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屁民會真誠地為我黨分憂？


蘆笛


本來說不再為六四問題沒完沒了地吹軲轆笛了，但看了SHWJ網友的帖子，又讓我不能不再說兩句。他說：

“回到國內，和老幹部、老黨員私下交換意見（當然不是在公開場合），在六四問題上多數是批評老鄧的，即使不批評，也不敢說殺人有理。而遇到非黨群眾，或者是頂了個‘屁挨着地’（甚至留過學）的識字分子，大講屠城有理的人多不勝數。”

這段話只有一個地方值得商榷：個人認為，那好像該是“屁愛吃地”才對。當然我這翻譯也不一定準確，聊備一說而已。

說正經的，據我觀察，這“多不勝數”的同志，都並不是出於什麼個人利益，是因為得了共黨的什麼好處，違心發言，他們真是這麼想的。本區網友卡城老李和布朗運動似乎都真誠地相信，我黨再無退路，不殺人政權就要被推翻，天下大亂，玉石俱焚，誰也沒好處。有如死個幾千萬，不如殺掉幾千人。他們這麼說，並不是因為得了我黨什麼好處，而是真誠地這麼相信。

這當然是一種政見，大家可以心平氣和地討論或辯論。可惜我這人涵養太差，特別無法容忍“屠民治國論”，一聽就要跳起來。儘管我知道在本區發言的都是朋友，已經是倍加克制了，仍然在辯論中免不得火氣十足，實在抱歉。

為什麼他們會有這種真誠的想法？說起來還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以算一種認識上的進步——他們看到了統治者與人民之間利害交集之處。我反覆說過，統治者與人民之間並不是我黨說的要麼完全一致，要麼水火不相容，而是有着共同利益的。我還說，儘管我黨犯下的大罪罄竹難書，但他們能為國家民族帶來的最大災難，很可能還是突然垮台後引出來的，那是因為他們徹底摧毀了民間社會，使得百姓徹底喪失了自治能力，因此共黨突然消失後必然出現難以填補的權力真空，勢必要引出史無前例的大亂來。因此，從全民的利益來看，除非有強國接管，否則我黨只能消亡，不能推翻。

但這並不意味着我黨會因百姓抗爭而輕易垮台，卡城老李和布朗運動的誤區，在於他們為我黨的病態恐懼感染，在腦子裡牢不可破地建立了一個恆等式：“民眾大規模抗爭＝推翻我黨”，這其實是老金髮現的“五大致定律”（極權統治致死、致窮、致愚、致奴、致痞）使然。

已經反覆說過了，我黨從當國那天起，便生活在病態恐懼中，完全是集體害了paranoid personality disorder（妄想型人格失常）的病人，尤以毛澤東最可笑。他分明建立了中國歷史上見所未見的最強大的政權，把每個子民都牢牢攥在手心裡，百姓根本沒有造反可能，卻天天擔憂“千百萬人頭落地”，今天懷疑這人是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明天說那人是匈牙利的納吉，天下太太平平本無事，庸人無窮無儘自擾之，直到把所有的人都逼反了而後快。

後毛共又何嘗不這樣？他們理解的“正常”的朝野關係，就是統治者頤指氣使，發號施令，百姓俯首帖耳，百依百順。“正常”的人民必須是順民，如果人民起來抗爭，那就必然是“人民起義”，必須鐵腕鎮壓，否則就是“向人民投降”，而“投降＝垮台”。一言以蔽之，統治者與人民的關係只能是馴獸師與猛獸的關係，“退後一步就全完了”。

不能說這種擔憂一點依據都沒有。前段朋友跟我說他的“三民主義”：國人在鐵腕統治下是順民，開明時代是刁民，亂世是暴民，卻從來不會是公民（看來老金總結的少了“致暴”一條）。文革過來人見多了暴民，自然以為非此即彼。不是順民，當然只會是試圖推翻政府的暴民。

可問題是，非但“反對 ≠ 推翻”，而且“想推翻”也未必等於“能推翻”。更何況整個八九學運連反對都談不上，充其量不過是 “不乖乖順從”而已。無論是學生和市民，都沒有什麼推翻共產黨的心思，完全是熱血一涌，“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自己把自己感動得一塌糊塗，進入集體催眠態，覺得自己很悲壯、很高尚、很愛國、很民主、很委屈、很自戀而已。從頭到尾，百姓沒有任何暴力行為，只有幾名湖南工人用油漆潑污毛像，犯了損壞公物罪，都還立即被學生糾察隊抓起來扭送公安。在涉及上百萬人的和平示威能有如此高度克制，在世界史上端的見所未見。

90年代初英國人民在倫敦Trafalgar Square集會抗議人頭稅，和平集會演變為大規模群體犯罪。示威者們打砸焚燒了附近的商店，造成巨額經濟損失，與維持秩序的警方發生暴力衝突，導致多人受傷。也沒見人家出動大軍，殺得血流漂杵。抓的暴徒都因為證據不足釋放了。 要說“政府對人民投降”，這才真算是。可也沒見人家國將不國，陷入內戰。

擔心八九學運會導致共黨垮台，與我黨害怕馮正虎入境一樣，都是常人無法理解的心理病態造成的恐懼。您說政府不許馮正虎入境，到底是怕什麼？誰有本事解釋這種病態恐懼？難道他真有洪鈞老祖的大神通，以一人之力便能顛覆政府？如果他不能，難道手無寸鐵的一夥憤青靠死賴在一個廣場上，就能顛覆政府了？這結論是怎麼推出來的？

布朗運動要說了，那不是賴在廣場上的問題，而是百姓不遵從戒嚴令，堵軍車的問題。如果再不殺這些無法無天的暴徒，那就是政府向人民投降，政府就會自動垮台。

Is that so？How？恕本人遲鈍，我還真沒法理解這具體工作機制。老百姓去堵軍車，並不是去施暴，如我黨造謠宣傳說的那樣毒打殺害戒嚴部隊士兵，而是去開展“說理鬥爭”，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以父老的身份，苦苦哀求子弟兵們不要進城傷害學生。當時全世界的電視放得清清楚楚。如果政府不派軍隊入城，那還會有這種事麼？把學生晾在廣場上，看他們愛怎麼折騰怎麼折騰，根本不理他們的人來瘋，則他們哭鬧累了，覺得無趣，自然也就會悻悻散去了。

我就是這麼對待對我實行emotional blackmail的孩子的，而我這是從我父母那兒抄來的，行之而有奇效。這既能避免不斷去刺激他，為其提供無限哭鬧的動力，又能避免把自己逼到武力攤牌的困境。這點起碼的政治智慧，連升斗屁民都有，老鄧何以就是不懂？

其實學領最怕的就是這一手。2000年6月間，我在《大家論壇》跟六四的捍衛者辯論，其中一位過來人就曾坦承，當時他們很着急，因為許多市民已經喪失了興趣，運動開始變得冷清了。而他們又無力回天，無法再回到五月中旬呼風喚雨的風光中。他們最怕的就是毫無結果地散場，這樣必然後患無窮，云云。

這恐懼心理在柴玲那個講話中也表露無遺。明眼人一望即知，她比統治者更恐懼，生怕運動無疾而終，自行消亡，讓我黨秋後算賬。她沒說的是，她們一開頭就把“招數使老”了，毫無必要立即就來了個絕食的最高威脅手段。這強刺激確實有效地激起了廣大群眾的同情，然而政府不為所動，他們便也無法堅持下去，自行灰溜溜地結束絕食。此後學領們便再無刺激性更強的後招了。如果不是當局奇蠢無比地用派兵入城的手法去提供更強的刺激源，學生們還有什麼本事讓市民持續處在興奮狀態中？

所以，大屠殺是老鄧故意製造的。他這麼幹的目的，一是把趙紫陽做成“反革命暴亂後台”（鄧納吉抓趙納吉，真是歷史的諷刺。老鄧是四五運動的黑後台，老趙是89運動的黑後台，何等紅色幽默！）。二是以大血案震懾全黨，使用“置之死地而後生”的龜孫子兵法，人為製造“退無可退，背水一戰”的困境。三是殺人立威，用大屠殺一勞永逸地嚇得人民肝膽俱裂，從此做夢也不敢再喪失對我黨的敬畏，終生乖乖做順民。

這最後一個目的，袁木已經在89年5月3日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說得清清楚楚了。他指責學生不僅想與政府平起平坐，而且要超越於政府之上。這就是老鄧等人最惱火的地方。他們理解的政府與百姓的關係只能是一方高高在上，一方卑微屈從。如今學生竟然膽敢與政府平起平坐，那當然只能用大棒打下去。以“不應招”的方式當然可以拖得學運無疾而終，但不能恢復朝廷不可忤犯的尊嚴，因此不是根本的解決辦法。連白吃都想得過來：如果不是一頓打怕了學生，那就算這次學運和平化解了，日後學生們還會三天兩頭上街。長此以往，“國體”何存，君威何在？

這就是中國人理解的“常態社會”。令人駭然的是，它竟然在中國識字分子們成了主流看法。老金在他的《中國的事，難說！》中一文介紹，他們學校有位學貫中西的教務長（或是什麼官員，記不得了）跟他說，學校就是該辦成衙門，決不能辦成民國的自由思考中心，否則學生三天兩頭上街鬧事，把政府鬧垮了有何好處？

於此可見中國知青們的智力水平。國民政府不是學潮能鬧垮的，是被共黨的武力打垮的。如果沒有共黨，學生們再鬧國府也不會垮。一個高壓社會在減壓時，民眾必然大規模釋放怨氣，甚至會出現失序亂局。這絲毫不可怕。台灣剛解嚴那陣也是醬紫的。鬧來鬧去怨氣釋放得差不多了，朝野也就見慣不驚了。一個真正的常態社會，不能沒有百姓上街，否則怨恨無法消散，社會矛盾也無從暴露，遑論得到及時化解。

從百姓的角度來看，這是“順民／刁民／暴民”進化為“公民”的發育過程。從朝廷來看，這是從革命黨轉化為執政黨、“馴獸師”轉化為真正公僕的必經步驟。怕的是統治者被嚇壞了，又回到老路上去，撿起鞭子來，把百姓打怕為止。以此治國，則“國體”與君威當然能保住，只是國家永遠只能是個不知何時爆發的活火山，而統治者永遠生活在恐懼中，連個區區屁民馮正虎回國都要給嚇得屁滾尿流。

作者：蘆笛 在 蘆笛自治區 發貼, 來自 http://www.hjclub.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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