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儘管實行了獨生子女政策，但是由於當時生育意願還比較高，地方財政也比較充足，老百姓民生壓力比較小，中國生育率還穩定在2.4左右，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但是1990年代中國生育率直線下降，從1990年的2.2下降到2000年的1.22。經濟發展雖然能夠自發降低生育率，但是中國1990年人類發展指數（HDI）只有0.627，1995年也只有0.683，還只相當於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期的水平，經濟發展和獨生子女政策還不至於將生育率降低如此之大、之快。生育率如此快速而不可逆轉地下降還有一個深層次的原因—撫養成本激增。而撫養成本激增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分稅制改革。

1980年代中國的財稅制度偏向於地方，中央財稅比例較低。財政界在1980年代末就有人提出分稅制以提高中央財稅比例的方法，但當時認為地方分權對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是一個很大的推動力，沒人把分稅制當回事。1991年朱鎔基擔任副總理，試圖解決中央政府的財政窘境。在這種政治背景下，胡鞍鋼等人推出了《中國國家能力報告》，提出了中央財政集權的分稅制方案，報告通過胡鞍鋼以“奏摺”形式遞到上峰。這一方案得到了中央高層的高度重視，直接影響1994年1月1日開始的分稅制改革。

根據童大煥的《被分稅制改變的中國》一文介紹，在實施分稅制後的當年，中央的財政收入比上一年增加200%，占全國財政總收入比例由上年的22%急升至56%，但財政支出占全國總支出比例比上年只增加2個百分點。此後，1995年到2004年中央財政收入平均占國家財政總收入的52%，但財政支出平均只占國家財政總支出的30%。分稅制導致中國的政府行政成本世界最高的，中國的稅收成本也是世界最高。

地方財政收入占全國總收入比重不斷減少的同時，支出比重卻不斷加大。到2004年，地方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總收入約為45%，但財政支出卻占全國財政總支出的約72%。當年，中央的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總收入約55%，但教育事業費中央財政支出219.64億元，而地方財政支出3146.30億元，是中央的14倍多；社會保障補助地方財政支出是中央的近7倍；支農支出是中央的10倍。另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調查，在農村的義務教育經費中央只負擔2%，省地兩級負擔11%，縣級負擔9%，78%的經費要由鄉鎮這一級來負擔，最後實際上就是由占大多數的農民負擔。分稅制把財力向中央集中，造成地方政府債台高築，於是地方政府便：

1、地方政府就上行下效，層層下壓，省壓市，市壓縣，縣壓鄉鎮，最後負擔由農民承擔。其結果是，我國政府財權的集中程度不斷提高。相關數據表明，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從1993年的22%大幅提高到2002年的54.9%，省級政府的財力也從1994年的16.8%提高到2000年的28.8%，省級以下地方政府的財權只有餘下不到17%的水平，卻負擔80%的民生和絕大部分公共事務的支出。

2、地方政府不得不賣地為生，造成房價高企。分稅制改革還間接催生了醫療產業化和教育產業化。

3、基層政府通過 “搭車收費”將壓力往農民身上轉移，由於計劃生育是“一票否決”、“一把手親自抓”，撈計劃生育的錢撈得光明正大，成了維持農村基層政府運轉的最後一根稻草。

也就是說，胡鞍鋼的分稅制使得老百姓養育孩子的成本大幅提升，養育孩子的能力大為降低，是中國生育率從1990年的2.2下降到2000年的1.2、並持續低迷的最直接的原因。並奠定了中國一個家庭只能養活一個孩子的經濟學基礎，今後即便停止計劃生育生育率也難以提升。

朱鎔基總理執政時代，對中國長遠利益影響最大的就是生育率的快速下滑和持續低迷。這段時間的其他事件都不足以記載入史，但是生育率下滑卻將永載史冊的，因為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生育率低於世代更替水平，是中國人口崩潰和經濟崩潰的開始。生育率下降的長遠危害遠遠比其他任何政治、經濟失誤都要大。而胡鞍鋼是始作俑者。可以說是胡鞍鋼陷害了朱鎔基。

胡鞍鋼的分稅制改革，直接導致三農問題。但是比較滑稽的是，胡鞍鋼搖身一變，竟然成了三農、四農專家！

我本人對此有切身體會。我來自湘西貧困農村，但是1980年代普通家庭還是能夠供養孩子（當時孩子還比較多）讀完高中的。我的初中老師多次跟我說，如果我晚出生10年，那麼不但不可能讀大學，連高中都讀不完。1990年代中期之後，我很多湘西農村的親戚的優秀孩子，初中未畢業就失學了（家裡也就只有一兩個孩子）。我的一個侄子和侄女還是靠我的部分資助才讀完高中。我們家鄉經濟在1980年代應該還算不錯的，但是1990年代分稅制改革之後，元氣大傷。很多農村親朋將農村教育的高成本和經濟的崩潰歸罪於地方政府，其實最應該承擔責任的是胡鞍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