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屈原愛國精神的肯定，是中國歷代知識分子和民眾自發的，被傳承下來了，同時傳承下來的還有吃粽子。

在中國數千封建社會中，朕，即天下，忠君和愛國有時是等同的。我們不能用現代的觀念來要求歷史人物。

另外，對於有網友提出的屈原的『愛國』與秦滅六國，這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所出現的人類行為與價值觀念，這是在不同的歷史進程中發生的事，這是不同屬性的事。

屈原的愛國，是愛自己的父母之邦，出生的那塊土地，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精神和道德品質；秦滅六國而統一中國，是中國歷史的一段進程的結局。肯定這2件事都具有歷史的進步性，並不矛盾。特別是，楚的歷史和秦的歷史，都已經成為中國歷史的一部分。


在每段歷史進程中，總有值得肯定的進步的東西。所謂進步，是對歷史而言的。

下面，看看古人和民國時期的人談屈原的愛國精神。


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雖放流，眷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返，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班固《離騷序》:“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

王逸《楚辭章句·敘》:“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之列，是“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

宋代洪興祖《楚辭補註》:“楚無人焉，原去則國從而亡。故身雖被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爭而強諫，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雖流放廢斥，猶知愛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義盡矣。非死為難，處死為難。屈原雖死，猶不死也。……屈原之憂，憂國也。”

朱熹《楚辭集注》:“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

李贄《焚書·讀史》:“張儀侮弄楚懷，直似兒戲，屈原乃欲托之為元首，望之如堯、舜、三王，雖忠亦痴。觀者但取其心可矣。”《藏書·屈原傳贊》: “宗國顛覆姑且勿論，彼見其主日夕愚弄於賊臣之手，安忍坐視乎？勢之所不能活者，情之所不忍活也，其與顧名義而死者異矣。雖同在節義之列，初非有見於節義之重，而欲博一死以成名也。其屈大夫之謂歟？”

王夫之《楚辭通釋》:“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原不忍背宗國，且嘗受王之寵任，尤不忍絕君臣之義，故靈氛告以他適而不欲從。”

王夫之釋《天問》作意：“原以造化變遷，人事得失，莫非天理之昭著，故舉天下不測不爽者，以問憯不畏明之庸主具臣，是為天問，而非問天。篇內言雖旁薄，而要歸之旨，則以有道而興，無道則喪，黷武忌諫，耽樂淫色，疑賢信奸，為廢興存亡之本。原諷諫楚王之心，於此而至。”

王夫之釋 “帝降夷羿”一節云：：“蓋無道必滅，虐民縱慾，雖有強力，不足憑也。”其釋“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云：“夏後為羿所滅，少康依於斟尋，此有夏覆舟之前鑒。使桀能以為戒，則湯將何道取之乎？所謂殷鑑不遠，國必自亡而後人亡之也。”

王夫之釋《哀郢》雲，“哀故都之棄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離散，頃襄之不能效死以拒秦，而亡可待也。原之被讒，蓋以不欲遷都而見憎益甚。然且不自哀，而為楚之社稷人民哀。怨悱而不傷，忠臣之極致也。”

王夫之釋《懷沙》雲，“原不忍與世同污而立視宗國之亡，決意於死，故明其志以告君子。”

王夫之釋《思美人》雲，“此以篇首之語名篇，而述其所為國謀之深遠，前後一致，要以固本自強，報秦仇而免於敗亡。忠謀章著，而頃襄不察，誓以必死。非婞婞抱憤，乃以己之用舍，系國之存亡。不忍見宗邦之淪沒，故必死而無疑焉。”


林雲銘《楚辭燈·凡例》：“讀《楚辭》要先曉得屈子位置，以宗國而為世卿，義無可去。緣被放之後，不能行其志，念念都是憂國憂民。”其釋《離騷》又雲，“屈原全副精神，總在憂國憂民上。”


1933年，游國恩在《〈楚辭註疏長編〉序》中慨：“嗟夫！屈子以曠代軼才，而又楚之懿親，怵心國難，思有以匡扶之。乃以王之昏庸，群邪壅蔽，竄逐山澤，九年不復，此誠人情所不能忍，故其文憂愁幽思，曲折往復；激楚蒼涼，如怨如訴，斯乃迫於情之弗容己，與夫世之無病而呻者異也。”進而介紹懷襄二世“強寇鴟張，國亡無日”，“未嘗不可以其言其志，喚起人心，復我故國於數十百年之後。” “今觀其辭，宗國之念至切，發揚蹈厲，深入人心，足以鼓舞其遺民志士報仇雪恥之義氣，真天地間不可少之文也”。


1935年，衛瑜章在《離騷集釋》中的《自序》中言明寫作目的：“夫屈子雖罹否塞、歷百憂，一往沈冥，以思夫邅道崑崙，容與流沙，而卒不忍恝置君國以遠遁，靄然忠愛，是足歷百世而不敝。今天下益多故矣！盱衡關東，永淪異域。彼雅負天下望者，乃去宗國其如遺，甘心媚仇恬不恥，曷為其終無‘臨睨舊鄉’時乎？後之君子，籀其書，得其用心，蓋關繫於世教匪細。”

1935年，即“滬難三周年紀念日”，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完成了他的第一篇研究屈原的成果《屈原》（刊《中學生》，第55期，1935年。），文中說：“屈原又根本是一位愛國者，他的作品這樣告白着，他的行為也這樣告白着。”其著作《屈原》（開明書店，1935年版）則明確提出屈原是“愛國詩人”。

1942年2月，西南聯大中文系學生鄭臨川，早就聽人說聞一多考核學生成績愛聽奇談怪論，於是打算寫篇否定屈原存在的讀書報告。聞一多聽了他的論點和論據後，說，“書到念了不少，可惜態度和方法還有問題。……屈原存在的歷史事實，你能否定得了嗎麼？你想，屈原的詩篇為我們樹立了多麼崇高的愛國文學的傳統，鼓舞了幾千年來民族的自豪感情和獻身精神，使我們今天還能生活在祖國的大地上，作自己文化的主人，成為世界文明古國的奇蹟，我們今天的浴血奮戰，也正是屈原精神繼續存在的活見證。否認屈原的存在，對於抗戰會有什麼好處呢？要記住，做學問絕不是為了自我表現，是要為國家民族的生存和進步作出有益的貢獻啊！”（見聞黎明、侯菊坤《聞一多年譜長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