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擴大民間交流、加強兩岸合作、促進共同發展”為主題的“海峽論壇”於5月15日至22日在福建舉行。為了彰顯是次論壇非同一般的層級、代表性和一致的重視，兩岸都各派有政府級別和各朝野政黨高官、或社會上的知名人士參加。會上王毅主任代表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在大會上宣布了八項惠台新政策，為論壇送去了一份“看得見的牛肉”作大禮。奠定下成果可期的基礎，起碼可以讓台灣人服下“不會不歡而散或空手而歸”的定心丸。所以只要國際形勢不出現太大的意外，這次論壇取得“圓滿成功”，應該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如果從《新理論》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出發，對因此是否能增加多少中國未來“統一”的勝算？就又當別論了。因為這是由於同屬於一種文化加工出來的中華民族的兩個部分，卻擁有不同（甚至對立）的信仰或價值觀的結果，理論上是不能靠武力來解決的。就像蔣介石當年想用武力來消滅共產黨，反而被有堅定信仰的共產黨打敗而退到台灣；而今天的共產黨只要堅持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念，就很難讓已經由於特殊時空條件（反華和遏制中國發展的需要），而嘗到資本主義“甜頭”的台灣人民，再主動自願回到“祖國的懷抱”，何況以今天的國際現實，完全不具備用武力“解放台灣”的條件。那種以為只要『中國在物質層面上既富且強起來，就可以達到“統一”的目的』的觀點，只不過是一種天真而一廂情願的痴心妄想。 根據中醫理論，可以把中國國家的分裂現實，看成是一種“社會病（心病）”的表象。其本質是兩個『代表少數精英利益的集團”之間，為爭奪國家統治權（其實就是利益主導分配權）而進行的鬥爭。』如果站在歷史的高度，客觀地看，除了反映當時代表主流社會既得利益者的政治立場需要外，並無是非對錯之分。這就是為什麼後人對同一個朝代、同一個人物甚至同一個事件，在“論定”和“翻案”之間，總是像“翻蔥油餅”似的，要不斷打“文字官司”、反覆作出截然相反的結論的原因。所以要想徹底“根治”的話，就必需先找到致病的根源，再“對症下藥”才能收“藥到病除”之效。否則要是靠“三腳貓”似的江湖郎中（不能治國、治人，只能治病的所謂“下醫”是也），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表之術，胡亂開出一些“止痛片”、“退燒藥”之類的“拙方，雖可收一時、一事之效。卻必然留下不斷要復發、且一次比一次嚴重的後遺症隱患。 如果翻一下中華民族由歷史事實寫下的，一份真正的“病歷”後，就不難發現：其“主治大夫”就是以早期的商鞅、李斯、王安石，中期的王陽明、朱熹，以及近代以梁啓超、康有為，和陳獨秀、胡適、魯迅（可能還要包括後來在中國發動“五四”式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等為代表的激進幫讀書人，由於始終沒有能對自己被認為是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進行“知其所以然”的科學而正確的“解壓縮”，進而總結歸納出一部可以認識、解釋自己和自己社會中，所發生的一切現象或問題。絕對沒有任何難以自圓其說，且具有“以理服人”的可操作性的社會理論系統。再結合個人的領袖才幹，使自己達到可以治國的“上醫”水平後再付諸實踐。最後不僅不能讓中國人認識到『“集體分工合作”乃是整體人類社會賴以永續發展、進步的主流本質』。反而在不到位的低級進化層次上，靠小聰明把中國人忽悠成只善於“窩裡鬥”的“一盤散沙”。而以為是“人上人”的他們自己，卻通過文化賦予的強大能力，在只知其然的科學“認識論”低級層次上，自以為是地、造成了對社會不斷“胡診亂治”的結果，種下了中國社會“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永駐輪迴”的因果宿命，而今天海峽兩岸分治的現實，就是證明。並且可以肯定，根據“心病要用心藥治”的經驗，只要不從文化的層次上來謀求統一，這種統一就是不穩定、不可靠的。隨時有出現台灣民進黨那樣的、造反派式“跟屁蟲”，在國際反華勢力的鼓勵和支持下，謀求再分裂的可能，這就是以朝代更迭為主軸的、中國歷史給我們的教訓或啟示！ 而中國人本來完全是有條件依靠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帶領全人類創造出一段真正“文明”的輝煌來的。因為在嘗試初步“解壓縮”這種文化基礎上形成的《新理論》，已經有足夠的能力和把握，確信這種文化絕對包含建構一個真正（非西方山寨版式的“獸文明”和“假民主”）文明的人類社會、所必需的全部要素。包括台灣人在內的全體中華民族要做的，就是共同以這種文化來開創出一個可以“以理服人”（不是“以利誘人”）的氛圍或境界。到那時“統一”就是“水到渠成”的理所當然了。 不僅如此，統一後的中國人將發現，靠中國文化和《新理論》來實現所謂“天下大同”的和諧社會，原來並不是可望不可及的地平線，而是全體受惠於中國文化加工的中華民族，“天命”般的匹夫之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