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本新書叫做《為什麼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作者陳志武。該書的核心論點是：制度資本或制度成本對經濟發展的具有“決定作用”。 當人們納悶：中國的法治與產權保護還相當欠缺（換言之，制度成本還很高，制度資本還相當欠缺），可為什麼這些年中國的GDP卻仍然能以年均超過9%的速度增長的時候，作者非常“敏銳”地指出：“促使經濟增長的資本包括自然實物資本、人力資本和制度資本。即使一國的制度資本欠缺，但如果其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源出奇的豐富，那麼這兩種資本可在一定範圍內彌補制度資本的不足。”換言之，這時候所謂的“決定作用”是可以被替代的。 為此，作者給出了一個看似非常嚴謹的例子：說鄭州市要蓋一棟仿古大戲院，決定從景德鎮買1000萬噸泥土，每噸售價為100元，共10億元。由於制度問題沒有解決，雙方互不信任，不願意承擔風險，結果交易無法達成，10億GDP打了水漂。作者並沒有僅僅停留在這裡，而是提出了一種規避交易風險的辦法：把這筆“大交易”分成100份“小交易”，每次運10萬噸泥土，支付1000萬元。這樣，如果一次買方不付款，賣方最多損失1000萬元。“但問題是，如果分100次交貨，而每次‘小交易’又需要兩天時間才能完成，那麼整個交易需要200天才能完成。”這極大地拖延了產生GDP的速度。作者認為，這種拖延對於中國這樣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國家是可以承受的，而發達國家勞動力成本高，估計就撐不下去了。 這是解釋為什麼制度成本高的中國仍然可以創造高GDP增長的例子嗎？ 事實中的發展通常是這樣的：起初，鄭州和景德鎮彼此不信任，每次只能玩"小交易"。但玩過幾次之後，買賣雙方發現彼此很誠信，就逐步提高了交易量，每次發貨50萬、100萬噸，再後，剩下的就一次性搞定了。最終，不是一天完成了交易，但也遠遠用不了200天。而在交易的過程中，雙方建立了信任，積累了“制度資本”。換言之，是作者奉為“決定性因素”的制度資本，無非是實際交易的“產物”。是社會行為最終導致了社會制度，而不是由所謂“制度”決定行為。制度固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社會行為，但能夠容納同樣行為的制度卻完全可以是多樣性的！好的制度固然珍貴，但如果不是由社會行為自然生長演變而成的，而是從天而降的“舶來品”，水土不服的可能性比成功要大得多。 我不想否認“制度資本”的價值，只是為很多“經濟學家”迷信制度而喪失真正獨立的判斷力而感到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