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網絡上又有一顆躥紅的新星升起，那就是以在電視或網絡視頻上講授“歷史”出名的袁騰飛老師。直到最近，筆者才慕名上網去看（聽）了幾段袁老師授課的實況錄像。果然被他生動、豐富的語言所吸引，有“想接着聽下去”的意願。甚至覺得自己當年的中學歷史課，要是遇上這樣的老師，歷史知識一定會遠比現在更豐富的。所以認為值得已經或即將準備走上教學崗位的文科老師或學生們參考、借鑑。

但是，事後如果再回味一下袁老師的講課形式或內容，就不難發現，他和之前同樣被追捧的易中天、於丹老師一樣，走的是一條類似“戲說”或“評書（一種曲藝）”之路，繪聲繪色地把歷史或國學呈現在學生（聽眾）面前，受到歡迎也是理所當然的。如果說把古代歷史當做一般的知識或常識，這倒也無所不可。因為胡適早就說過『歷史（其實國學也一樣）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女孩子』，老師當然可以將其打扮成會受學生喜愛的“芭比娃娃或無敵機器人”等、來投其所好，以達到教學目的。至於歷史自身，本來就無所謂“真相”，就算把各朝各代的史官都從墳墓中請出來寫“回憶錄”也沒有用，因為他們早就學會要為聖、賢、尊者、甚至為自己可能有過的劣跡“諱”了。正所謂“假作真來真亦假”，任何“還原歷史真相”的訴求，客觀都只能被看成是有意無意的折騰或忽悠，這只要比對一下當代人在“回憶錄”（甚至檔案資料）中，對同一事件的截然不同描述就知道了。這就是《新理論》認為『歷史的“是非”比“真偽”更重要』的理由。正因為成為過去的歷史，已經沒有真相可言，而我們又不能否認“以史為鑑”的重要性。甚至連毛澤東都發出過“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的“最高指示”。無不都強調了歷史經驗或教訓對當前或未來社會的不可忽略性。所以我們今人真正需要的，是要以自己的文化傳統價值觀為是非的“判斷標準”，對一個個特定時段或朝代被記載的重要社會行為（不論真假），就事論事地作出“孰是孰非”的結論，目的就是要為自己社會未來的走向，樹立一個可以作出“有所為、有所不為”取捨的參照標準或依據。這樣，除非真有“狗仔隊的挖屎癖”，否則讀書人就沒有必要再把寶貴的時間或精力，放到圖書館裡去查資料，跟屁蟲般捕風捉影地去做沒完沒了的翻案文章，打那些永無休止的文字官司了。就以文化大革命為例，老一輩革命家之間，當年的是是非非和“恩怨情仇”，現在誰也說不清、道不白了，任何情緒化的描述（比如袁騰飛老師對劉少奇在文革中遭遇的寫實描述），都只能為今後埋下萌發怨恨的種子，就讓它“一筆勾銷”吧。但是，無論出於什麼原因或動機，對文革發動者的錯誤決策，和學生造反派毫無人性的所作所為整體罪行，都必須從道德和法理上，加以徹底清算和批判，一定要讓全社會對那次“史無前例”的荒唐行為的集體錯誤（甚至是犯罪），有清晰明確、毫不含糊的“是非”認知。這樣今後一旦有人還企圖打着老人家旗號“如法炮製”時，就可以真正自發的“民主”力量和覺悟，來加以有效阻止。否則，理論上就很難保證這段不堪的歷史，不會在將來某一個時間段上再重複一次。這本來就是中國歷史上千年總是反覆輪廻的特徵！

可以認為，這幾位老師（或教授）的出現和迅速走紅並非偶然，而是有其“順天時、合地利、有人和”的必然性。因為今天的人類社會正在面臨一個“此路不通、何去何從”的選擇，中國自己更遇到似乎“進退維谷”的處境，以至於根據“聰明人不犯第二次同樣的錯誤”的格言，想參照從歷史中找到一點可以“以史為鑑”的啟發。而這幾位就因自己具備的專業學識、口才（可能還有外表）應運而生，在媒體和網絡的刻意宣傳運作下，真是想不紅都難了。

這本來並不一定是壞事，中國文化中早就有“寓教於樂”之說，讓大家在愉悅的心情中受到教育，應該是值得肯定和鼓勵的。但是一定要注意防止走向另一個“寓教唆於樂”的極端，結果就只有“事與願違”了。而毛澤東本身就是一個典型，我們可以從他自新中國成立後的幾十年掌權生涯的所作所為（如反右、大躍進或文革）中，找到許多他仿效歷代封建帝王統治權術的痕跡，只不過比起那些帝王來，他的手段更高明、更巧妙（或者更狠毒）而已（比如對付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人的手段）。所以筆者以為，僅僅客觀地複述本來就未必真實的歷史是不夠的，必須配合以正確文化價值觀標準作出的客觀是非判斷，才能起到正確指導社會實踐的作用。否則僅憑個人的思想或價值觀傾向，或迎合各種“領導意圖”以及社會中一部分人的好惡而為之，都是不對的，不能形成正確有效的社會導向。其所能起到的作用或效果，充其量只不過是像搓“香港腳（一種腳氣病）”搓出血來的感覺一樣--痛並快樂着，雖然可以緩解一時之癢，卻毫無根治療效，反而有感染髮炎的危險，到頭來反而害了自己的國家和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