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林則徐，真實的中國（二）


蘆笛


19世紀乃是大英帝國崛起高峰。在完成了工業革命後，英國成了頭號世界強國，世界工廠。在擊敗了法國，征服了印度次大陸之後，英國鬼子急於向東亞擴張，把全世界變成他們的市場。中國巨大的人口使得他們垂涎三尺。當時有人曾在報紙上說，只要每個中國佬（Chinaman，此語涵義與美國不同，並不是辱稱而是中性詞）的長衫長一寸，就夠曼切斯特的全部紡織廠忙上一年。這種熱切期望，和今日世界資本財團對中國市場的期待並無兩樣。如果說當初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那麼現在我黨不惜使用“築巢引鳳”的青樓語言引進外資又該怎麼解釋？

可惜我大清不是鄧共江共，倒頗像毛共，自以為是“世界革命中心”，講究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以為天朝萬物俱備，不需要鬼子的奇伎淫巧，朝野毫無起碼世界知識，以為“天無二日，國無二主”，英吉利不過是類似朝鮮越南的蠻夷小國，只能臣服於天朝上國，更不知道貿易能互通有無，卻把與蠻夷的貿易視為大皇帝單向賜予蠻子們的深恩厚澤。那“邏輯”可笑到極點：天朝上國不靠貿易也能活，而鬼子離開貿易就得完蛋。

清朝的皇帝都很不錯，道光皇帝絕非昏君，甚至不是庸主，林則徐更是天朝第一能臣（還不光是忠臣）。但他倆為“知己知彼”對英國進行戰略偵察所得結果，不能不令現代人瞠目結舌。

道光在林則徐抵達廣東着手禁煙時，便向林則徐了解敵情：

“其茶葉、大黃果否為該夷所必需，倘欲斷絕，是否堪以禁止，不至偷越之處，並著悉心訪察，據實具奏。”（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上諭）

林則徐回答：

“ 至茶葉、大黃兩項，臣等悉心訪察，實為外夷所必需，且夷商購買出洋，分售各路島夷，獲利優厚，果能悉行斷絕，固可制死命而收利權。唯現在各國夷商，業經遵諭呈繳煙土，自應仰乞天恩，准其照常互市，以示懷柔，所有斷絕茶葉、大黃，似可暫緩置議。如果該夷經此次查辦後，仍敢故智復萌，希圖夾帶鴉片入口，彼時自當嚴行禁斷，並設法嚴查偷越弊端，應請於善後章程內另行籌議具奏。”（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林則徐奏摺。）

這用現代話語來說便是“ 貿易戰”。道光詢問林則徐，茶葉和大黃是否如同如今的石油一樣，是英夷必不可少的戰略資源，掐斷它的供應會不會給該夷致命打擊，而要防止他們走私又有無可能。林則徐調查了一番，回答說，這兩項商品確是英夷的戰略物資，掐斷了就能制英夷於死命。但現在各國夷商已遵命令呈繳煙土了，應該給英夷一個悔改機會。如果他們死不悔改，再這麼幹不遲。

這番商量乃是在林剛到廣東時進行的。過了半年後，林帥應該對英夷的實情有所了解了吧？可他卻給英國國王發了一道“檄諭”（也就是上級給下級的命令），說道：

“ 竊喜貴國王深明大義，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遠綏懷，倍加優禮，貿易之利垂二百年，該國所由以富庶稱著，賴有此也……況如茶葉、大黃，外國所不可一日無也，中國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則夷人何以為生，又外國之呢羽嘩嘰，非得中國絲斤，不能成織，若中國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圖？其餘食物自糖料薑桂面外，用物自綢緞瓷器而外，外國所必需者，曷可勝數……我天朝君臨萬國，盡有不測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誅，故特明宣定例……”。（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林則徐奏摺附件。）

這意思是說，因為貴國國王知道感激天朝聖恩，所以天朝破格優待爾等蠻夷，讓你們享受了兩百年的貿易之利。貴國之所以能富庶，全靠天朝恩賜。例如茶葉和大黃，外國一天都少不了。如天朝貪財不賣，則爾等野蠻人還怎麼活下去？外國的紡織品也全靠天朝提供的原料。如果中國貪財不賣，爾等還能有何利可圖？此外，外國還需要食物，綢緞瓷器等等，全得靠中國供應。我天朝君臨萬國，神威不測，隨時可以誅滅爾等野蠻人。但天朝不忍不教而誅，所以特明白制定有關條例，希望爾等凜遵無違。

這是以林的名義發給英國國王的命令，但先上報道光批准，道光隨後下了上諭：

“據林則徐等奏，擬具檄諭□咭□國王底稿附折呈覽。朕詳加披閱，所議得體周到。著林則徐等即行照錄頒發該國，俾知遵守”。（道光十九年七月十九日上諭。）

比起明朝那些昏君蠢臣來，道光堪稱勤勞國事而且頗有權謀的明君，林則徐更是注重調查研究的難得幹吏。然而這種白痴問答與白痴“外交”居然就發生了，你說當時中國人到底是處在什麼熱昏狀態？

這就是被范文瀾譽為“近代睜開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公。其實真正睜開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乃是被蔣延黻稱為中國第一位外交家、卻被主流輿論譴責為大賣國賊的琦善。可就連此公都一度成了“茶葉、大黃拜物教徒”，還一本正經地解釋茶葉大黃之所以為鬼子必需，乃是因為他們“日以牛羊肉磨粉為糧，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立死”！

遇到這種活在中古時代，不知世界幾大，自以為“君臨萬國”、對強國奉行文明歧視的夜郎國，英國人打開中國市場的如意算盤當然要落空。如今人們熱衷於談論鴉片流入中國前的中英貿易順差，卻忽略了一個事實：在鴉片戰爭前，中國市場從未向英國打開過。鬼子之所以發動戰爭，主要目的就是“五口通商”，獲得一個正常的貿易環境。

在鴉片戰爭前，天朝倒確實恩准野蠻人們來和上國作生意，但只能在指定的廣州十三家中國商行，亦即所謂“十三行”。外商只能在夏秋兩季來十三行內居住，談完了生意就必須回澳門。即使是在貿易季節，他們也只能住在十三行內，不許隨便外出。十三行的“行總”（亦即今日之“老總”）乃是官商之間的中轉環節，負責上傳下達官府命令與外商的請求。

這種限制並不是出於保護國內經濟的考慮。孔教從來歧視商業，認為那是亡國之道。天朝此舉，主要還是出自對蠻夷的鄙視以及莫名其妙的擔憂，怕鬼子見到中國花花世界起了覬覦之心。因此，天朝非但沒有高築關稅壁壘，反倒為了顯擺大國闊氣，發揚孔教“重義輕利”傳統，將關稅定得非常之低。這本來有利於促進外貿，不幸的是“腐敗習慣法”允許官員們層層盤剝，使得鬼子深惡痛絕。

根據國際慣例，關稅都是明碼實價標明了的。若中國是個文明國家，即使稅重，鬼子也沒理由抱怨，因為那是國家主權。但“腐敗習慣法”決定了中方從不公布商品稅率，卻在每項具體交易時以討價還價的方式盤剝外商。於是在賣同一商品時，每成交一次，外商都不但得跟華商談判，還得賄賂海關官員，實在是不勝其煩。

當時英國已經成了“世界工廠”，實行社會化大生產，商品已經初步做到了價廉物美，應該是有充分競爭力的，但由於這些人為障礙，便遲遲不能進入中國市場。“茶葉拜物教”其實也有三分道理：英國全民喝茶上癮，本土內又無法栽種，只好向中國進口，造成貿易逆差。後來他們把茶樹偷出去在印度試種成功，以印度茶取代了中國茶，這問題才算解決。可惜後來印度又獨立了，於是他們又只好回到“種茶不如買茶”的困境中去。

為了逆轉這貿易逆差，東印度公司便開始向中國出售鴉片。它的成功秘訣，除了成癮性保證了需求量之外，我看主要還是靠暴利必然刺激起來的踴躍走私，因而得以繞過天朝為正常貿易設置的障礙。但這並非英國政府決策而是民間行為。趙無眠不知道當時英國早就是民主國家了，國策都得由議會討論通過，哪可能如他想象的那樣，以鴉片作為征服中國的秘密武器！

這結果便是中國出現了貿易逆差。道光乃是中國歷史上最講究“節約鬧革命”的皇帝，當然不能坐視，於是就派最能幹的大臣林則徐去廣州禁煙。由此引發武裝衝突，最後導致大眾熟知的鴉片戰爭。

一般英國人根本不知道這場戰事，因為該國乃是全世界最好戰的國家，19世紀幾乎每年都要打仗，據他們自己說這世上就沒有他們沒打過的國家。鴉片戰爭比起其他戰爭來，對他們來說簡直不值一提。中國人把人家視為兒戲的事當成巨大國恥，說起來也實在令人悲哀。

我曾對某英國青年提起鴉片戰爭，他愕然道：“我們還和中國打過仗？我可是一點不知道。歷史課沒講過啊？不過那也有可能，這世上就沒有我們沒打過的國家。誰贏了？我們贏了？你一定是開玩笑吧？怎麼可能呢？中國那麼大，跟俄國一樣是不可戰勝的國家。我們怎麼可能打敗中國？”令我臉上熱辣辣的——他還不知道英國人只放了幾炮，就嚇得廣州全體軍民投降，乖乖繳納“贖城費”的英勇事跡呢。

當然，教育程度較高的人還是知道此事的。有數人曾向我嚴厲譴責英國首開武裝販毒濫觴，有的甚至還向我道歉。但那是自由知識分子，並不代表所有的人。我在英國看到某本記述鴉片戰爭的史書否認那是難聽的“鴉片戰爭”，聲稱那戰爭是為了爭取平等對待與正常貿易權利而發動的。

這在我看來有一定依據。英國人的主要目的，還是想達到馬戛爾尼在40多年前就向乾隆提過的要求：以平等的態度對待他們；互派大使；開放通商口岸；公布明確的固定的海關稅則；提供一個小島讓英商居住和儲貨。禁煙不過是引起衝突的導火線而已。

這些要求在40多年後由英國外部大臣巴麥尊爵士（Viscount Palmerston）在致“大清國皇帝欽命宰相”的照會中再度提出，由帶兵北上的全權代表懿律和領事義律交給琦善。此前中英雙方已經在廣東交過火。英國人覺得在邊遠的廣東打仗不會引起清廷重視，於是北上直搗天津大沽口，果然引起朝廷重視。那照會才算交到了皇帝手上，可惜又給翻譯得面目全非，造成了更多的誤會。

蔣延黻先生在《琦善與鴉片戰爭》中介紹了該照會，認為“此文是鴉片戰爭最緊要的外交文獻”。

值得注意的是，該文件並未為鴉片貿易辯護，而是指責中方禁煙措施不當：禁煙早就成了一紙空文，為什麼不事先聲明就突然嚴禁？要嚴禁就該先懲辦犯法的中國官員，他們才是“ 相助運進，額受規銀任縱”的關鍵環節。中國首先嚴辦外人，寬赦官吏，有失公平。就是要懲辦外人，也該分別良莠，不應一概禁錮，“盡絕食物，所傭內地工人，見驅不准相助”。如外人不繳煙土，即“嚇呼使之餓死”。不但如此虐待英國商人，對“大英國家特委管理領事”“亦行強迫凌辱”。這是“褻瀆大英國威儀”。

不能不承認這些指控並非捏造，它相當準確地指出了當時林則徐絲毫不知國際慣例、蔑視蠻夷的天朝心態，以及“貪污習慣法”導致的官官相護。

據此，“英國第一要求賠償煙價。第二要求割讓一島或數島，作為英商居住之地，‘以免（日後）其身子磨難，而保其貲貨妥當’。第三要求中國政府賠償廣州行商的積欠。第四要求以後中、英官吏平等相待。第五要求賠償戰費及使費。倘中國‘不妥善昭雪定事，仍必相戰不息矣’。”（蔣延黻《琦善與鴉片戰爭》）

這只是漫天要價，外相巴麥尊還給懿律及義律留了還價底線，據蔣延黻介紹：

“（巴麥尊）說：倘中國不願割地，那末可與中國訂通商條約，包括（一）加開通商口岸；（二）在口岸，外人應有居留的自由及生命財產的保護；（三）中國須有公布的（Publicly known）及一定的（Fixed）海關稅則；（四）英國可派領事來華；（五）治外法權。除治外法權一項，余皆為國際的慣例，並無不平等的性質，且並不有害於中國。訂商約或割地這二者，中國可擇其一，這點選擇的自由就是當時中國外交的機會。”（蔣延黻《琦善與鴉片戰爭》）

與馬戛爾尼在四十多年前向乾隆提出的要求相比，英國人只多開了一條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而這乃是林維喜事件引出來的。

1839 年6月20日，英國商船卡納特克號及曼加勒號之水手上岸酗酒，和尖沙咀村村民發生衝突，搗毀一座神龕，引發鬥毆，結果村民林維喜重傷不治。領事義律趕到出事現場，為掩飾真相，他指使另一村民劉亞三給予死者家屬一千五百元，換取隱瞞林維喜死因。林則徐覺得案件可疑，於是命新安縣知縣梁星源查辦，結果真相大白。林則徐要求義律交出兇手，但義律以領事裁判權為由，同意賠償死者家屬，但拒絕以一人抵死，並要求私自開審兇手（引自《中文維基百科全書》）。

儘管林維喜死於群毆，但林則徐按“殺人償命”的中國司法慣例，只要求義律交出一個人來，讓官府砍了腦袋就行。至於那人是否給了致命一擊，或甚至是否參加了群毆，其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償命。這在本質上和“欠債還錢”沒什麼差別，英國人既然欠了中國人一條命，當然也該還出一條命來。

鬼子當然無法接受這種東方公平觀，因此要求實行西式公平審判，使得嫌疑人能享受充分的自辯權利。但中國又不搞這一套，只興三推六問，大刑侍候，當然鬼子就要以領事裁判來代替中國的野蠻司法。

就連割地要求，其實也不是俄國或日本式領土野心使然。人家已經說得清清楚楚了：來中國做生意不但沒有行動自由和尊嚴，而且毫無財產以及人身安全保障，連個儲藏貨物的地方都沒有，所以要求割讓一個小島解決這些問題。但這並不是不能談判的，只要中國願意簽訂通商條約，提供符合國際慣例的正常貿易環境，則這一條可以免掉。

如果我們敢於正視事實，那就不能不承認，除了前四條符合國際慣例，不能稱為“不平等條約”之外，就連治外法權和割地都是事出有因，並不是如官方宣傳的那樣蠻不講理。

說這些，不是想替英國鬼子辯護，只是力求做到“捨命求真”罷了。本人不是林思雲。我曾經給上述那位記述鴉片戰爭史的英國作者寫信，嚴詞駁斥他的“尋求平等待遇與正常貿易說”。我說，你說的都是事實。我們確實沒有平等對待你們。不過，你忘了，是你們找上門來，不是我們去找你們。你們不上門，怎麼還會受辱？是否願意與外國貿易，乃是一個國家的主權。中國有充分權利拒絕與英國建立平等外交關係，有充分權利拒絕和她貿易，但英國沒有任何權利強迫中國與之建交並和她貿易。這從來是國際慣例，否則國際上還能搞什麼禁運？如果您的理論成立，那日本因為美國對之禁運而發動太平洋戰爭也是應該的了。

綜上所述，我認為，鴉片戰爭的爆發是必然的，是瘋狂擴張到處尋求國際市場的英帝國主義強加到中國頭上來的侵略戰爭。擴張是鬼子的本性，因此，處於中古野蠻狀態的中國遲早要被迫對先進強大的文明國家開放。以中國人不可救藥的夜郎心態以及由此導致的顢頇冥頑與徹底缺乏調適應變能力，兩國之間的武裝衝突不可避免。一個古代野蠻國家去和一個現代文明強國較量，正是“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龍”，戰爭結局不問可知。換誰去坐道光或林則徐的位子，結局都不會兩樣，頂多也就是躲過了初一躲不過十五罷了。因此，責備林則徐擅啟戰禍，把他譴責為民族罪人，恰如過去盛讚他是民族英雄，堅信他能夠而且已經打敗英國強盜一樣，都不是尊重歷史的態度。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