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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梁: 積跬步以至千里 – PR中國六十年核心政治的演進和下十年的展望
送交者: 維梁 2010年01月25日21:14:00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政治的世界是充滿矛盾和對抗的世界,各種政治勢力如同叢林中的各種洪水猛獸,都要以吃掉對手而後快。所謂:打人沒好手、罵人沒好口,所以各派政治勢力當評論自己的時候,無不自誇得如鮮花般美麗,如處子般純潔;而當評論別派勢力時,無不是潑髒水、扔石頭,欲置於死地。可如果你能夠以一個自由中立者的角度,利用對待自然科學的態度和方法,來分析政治世界和政治現象,你就會進入一個奇妙的自由王國,找到從前曾苦思冥想而不得其解的答案。

 

政治世界的人們都喜歡打標籤,談到1949年以後的中國,如果我說“新中國”,則很多民運人士、成“功”人士、自由人士必然認為是要為共產黨歌功頌德;而如果我要說“共產中國”則必然讓人以為是敵對勢力的代言人。所以我只好起了個新詞彙,叫:PR中國,很中性,符合我的中立角色。

 

談到PR中國的政治體制,很多人是頗不以為然,認為是比以前的R中國更停滯不前,甚至是倒退。而國內的中共某些人士則是極力表功,推崇其對中國的豐功偉業。其實,叫我客觀地分析,豐功偉業是不假,畢竟是把中國從一個分裂、破敗、戰亂和貧窮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建設成了一個統一、強大、和平和自足的現代國家。然而,其中的錯誤和災難也是有目共睹和不容置疑的。而其領導國家的核心制度也經過了一個以十年為單位的演進。

 

1949年當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後,這些算是代表當時中國人的精英人群的團體是要準備大幹一場的,其目標就是最終實現共產主義。我也認為共產主義是一種崇高理想,它與基督精神皆出自聖經之:"凡物公用、不留私產。"我想這可能是耶穌和馬克思都同是猶太人的原因。然而二者實現起來卻大相徑廷,前者靠教化和自覺募捐,後者靠奪取政權,強迫實施。結果無論是宗教還是專政,除了它的發源地:以色列以外,至今都沒能看到"凡物公用、不留私產"的最終可行性,看來真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吶。倒是中國古代的中庸之道暗自作用於彼此,凡事不能走極端,極端的共產和極端的私產都是要不得的。在基督社會的西方,讓人們最終知道了不要為富不仁,要拿出額外來慷慨助人,這就是有助於社會穩定和有助於自己的安全;在PR中國,讓人們最終知道了不要極端地共產吃大鍋飯,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中國的彎路是一步一步走直過來的,不走也不知是彎路,不走也還是停留在過去的小農經濟和封建土地制度之下。這些彎路就包括所謂的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如何具體實施?

 

任何偉大的政治理想都離不開長期的實踐,在法國、在英國都是如此。而美國是當年是一片白紙,可以直接借鑑歐洲最優秀的政治制度,並加以完善。在這一點上,中國以及周邊所有儒家文化圈的國家都是有着沉重的歷史、文化和政治包袱的,不論你是什麼人,屬於什麼政黨都會被壓上包袱。

 

所以1949年以前所號召的人民民主,一經實踐就在50年代很快化為了共產黨內高級官僚們的集權專政,而反右和大躍進就是這一政治體制的突出惡果:反右是對反對派的專政;只許官僚們高談闊論,不許右派有任何反駁。而大躍進的實質是對廣大農民進行專政,儘可能多地掠奪農民手裡的糧食以率先保證城裡工人、幹部、軍人等新增人口的糧食供給,不許農民私藏糧食。而一旦調度失當,就會貽害無窮、遍地餓殍。為此,大批的老百姓對共產黨官僚越來越不滿。

 

到了60年代,以人民領袖自勉的毛領袖開始認識到官僚階段腐化的危害和變質的可能,於是利用自己的威信開始號召廣大人民與仿效蘇俄制度建立的官僚機器做激烈對抗,但由於缺乏有效的組織和可持續發展的規劃,在文革時雖是大大地替老百姓除了一口惡氣,但後來也逐漸過激和無法收拾,成為了毛領袖一人領導下的造反派專政。

 

70年代,隨着林彪集團的失敗,使毛領袖陷入到了痛苦和彷徨之中,在官僚和造反派之間進退失據。但是當其他受封建和儒家思想控制的東方領導人如,老蔣、老金和新加坡老李還在忙於世襲往替的年代,老毛能以國家和民族的前途為念,時時嘗試有利於自己國家長期穩定發展的領導制度,並最終指定無血緣的老華接班就是東方世界的一個進步。

 

之後的80年代,隨着毛領袖衣缽傳人的一一被肅清,PR中國真正開始了政治局集體領導的時代,雖然民主還只是屬於少數上層官僚的特權,但對比於建國後毛領袖的實質性一言堂領導來說,應是政治制度上的進步。同時,文革那自下而上的強烈衝擊也促成了對5060年代官僚專制的內部反思。舉一個小例子,我母親所在單位的老領導在5060年代對下面的職工簡直是橫眉冷對、趾高氣揚,後來在文革也被群眾斗得死去活來。以後文革結束了,再恢復職務後對待下屬就和藹很多了,架子也小多了。

 

總之這一時代的政治局常委內部的民主是PR中國的一大進步。就是後來6-4鎮壓的決定,也是政治局常委內部2:2票加1票棄權僵持不下後,才再加老鄧額外的一票得以通過的,就內部既定程序而言是沒有破例的。

後來的6-4雖經流血犧牲,然取得了90年代的新的政治進展,即,迫使老鄧等人放棄老人垂簾政治而集體身退,並從此約定俗成為了:過往領導人隔代推選接班人、任何領導人都以兩界為限,杜絕領導人終身制。這才超越了古書上堯舜時代理想盛世的遴選制度, 雖落後於西方,但不能說沒有進步。

 

而以此綜上所述,我認為PR中國在政治制度上還是一直在以10年為一個單位來逐步地完善着,而以此為參照,在2010年代,我認為應該促成的是:政治局內部以某種方式醞釀出兩個,而不是僅僅一個國家領導候選人,再同時放到人大全體大會上投票選舉,由人大代表選出,而不是暗箱操作出下一屆的國家主席。這樣一來,既然兩個候選人都是中共內部醞釀成熟的人員,就都應是自己信得過的人選,不用擔心出太大的變故;而同時也給了人大代表以及她所代表的全體人民以自主選擇的權利。這樣既符合維持國家穩定的核心需要,又在政治體制上實現了巨大進步,給人民帶來了盼望以久的實現人民民主的希望,也同時表明了共產黨所宣傳的人民民主制度的理想不是空話,不是維護少數特權階級及其子女和親友長期統治的專政工具。

如果在下個十年能夠實現如此目標,就是中國社會的巨大進步。而其他過激的方案和想法往往是不切實際的口號,於事無補,還是"積跬步而至千里"的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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