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某一時代的特殊語境中，出現了一些漢字軟刀子，比如紅色為良白色為惡；左為好右為壞，等等。大自然的安排，和沒有左就無所謂右的平等方位，愣是活生生被放到了你死我活的對立面上。

中國現在是否存在被煞有介事渲染的右派？這是個需要考慮的問題。如果將他們的言行作為參照系，比如“圖解毛澤東慈愛的目光”、“中國要崛起繞不開毛澤東”、對朝鮮歌功頌德，為了個圓明園的水龍頭，氣勢洶洶主張和有關國家斷絕關係，等等，那麼中國大概真存在右派，因為他們確實把這個看成了笑話。但是，相比與這些連讓人一笑了之的價值都沒有的荒謬，所謂的左派們借“左”之政治殭屍壯膽，顯然是對現狀的誤判，簡單些說就是腦子有問題。

考察國際共運史和中國現代共產主義的歷史，所謂“左”，從來就不是一個站得直的概念。列寧批評左派幼稚病，所用的詞語非常尖刻；中共歷史上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也因為“左”的地道，險些將中共引向毀滅，就連“左聯”那樣曾被大書特書的文學團體，現在看來，也頗有需要推敲的地方。至於左到極致的紅衛兵，簡直就是精神病院裡都難以找到的。與此相反，很多右，如從伯恩斯坦到赫魯曉夫；從蘇區反右的錯誤到1957年反右的荒謬，都驗證着被迫害的“右派們”可貴的理論素養和精神品質。

左派們最擅長的，莫過於精神欺騙和概念收買。特別喜歡打着中國的旗幟、民族的幌子、公平的經幡招搖，玩弄概念，卻反對可行性的社會改良措施。他們可以說中國不高興，中國可以說不，來逗樂狂妄的小玩鬧們掏腰包買他們的精神搖頭丸發財出國定居，也可以睡在暖洋洋的被窩裡打完哈欠上網發帖，號召氣囊鼓脹的小嘍囉們去天安門廣場朝拜紅太陽，自己卻不去冒非法聚會之險，罵罵茅于軾廉租房不用修單家廁所；批評一下《炎黃春秋》有反動傾向；誇讚一下金日成和毛新宇的體魄；總結總結烏拉圭的共產主義運動新動向，已經到該吃荷包蛋和喝牛奶的時候了。

在知識界，左派們的經濟情況和社會地位大多數不怎麼樣，這是筆者留意過的一個情況，雖然不太全面。談這個不搭界的考察點，是發現了一個現象，他們打着反對社會分配不公、反對發達國家的旗幟，在迎合下層民眾口味的過程中，為自己賺噱頭和兜售自己的出版物，這幾年的幾本左派寶典都是，宋曉軍、劉仰，還有正在完成華麗轉身的摩羅等，都具有這一特徵。他們罵社會不公，卻很少有解決問題的專業建樹和理論探索，當然，撒潑和懷念回到一窮二白的時代的不少。左派們沒有茅于軾、艾未未、楊恆均、夏業良、賀衛方等所謂右派們那樣的社會影響和為生能力，也沒有直面社會的耐心和踏實，能在天橋的雜耍場上叫響，能在北影門口等到王寶強一樣的運氣，跟着人家走，這才是他們追求的。這些人如果哪天闊了，我們看到的，不知是中舉丫鬟的扭捏還是綾羅綢緞的哈巴從豪門中對路人的狂吠？那些選擇當“左派”的，很多根本不是在堅持一個觀點，也不相信自己說的那些，而是對自己出名和發財的一個創意。

但是，相對於所謂的右派，政治智障“左派”們在中國是安全的。一條瘋狗只要僅僅停留在吠的階段，不會對任何實體形成實際傷害，大不了就是吵得煩人，挪個地方躲一躲就行了。何況他們為中國這個產生過阿Q的國度的老百姓畫出了一張張肉餅和一串串止渴的梅子，更重要的，是對正統的高度認可。而“右派”的處境就困難的多，他們說的是實實在在的問題，這必然會牽涉到實實在在的人和事。結果不是給當局和民眾亢奮增添“中國不高興”、中國站起來的豪邁大爺氣，而是大喜日子裡給人家添堵的各類“問題”，受到處理是理所當然的。

於是，做一個政治智障的左派，在當下似乎很有前途，也更為安全，有時候還很時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