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大陸決定“改革開放”，一心要和西方制度“接軌”以來，就以自己文化的加工優勢，按照適用於高等動物的“叢林法則”，加入到強調“競爭”的行列中，以人的能力和“上馬對下馬”般的絕對優勢，做着猴子（屬於高等動物）就可以做的事。當然就顯得得心應手、遊刃有餘起來，真是想不成功都難。果然，很快就“鹹魚翻身”，一躍而成為財大氣粗到處處要顯山露水的“暴發戶”，同時也引發了一場傳染性的國際“紅眼病”。讓一向因對文化的無知，而認為中國人“愚昧、落後”的西方，產生了心理上的不平衡和嫉妒心，趁“金融海嘯”之機，不約而同地對中國採取了“軟硬兼施”的策略。在要求中國拿出更多的錢來救包括美國和歐洲在內的世界經濟的同時，更打着支持“人權、民主、自由”的幌子，在明里暗裡公開支持藏獨、疆獨、台獨和海外民運等，一系列旨在破壞、削弱中國現政權的活動。其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不擇手段、千方百計地干擾、破壞或影響中國的發展，要讓中國再回到那種可以任人擺布的“弱國”時代。而一段時期以來出現在歐洲如德國、法國荷蘭等國家的領袖或地方政府（如巴黎），不斷要以公開“接見達賴”、授予其“榮譽市民”之類的不友好方式，刺激中國人的感情，挑戰中國政府的尊嚴。特別是最近發生在澳大利亞電影節上，不顧中國官方以及參賽的中國影片導演們的一致反對，強行播放關於“七五事件”策劃者、疆獨頭目熱比婭的宣傳片。以及隨後日本宣布的“熱比婭即將訪日”的新聞，讓中國人只能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是顧及到“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形象，不可能採取當年衝擊“東交民巷（外國領館集中地）”之類，魯莽而愚蠢的義和團或紅衛兵式行動，意氣用事地給自己國家造成被動。但是，我們為什麼不能仿效當年八路軍領導農村抗日運動中，為了打擊、震懾漢奸、地主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呢？當年還沒有取得政權的抗日游擊隊，曾經為地主、漢奸之類的人士，專門準備了一本另類的“花名冊”，謂之“另冊”，專門用來記錄這些人破壞抗日的賣國行為，作為日後形勢需要時，對他們進行“秋後算賬”式懲罰。據說還很起到一些作用，讓這些人在作惡時，有所顧忌、收斂，以免最終“惡貫滿盈”而受到懲罰。

所以由此聯想到，我們的“人大”為什麼不能仿效自己革命前輩們用過的“高招”，“如法炮製”地建立一本“透明、公開的“外交另冊”，專門用來記載那些混跡於當前國際社會中的大小國家，對中國政府或中國人所採取的“不友好”行為事實，大張旗鼓地“立此存照”，以備“不時之需”。省得到時候再手忙腳亂地找不到證據。至於這個“不時”指的是什麼時候？那對不起，無可奉告（潛台詞：解釋、決定權屬“人大”）！

如此一來，等於為那些自以為是聰明的“高等猴子”們，上了一道儘量不念而又隨時可念，且收放自如的“緊箍咒”。那些政治小丑們不是經常要上躥下跳嗎。不要緊，我們引而不發地、給你們記入“另冊”了。以供未來在簽訂（或取消）政治、經濟、商業貿易來往，以及結為友好城市之類的“互惠”條約時，作為重要的參考理由或證據之一。

這難道不是一個可以“以逸待勞”的策略嗎？其實也更符合毛澤東“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這種主動而高明的戰略戰術的。不信的話，不妨試試看。除非我們已經“色厲內荏”到連這點勇氣都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