掃地、倒痰盂、沖刷各處的抽水馬桶。 她盼望着藍小姐早日“接見”，以便可以早點回上海——她過不慣這種“紅地毯生活”。 終於，三月六日，幾個軍人來了，說是“首長”有請，要她帶上東西走。這一回，接她去的不是小轎車，卻是一輛軍用卡車。她剛坐定，兩個軍人立即分坐在她的兩側。 卡車開出了北京城，在郊區公路上開了很久很久。 高牆鐵門，到處是崗哨。這是什麼地方？ 她的鞋帶、褲帶全被沒收，換上難看的黑色的衣服。 她的頭髮被剃掉，只在頭頂留下一小撮。 她被單獨關進小小的水泥屋裡，窗上釘着鐵條。 她這才恍然大悟：她被抓去坐牢了！ 關押她的地方，便是秦城監獄——關押要犯的場所。 她的罪名，是“首長”定的——“特務”！ 天哪，她怎麼會成為“特務”？ 她，常州鄉下一個貧苦農民的女兒，姐妹兄弟六個。母親生下她的那年，鄉下發大水，沒辦法，母親到上海給人當奶媽，她是靠米湯、稀飯餵大的。 才十三歲，她就到上海許家當傭人，剛到許家的那天，天那麼冷，她卻赤着腳，連雙鞋子都沒有。吃飯的時候，她光吃米飯，什麼菜也不吃，使許家驚詫不已——她在鄉下向來吃南瓜、山芋當飯，如今能吃上大米，在嘴裡打個滾就吞下去了，還用得着吃什麼菜？ 她一直在許家當傭人。後來，藍小姐成了許家的房客。 她看到藍小姐很窮，連飯都吃不飽。出於同情，她瞞着東家，給藍小姐送飯送菜…… 她萬萬想不到，這個藍小姐成了“大人物”之後，竟恩將仇報，忘恩負義！她是“特務”？她怎麼會是“特務”？ 純樸、善良的她，說什麼也想不到，藍小姐成為“旗手”，會變得那樣心狠手辣； 她記得，當藍小姐臨走的時候，她送了一本照相冊。藍小姐當即送她照片留念，還說“將來我有出頭之日，一定好好報答你”（其實阿桂並不要什麼“報答 ”）；她記得，一九四六年二月，她忽然收到一封信。拆開一看，裡面有一張藍小姐抱着孩子的照片。她不識字，請東家念給她聽，才知道藍小姐改了名字，叫江 青。那孩子叫李納。信是藍小姐從延安到重慶看牙病的時候，從重慶寄來的。東家讀罷信，千叮萬囑，叫她千萬別聲張； 她記得，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的時候，她在街上看着解放軍進城，尋找着藍小姐； 她還記得，一九五○年，東家的孩子生氣喘病，要她陪着去北京看病。她住在北京大學——東家的親戚家。她請人代筆，試着給藍小姐寫信，她不知道通訊 處，就寫“毛澤東轉江青收”。一個多月後，一個解放軍坐着吉普車來北京大學找她，說是奉江青之命。她看見吉普車，不敢上去。倒是東家的親戚說不去不好，她 才上了車。車子進入中南海，她終於見到闊別多年的藍小姐。藍小姐問她有什麼要求。她只是說，不願再當傭人了，希望參加工作，於什麼活都行。後來，北海幼兒 園派人找她。從此她成為北京北海幼兒園保育員，干力氣活，拖地板，挑水，燒水。由於過不慣北方生活，從一九五八年調回上海，依舊當保育員，每月三十多元工 資……自從一九五○年跟藍小姐見過一面之後，她再也沒有找過藍小姐。她也從未在別人面前說起藍小姐。她對藍小姐的印象還算可以——雖然她很看不慣當年藍小 姐跟唐納、章泯的關係…… 正因為這樣，事隔多年，當她聽說“北京首長想念你”，也就跟着來人應召而去。 經過一次次提審，挨皮鞭，挨棍子，她漸漸明白了“北京首長”為什麼“想念”她！ 她拿出了一件血跡斑斑的上衣給我看。她說：“我差一點被打死在秦城監獄。在那裡，我流的淚水要用面盆裝！” 她對江青咬牙切齒，再不叫她“藍小姐”、“江青”，而是罵她“妖怪精”！阿桂頭上被留着的一小撮頭髮，原來是打手們在打她時揪腦袋用的。向來不大生病的她，在秦城一次一次生大病。她的頭髮就是在那裡變白的。直到她病得氣息奄奄，才放了她。 她無緣無故被關了七年多——從一九六八年三月六日至一九七五年五月七日！出獄的時候，她已神志不清，嚴重的高血壓、糖尿病、白內障、浮腫病折磨着她…… 她背着“特務”黑鍋，回到上海。她本在一九四一年結過婚，丈夫也是窮人，在船上當水手，沒幾年就病死了。她沒有孩子。她艱難地獨自在上海生活着。每 月三十多元退休工資，考慮到姐姐在鄉下生活無着落，她還省下一半寄給姐姐，自己只留十幾元——她是一個平凡、堅強而又善良的女性！ 她堅信這句普通的真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孫維世屈死獄中 在江青開列的“仇人”名單中，玉瑩是一個，孫維世也是一個。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江青前往毛家灣。毛家灣，北京西城一條不起眼的灰溜溜的胡同。轎車拐入一道由軍人站崗的大門，在一個大院裡拐個彎，便見到一幢灰磚砌成的平房。從外表看上去，這是一座很“樸素”、很普通的房子。 步入這座房子，便可發覺奇怪的建築特點：外牆之內，有一層內牆，兩牆之間隔着兩米左右。外牆有窗，內牆也有窗。 這是林彪住宅的特色。不論他在哪裡建造行宮，都是這個模式，據說是為了隔音，也為了安全。 江青來此，為的是跟葉群談“交易”。如本書第一章已寫及的，江青對葉群說：“你替我拔去眼中釘，我幫你幹掉私敵。” 江青歷數自己的仇敵，除了鄭君里、王瑩，特地提及了北京青年藝術劇院的女導演孫維世。 關於孫維世的身世，她的丈夫金山的敘述非常清楚： “維世是革命先烈孫炳文同志和延安時代的‘媽媽同志’任銳的女兒。孫炳文同志和朱德同志是至交（引者註：由於這個關係，孫維世的胞兄孫泱擔任了朱德 秘書），也是周恩來同志的戰友。早年孫炳文同志參加辛亥革命，二十年代初與朱德同志去歐洲尋找馬列真理，經周恩來同志介紹，和朱德同志一同加入了中國共產 黨，成為旅歐支部成員。歸國後在周恩來同志領導下在廣州黃埔軍校工作。周恩來同志離廣州時，讓孫炳文同志接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併兼任總教官。北伐時，孫 炳文同志是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後方留守主任。一九二七年四月，他奉黨組織命令從廣東經水道赴武漢，中途，上海發生‘四•一二’事變，由於漢奸褚民誼告密， 船抵上海時，他被蔣介石特務和法帝國主義巡捕逮捕入獄，蔣介石密令速將這位著名的共產黨人處決。一周后，孫炳文同志被腰斬在上海龍華特務處。烈士臨刑高呼 ‘中國共產黨萬歲’！ “任銳同志也是一位革命前輩。她參加辛亥革命時，來往於平津之間，為同盟會運送軍火，身懷着尚未出世的幼女，在北京臨時政府大門前和革命群眾一道， 同荷槍實彈的反動軍警搏鬥，腹部被踩受傷，堅持戰鬥。孫炳文同志罹難後，任銳同志堅持地下工作，繼續和階級敵人作鬥爭，歷盡艱難險阻。抗日戰爭爆發後，她 和三個子女（孫泱、孫維世、孫名世）先後到延安，留下一子一女隱蔽在國統區，由烈士的好友照料和撫養……”① ①金山，《莫將血很付秋風》，載《歷史在這裡沉思》第三冊，華夏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金山這樣寫及孫維世如何成為周恩來的乾女兒： “一九三七年，十六歲的維世找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要求到延安去。辦事處的工作同志不認識她，覺得她太年青，沒有同意她的要求。她站在門口不肯離 去。剛好周副主席從外面回來，看見她傷心地在道旁飲泣，一經查詢，才知道這個女孩子是老戰友孫炳文烈士的女兒，馬上把她叫進辦事處，一把抱住她，仔細端詳 着、追憶着這個早在廣州就熟識的孩子，禁不住連聲叫道：‘孩子！孩子！……’不久，周副主席和鄧穎超同志派專人將維世護送到延安；以後，常常寫信給她，對 她進行鼓勵和教育。二老緬懷忠烈，對維世視同己出，並且寫信給任銳同志說，願把這個烈士遺孤當作他們自己的女兒。任銳同志很高興。周副主席還寫信告訴維世 說：‘你是我向黨負責的女兒。’維世對周副主席和鄧穎超同志非常尊敬和熱愛，把二老當作親生父母一樣，經常去看望或住在二老身邊，每當他們團聚時，充滿着 革命家庭的天倫之樂。一九三八年，十七歲的維世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① ①金山，《莫將血恨付秋風》，載《歷史在這裡沉思》第三冊，華夏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一九三九年，孫維世隨周恩來夫婦飛往莫斯科。從此，孫維世在蘇聯學習戲劇表演和導演。一九四六年歸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當毛澤東赴蘇聯會見斯大林時，二十八歲的孫維世擔任代表團的翻譯組組長，在毛澤東和周恩來身邊做機要工作。 孫維世怎麼會成了江青的仇人呢？內中的因素錯綜複雜，原因頗多： 一、江青跟孫維世相識頗早。當年，藍苹進入上海業餘劇人協會時，十四歲的孫維世改名換姓，也在那裡，深知江青的底細； 二、一九五○年十月十四日，孫維世跟金山結婚。金山也是江青的宿敵。當年，王瑩跟江青爭演《賽金花》時，金山極力支持王瑩，跟王瑩同台演出； 三、孫維世是周恩來的乾女兒。江青把對周恩來的不滿發泄在孫維世身上；四、在延安時，任白戈寫了話劇《血祭上海》。江青為了出風頭，爭着演資本家的 姨太太，而孫維世演大小姐。首演時，毛澤東前來觀看。與江青的願望正相反，大小姐的形象大大壓倒了姨太太的形象，使江青嫉恨不已。 除了以上四點緣由之外，還有一點是鮮為人知的。 據黑雁男著《十年動亂》一書中，寫及江青的一段話： “青年藝術劇院的孫維世，在延安，她憑着當時的姿色，奪走了我熱戀着的一個才子。”① ①黑雁男，《十年動亂》，香港星辰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江青跟孫維世，原本是話劇界同行，從三十年代結怨，舊恨加新仇，成了江青的眼中釘。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孫維世的丈夫金山投進了監獄。借搜查金山“罪證”之名，對孫維世進行抄家，抄走孫維世大量信件照片。於是，孫維世被江青加上了“蘇修特務”的罪名，於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戴上手銬，投入獄中，她被定為“關死對象”！ 孫維世果真被在獄中“關死”。 那是她入獄不過七個來月——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她慘死在囹圄之中！周恩來聞訊大驚，知道內中蹊蹺，下令解剖屍體，查明死因，因為孫維世只有四十七歲而已，何況平時身體是不錯的。 不料，孫維世的屍體卻被火化，未作解剖！ 孫維世的丈夫金山在獄中關了七年零四個月，直至毛澤東說了話，他才於一九七五年獲釋。他出了監獄，才知妻子早在七年前已不在人世！ 報復嚴朴和楊帆 在江青和葉群密談時，江青還提及一個仇人的名字，那便是嚴朴——當年向中共中央反映江青的歷史問題，內中的一個就是嚴朴。 嚴朴早已去世。一九四九年六月五日，嚴朴病逝於北平。在嚴朴去世後四天，陳雲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嚴朴同志傳略》一文。陳雲寫道： “嚴朴同志一生為勞動人民的解放事業忠心耿耿，二十五年如一日。在彌留時，關於個人的事情僅僅說了一句話，而其他的遺囑全是念念不忘於驅逐帝國主義 出中國，解放全中國。臨終神志不清時，猶在呼喊打倒帝國主義。嚴朴同志遺囑加強黨內教育，提高黨員的理論水平，叮囑妻女好好工作和學習。嚴朴同志謙虛和自 我批評的精神是始終如一的，臨終十小時前尚在遺囑中作一生工作上個別缺點的自我批評。嚴朴同志並囑死後將自己的遺體請病理專家解剖研究。” “嚴朴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很好的黨員。他艱苦樸素，只知工作，不講地位，服從組織的分配，從不在工作上講價錢。嚴朴同志的死是中國革命的一個損失。當着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就要全部勝利的時候，嚴朴同志死了，但他鋼鐵般的意志，奮鬥不屈的革命精神是永存的。” 嚴朴被安葬在北京萬安公墓。陳雲送了一個大花圈，上題：“魂歸江南”。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也獻上了花圈。 “文革”的驚雷，連長眠於地下的嚴朴也不得安寧。他一下子成了兩個女人的仇敵：除了江青之外，葉群也對他恨之入骨，因為那個一次次寫化名姓①攻擊林彪的，正是嚴朴之女、陸定一之妻嚴慰冰！ ①過去常說成是“匿名信”，實際上嚴慰冰寄給林彪的信署化名，如“基督山”，應為“化名信”。 一九六八年，一群紅衛兵撲向北京萬安公墓。那塊刻着“嚴朴烈士之墓”的墓碑，被砸得粉碎！ 北呼南應。無錫惠山上嚴朴的衣冠家的墓碑，也毀於紅衛兵的鐵錘之下。 江青和葉群還覺得不解氣。她們揚言：嚴朴雖然已死了快二十年，要掘墓鞭屍！嚴朴之女嚴慰冰、嚴昭等，當時都已身陷秦城。嚴朴的外孫聞訊，趕緊寫信給鄧穎超。鄧穎超把信轉交給周恩來。 周恩來深知鞭屍之言出自江青、葉群之口，不顧她們的糾纏，毅然寫下一段近三百字的批示： “嚴朴同志是好黨員，好同志，我與他共事二十年，我深知他。”“三少爺毀家鬧革命，盡人皆知。”① ①轉引自嚴懷瑾（即嚴慰冰）《嚴朴生平》，《中共黨史人物傳》第三十一卷，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周恩來提及的“三少爺毀家鬧革命”，是因為嚴朴出身於大地主之家，排行第三，人稱“三少爺”。 周恩來的批示，終於使嚴朴遺骨得以保存。 曾經為項英起草過給中共中央電報，反映藍苹歷史問題的楊帆，亦是江青之仇人。 江青對於楊帆的迫害，遠在“文革”之前。 楊帆，是在很偶然的機會，被江青認出來：那是一九五三年一月，楊帆患目疾，視野缺損，經診斷是由於腦垂體瘤引起，赴蘇聯莫斯科診治。在那裡，楊帆遇上蔡暢，說江青也在莫斯科治病。蔡暢要去看望江青，約了楊帆同往。 見面了，江青覺得楊帆面熟，便細問起來，她這才知道，面前的這位上海市公安局局長，就是當年的殷揚！ 江青不動聲色，記住了這個仇敵！ 楊帆是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被捕的。那天，楊帆在家中吃過晚飯，接到上海市公安局電話，說是有要事處理。楊帆趕到局裡，等待他的是一副手銬！ 楊帆被捕的起因，是一九五二年二月，毛澤東來上海視察。二月六日，國民黨飛機突然轟炸上海。這件事查明是軍統特務羅炳乾密報台灣。可是，後來竟被說成是楊 帆向台灣提供情報！ 不過，在楊帆被捕前，還發生另一件事。 據楊帆回憶：“就在我被捕前的一九五四年三月間，曾經有人向中央寫信，揭露江青問題，江青知道後大為惱火，認為這是反革命分子的惡毒攻擊，而要求布 置追查。當時就有人把我聯繫上了，說：‘此信與一九三九年楊帆（殷揚）通過項英誹謗江青矛頭指向主席是同類問題。’而我就在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被抓了，這 難道是巧合嗎？”① ①《楊帆自述》，群眾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楊帆雖說早在一九五四年底就身陷囹圄，幾乎被人遺忘。可是，江青仍一直記得這個仇人。 楊帆回憶道： “一九七六年‘四人幫’覆滅前的幾天，江青曾常到北京長辛店二七機車車輛廠去，莫名其妙地突然向該廠黨委副書記錢小惠同志（引者註：他的父親為阿英，文學家，本名錢德賦），說‘你知道反革命分子楊帆嗎？這個人太環了……’可見江青對我是仇恨滿腹，耿耿於懷的……”② ②《楊帆自述》，群眾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劉松林上海蒙難 當江青在北京大學萬人大會上點了張文秋、張少華的名之後，幸虧劉松林給毛澤東寫了信，才算使母親和妹妹免遭江青毒手。 不料，江青“盯”住了劉松林，找“岔子”整她，把她投入了監獄！ 自從毛岸英犧牲之後，毛澤東把劉松林作為自己的女兒。一九五五年九月至一九五七年九月，劉松林在蘇聯莫斯科大學數力系學習。後來，又轉到北京大學俄 語系學習。一九六一年秋，她被分配到解放軍工程兵的科研部隊，從事翻譯工作。毛澤東勸她再婚，要把她當女兒一樣出嫁。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三日，毛澤東這樣給 劉松林寫信： 女兒： 你好！哪有忘記的道理？你要聽勸，下決心結婚吧，是時候了。五心不定輸得乾乾淨淨。高不成低不就，是你們這一類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給我為盼！問好。 父親 六月十三日① ①李湘文編著，《毛澤東家世》，中國城市經濟社會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知道毛澤東勸劉松林結婚，空軍副司令兼空軍學院院長劉震向毛澤東推薦了楊茂之。楊茂之是劉震手下的強擊機教研室教員，蘇聯留學歸來，為人正直老實。 毛澤東讓劉松林跟楊茂之見面。一來一往，劉松林滿意於這壯壯實實、樸實直率的飛行員。一九六二年，劉松林和楊茂之結婚，住在北京南池子，成為羅瑞卿家的鄰 居。 劉松林已經再婚，已不再成為江青心目中的“楊家將”，離開了中南海，原本可以“太平無事”。 無奈，在劉松林的母親和妹妹遭到江青的公開點名之後，禍水馬上殃及劉松林和楊茂之。那時，老楊已是空軍飛行副師長，竟被看成“不可靠的人”，被“停飛”，停止黨內外一切職務，停職檢查。從此他被剝奪了駕駛戰鷹衝上碧空的權利。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老楊被調到濟南接受批判，然後又調往江蘇鹽城。劉松林在北京進不了中南海，處境也很不好，她只得帶着孩子離開北京，前往江蘇鹽城，和丈夫生活在一 起。可是，江青仍不放過他們。終於，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劉松林和老楊雙雙被捕，投入獄中。他們成了“反革命”，成了“政治犯”。 江青究竟以什麼藉口逮捕他們的呢？ 我於一九九○年七月十五日在北京訪問了楊茂之。他身材魁梧，軍人氣派，非常直率。 他回憶那苦難的歲月： 他自從“停飛”以後，心情很苦悶。後來又得了肝炎。一九七○年，他在上海住院治療，一住便好久。突然，有一天幾個軍人闖進醫院，把他逮捕。押上汽車，他的兩旁坐着兩個看守，與劉松林被捕時同一模式。 汽車開了好一陣子，不知到了什麼地方（迄今他還未查清楚），他被押進一間黑房子。房子裡沒有一扇窗，地上很潮濕，鋪着稻草。幾天之後，才算給了張小 木床，晃晃蕩盪的，屋裡點着耀眼的電燈。離他一米處，一直坐着一個看守。門上有觀察孔，門外的看守也隨時監視着屋裡的一舉一動。他的褲帶、鞋帶都被抽掉， 生怕他自殺。原本吃空勤灶的他，如今吃犯人的伙食。 沒多久，進來了兩個軍人，打開牢門，一邊一個挾着他出去。他雙手提着沒有褲帶的褲子，腳下拖着沒有鞋帶的棉鞋。一出門，刺眼的太陽光，使他目眩眼花。他被拖着走向一排平房。走近了，他見到門上寫着綠色的三個字：提審室。 進屋之後，老楊見到在一張桌子後邊，坐着好幾個人。其中一個女的，五十多歲，穿便衣。還有三個男的，穿軍裝。他很快認出其中一個男的，臉色鐵青，坐在正中——那是王洪文！ 屋子很深，兩個軍人在離桌子幾米遠處，讓他站住，仍一左一右挾持着他，生怕他動手似的。他剛一站定，王洪文便狠狠地拍了一聲桌子，把桌子茶杯的蓋子 都震掉了，茶水撒了出來。王洪文厲聲說道：“楊茂之，你知道你的罪行嗎？你惡毒攻擊我們敬愛的江青同志，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你攻擊敬愛的江青同志，就 是攻擊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你必須老實交代你的嚴重問題。” 老楊怒目而視，一聲不吭。 王洪文見他不理不答，繼續高聲訓斥道：“你有什麼了不起的？你的那些話，無非是從你老婆那裡聽來的。告訴你，我把你老婆也抓起來了！你不要抱什麼幻想。你必須集中交代你的罪行——怎麼惡毒攻擊江青同志。你寫出交代，不許交給別人，我派專人來取，嚴防擴散。” 老楊一聽，這才知道劉松林也被捕了。 老楊始終沉默不語。王洪文罵罵咧咧一陣，只得結束了“提審”。 原來老楊這人，早就看不慣江青，而他又心直口快，因此他的話成了“惡毒攻擊”。 比如，有一回部隊裡放錄音，老楊聽見林彪誇獎江青是“我們黨內最傑出的女同志”，江青當場感謝“林副統帥”的“鼓勵”，葉群則領呼口號“向江青同志學習”。老楊聽罷，直搖頭，說他們在“唱雙簧”。這句話，飛快地被匯報上去了，成了“階級鬥爭新動向”。 老楊的“最嚴重”的“罪行”，是他在住院期間，聽見別人在議論江青是“偉大的旗手”，一定會成為“接班人”。老楊不以為然地說：“不會的，江青不可能接班。毛主席說過，‘不會的，她不行’！” 老楊的話被匯報上去，氣歪了江青的鼻子。江青知道，老楊所講的毛澤東主席的話，勢必來自劉松林那裡。於是，作為“嚴重問題”，逮捕了老楊和劉松林……劉松林被捕後，最初是與老楊關在同一監獄中。她並不知道老楊也被捕了。 有一回看病時，一位好心的大夫故意慢慢翻動病人登記表，停在老楊那一頁上。劉松林看見楊茂之的名字，吃了一驚，知道了他被捕的消息。 她很想知道老楊關在哪裡。可是，不久她被轉移到另一處監獄。 她不明白自己犯了什麼“大罪”。又是王洪文提審她，追問她怎樣“惡毒攻擊敬愛的江青同志”，她才知道是怎麼回事。 身陷囹圄，她細細尋思，唯一的解救途徑是向毛澤東主席求援！ 那句所謂“惡毒攻擊”的話，不是楊茂之創造的，也不是劉松林的發明，而確確實實是毛澤東親口說的，那是劉松林和張少華終於有一次得以見到父親——毛澤東主席時，問道：“聽說，江青要接班，是真的嗎？” 毛澤東哈哈一笑：“不會的，她不行！” 這是劉松林親耳聽見的“最高指示”。回家之後，劉松林興高采烈地把“最高指示”告訴了楊茂之。老楊是個直腸子，心裡存不住話。當別人吹噓江青是“接 班人”時，老楊實在忍不住了，說出了那句“最高指示”……江青知道了，唯恐這一“最高指示”在群眾中傳開，於是趕緊把老楊和劉松林關進監獄。 劉松林想寫信給毛主席。可是，監視人員晝夜盯着她，她怎能悄悄寫信？即便寫成了，怎麼寄出去呢？ 左思右想，劉松林忽然心生一計：明人不做暗事，索性公開提出，要給毛澤東主席寫信！寫了信，托誰遞上去呢？就叫王洪文轉上去！她料定王洪文不敢不轉上去，因為她日後總有機會見到父親毛澤東的；一旦說起王洪文扣押她的信，王洪文擔當不起 果真，在王洪文提審她時，劉松林提出要給毛澤東主席寫信，而且要由他轉交，王洪文不得不答應下來。不過，王洪文提出一個條件，信不能封口。 劉松林寫了給毛澤東主席的信，當面交給王洪文。 王洪文真的不敢扣壓此信，轉給了毛澤東。 毛澤東主席讀了劉松林的信，知道發生了怎麼一回事。他作了批示，說娃娃們無罪…… “最高指示”下達之後，江青、王洪文不得不放掉了劉松林和楊茂之。那時，劉松林已在上海的監獄關押了五個月之久。她剛生了老四，在獄中被迫從早上五點鐘起床，一直坐到晚上十時才能躺下睡覺。要用冷水洗衣服，手指都紅腫了。她，一身是病。 經葉劍英元帥幫助，毛澤東主席同意，劉松林出獄後被送回北京治病。 粉碎“四人幫”，使劉松林和老楊喜不自禁。一九七九年，老楊的冤案終於得到徹底平反……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接到劉松林打來的電話，知道她從北京來上海，下榻於空軍招待所。我便去看她。時值嚴冬，屋裡沒有暖氣，她戴着駝色絨線帽，穿着厚厚的咖啡色羽絨滑雪衫，已經有點發胖的她顯得更胖了。 在閒談中，她托我辦一樁事：幫她尋找當年在上海關押過她的監獄…… 雖說她對於上海並不陌生，她曾在上海工作過多年。不過，一九七一年十月，她被押往上海的那所監獄時，她的雙眼被蒙上了黑布。她記得，那是一輛越野車，前座坐着上海“造反派”頭目戴立清，她坐在後座，兩側各坐着一個押送者。就這樣，她被送進一座監獄。 她被關在三樓。從窗口望下去，窗外有農田，有曬被子的地方。她常常倚在窗邊，細細觀看那些被子，極力想從中辨認出哪一床是丈夫的——因為丈夫也被捕了，不知關在何處，而他的被子是她親手縫的。 沒幾天，那窗便被看守用紙頭嚴嚴實實地糊了起來，從此她再也看不到窗外的任何景色…… 據劉松林說，那窗上裝着鐵柵欄，這表明關押她的房子原先就是監獄，不是臨時借用的房子。她被關在三樓，而且樓下曬的被子相當多，這表明監獄的規模相 當大。從窗口看出去是一片農田，這又表明監獄坐落於上海郊區。我曾去上海各監獄採訪。我猜想，當年關押劉松林的，可能是上海漕河徑監獄。那是一座老監獄， 是從國民黨手中接收下來的。 於是，改日我陪劉松林驅車前往漕河徑監獄。如今，那裡已是上海市少年管教所了，看見門口的牌子，劉松林皺起了眉頭：她怎麼會成為“少年犯”呢？ 走進獄中，劉松林覺得有點像——那樓的顏色，那窗戶上的鐵柵。 監獄負責同志接待了我們。根據“窗外有農田”這一點，監獄負責同志判定可能是二號樓。於是，我們一起走進二號樓。上了三樓，劉松林連聲說：“很像，很像。”她信步向頂頭朝南的一間走去，自言自語說：“像是這一間。” 那一間如今已經成為監獄工作人員的辦公室。劉松林來到窗口，朝外望去，見到一幢幢新蓋的樓房。 “那裡原先是一片菜地。”監獄負責同志說。 “這兒原先是——”劉松林指着窗外一片水泥地。 “豬棚！”監獄負責同志脫口而出。 “對，對，一點也不錯！”就像做地下工作時對上了聯絡暗號似的，劉松林顯得非常興奮。她要找的“‘文革’紀念地”，終於找到了。 她在那間屋裡走着，看着，陷入痛苦的回憶。她說：“當時，有兩個看守成天坐在我的床前，一日三班，嚴密地監視着我。屋裡開着大燈，夜裡一片雪亮，我睡不好覺。每一回上廁所，看守就緊跟在後邊……” 她還特地去廁所看了看，還是當年的模樣，只是發覺電燈原先裝在門口，如今改成朝里了。 “我們在前幾年改裝的。原先確實裝在門口。”監獄負責同志說。 劉松林要我給她拍照。在那間囚室，在大樓前，在大門口，她留下一幀幀“紀念照”。劉松林說：“這些照片，比任何照片都珍貴！” 唐納摯友橫遭株連 緊急集合！全連緊急集合！ 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上海奉賢海邊的上海新聞出版“五•七”戰士們，是按軍隊編制的。上海《解放日報》二百多工作人員，成了一個“連”。全連集中在用蘆席、竹子紮成的棚子裡。人們一手持紅色語錄，一手持一張小板凳——這已成了“五•七”戰士開會的規矩。 望着蘆席上漿糊尚濕的大字標語，人們面面相覷：“深挖現行反革命！” 一張張小板凳在泥地上放好，人們鴉雀無聲地坐在那裡，不敢喘一口粗氣。一個陌生的軍人，坐在主席台上。 工宣隊頭頭宣布開會了。他在講了一通全世界形勢大好、全國形勢大好、全上海形勢大好、全乾校形勢大好、全連形勢大好之類每會必講的廢話之後，便“但 是”起來了：“但是，階級鬥爭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在我們報社，有一個隱藏得很深、最兇惡、最狡猾的階級敵人。這個人，就坐在你們中間！” 頓時，全場空氣像凝固了似的，所有的人像電影中“定格”一般，一動不動。沉默良久。 工宣隊頭頭的目光，像探照燈似的在蘆席棚里掃視着。他終於用盡吃奶的氣力，大聲地揭開階級鬥爭的“謎底”： “這個最狠毒的階級敵人，現行反革命分子，究竟是誰呢？他就是夏其言！”此時此刻，年近花甲、聽力頗差的原《解放日報》副總編夏其言，還正在輕聲地問坐在旁邊的人：“誰啊？誰啊？” 突然，一隻冰冷的手，使勁拎起夏其言的衣領，連搡帶推，把他押上台示眾。夏其言仿佛還在夢中。他想不到，自己是一個幾十年黨齡的老黨員，怎麼忽然會成為“隱藏得很深、最兇惡、最狡猾的階級敵人”？！ 工宣隊頭頭宣布夏其言的罪名——“用畜牲般的語言惡毒攻擊和誹謗無產階級司令部領導同志”。 除了這一可怕的罪名之外，沒有任何具體說明。 緊接着便宣布：對夏其言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這時，那個陌生的軍人站了起來，押着夏其言往外走。一輛汽車早已在門外“恭候”。 當汽車在海濱公路上急馳的時候，“五•七”幹校刷出了大字標語，每一個字比斗還大：“堅決擁護工宣隊團部對現行反革命分子夏其言隔離審查的革命措施！”“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夏其言！” 頓時，在這所幹校勞動的、屬於出版系統的夏其言的妻子，成了人們注視的中心。 在汽車上，那軍人緊緊地坐在夏其言身邊，用冷冷的目光監視着。 望着那軍人的臉，夏其言記起來了：一個多月前，坐着烏亮的小轎車，從上海專程來幹校找他的，正是此人！ 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此人反覆盤問夏其言：一九五六年外調，是怎麼回事？外調人員是哪兒來的？問了些什麼問題，你怎麼答覆的？ 夏其言經過回憶，作了如實的答覆： 那次外調，是通過上海市委組織部，按正式的組織手續，憑組織介紹信來的，找他了解唐納的情況。他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當然應當向按照組織手續前來外調的人員如實反映情況——來者是公安部門幹部。 外調者詳細詢問了唐納的經歷、社會關係、家庭出身等，夏其言一一作了回答。外調者特別問及；“唐納結了幾次婚？” “據我所知，唐納結婚三次。”夏其言答道：“他第一次結婚在上海，妻子是電影演員藍苹，證婚人是沈鈞儒……” 根據外調者的要求，夏其言在一九五六年給公安部門寫了一份關於唐納情況的書面材料…… 這時，那個軍人從包里拿出一份材料，叫夏其言辨認：“這是不是你寫的？” 一看自己的筆跡，夏其言當即點頭道：“是我寫的。” 軍人坐着小轎車揚長而去。 夏其言並沒有把那位不速之客的光臨，當作一回事，以為是又一次來外調唐納而已。 汽車渡過黃浦江之後，在寬闊的滬閡公路上疾奔。眼看上海市區就要到了，汽車卻突然向左拐彎，駛入漕河徑鎮附近的“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那是上海“ 文革”中關押“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現行反革命”的所在，“所員”包括陳丕顯、曹獲秋、趙丹、白楊、賀綠汀、聞捷…… 夏其言“享受”着單獨囚禁的“待遇”。不言而喻，他屬於要犯。 他的名字被取消了，代之以囚號“三二一”。 經過審訊，他才終於明白：他在一九五六年的外調材料中提及唐納的第一個妻子是藍苹，成了“向公安局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提供整無產階級司令部領導同志的黑材料”！ 夏其言大惑不解：唐納跟藍苹結婚，即所謂“六和塔下三對”中的一對，是上海當時各報都登的新聞，“老上海”都知道的事情，怎麼成了“整無產階級司令部領導同志的黑材料”？！ 夏其言的辯解，遭到惡狠狠的訓斥：“你現在還在炮打，膽於不小哇！” “文化大革命”，向來被標榜為“史無前例”。正因為“史無前例”，富有“創造性”，按照夏其言的“罪行”，定下一個查遍世界各國法律都沒有的“罪名”，曰：“擴散罪”！ 為了這亙古未有的“擴散罪”，夏其言被關押於監獄達十七個月，直至一九七二年四月，才被釋放，押到幹校勞動。黨支部向他宣布：“留黨察看兩年，工資降五級！” 一九七三年七月，經過張春橋親筆批閱，經過上海市委常委討論決定，“鑑於夏其言錯誤嚴重，應予清除出黨”！ 就這樣，一生清白的老黨員夏其言，僅僅說了唐納的妻子是藍苹，被“清除出黨”！ 其實，真正的潛台詞，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夏其言是藍苹醜史的目擊者、知情人，借“擴散罪”之名，囚於囹圄，去除黨籍，為的是封口！ 夏其言“命”大。一九七六年九月中旬，在赴“五•七”幹校途中，汽車翻車，四個輪子朝天，鄰座的女同志當即死於非命，他卻安然無事。 過了半個月，他終於見到了中國“十月革命”的萬眾歡騰的場面，終於見到藍苹成了階下囚！ 一九八六年盛暑，當我拜訪夏老的時候，他已七十有三了。他戴着助聽器，居然還天天忙於工作。 他感慨萬分地說：“中國有句古話：‘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我歷大難而未死，深感晚年之幸福。我盡我的菲薄之力，為黨的新聞事業添磚加瓦。” 他的冤案早已平反，黨籍也早已恢復。他的老伴也是黨員。噩夢過去，老夫老妻笑逐顏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