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按：这真是一份绝妙的自白，是一九六八年江苏省革委会成立时，许家屯先生的“亮相”检讨，这本应该成为许家屯先生回忆录中间最为精彩的一章，但是却被他本人选择性地遗漏了，现在我们为他续上。许家屯先生苦心经营自己的一生，参加共产党的队伍和抗日运动，本身是为自己找出路的；建国后在共产党官场中间，也是时刻为自己的前程刻意打点的；在文革的前后，那个让一切人的灵魂暴露在阳光下的时节，许家屯先生也及时地、部分地解剖了自己；即便是在那个时候，许家屯先生也牢记要为自己做一笔好交易，我们将要在这篇文章中间读到的、那些明显会磕着人们牙齿的语言，今天复杂的社会教给我们更高的判断真伪的能力，不复文革期间热血青年的轻信，我们今天阅读顾许家屯检讨的时候，得到的印象是当年的许家屯并没有丝毫的真诚和觉悟，满篇都透露着许家屯先生的精明和他所揣摩得来的惯例秘诀，这是他总结出来跟中央和群众进行交易的经典语言套路，目的是要借此为自己谋一个官位。为了这一笔交易顺利作成，许家屯先生不惜对自己此前的上级和同僚落井下石，检举揭发，也不惜装卑躬屈膝摇尾乞怜状。在当时的特定形势下，许先生甚至不得不说出了几句真话，装出严于解剖自己的样子，以求过关，所有这一切，都服务于他严肃的交易目的。直到许先生晚年，他发现与共产党的交易已经无法做下去了，或者预测交易下去没有多少油水了，才毅然改弦更张，投入跟共产党进行了几十年冷战的那个对手的怀抱，最后再做一笔交易。许家屯先生的交易人生，大概会就此落笔，作为最后一笔交易的标的，许先生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从他回忆录的内容看，与一九六八年的亮相检讨，简直是惊人的相似：也是通过忏悔自己此前的糊涂和错误，来表明自己的政治认识终于在各种人各种因素的帮助下获得了惊人的提高，他也一样保证要从此之后洗心革面从新做人了。在他人生漫长的交易生涯中间，最坦白的时候所说的真话没有收入书中，成为他人生经验宣传的一大缺憾。今天我们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发现了他最有价值的反思记录，发到网络上来，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能够更全面地了解许家屯先生那艰难曲折的交易人生。检讨书全文近三万字，为了不浪费读者太多的时间，我们把检讨的前后两部分互换了位置，以保证读者在第一时间汲取最有用的信息。

向毛主席请罪（下）

农村社教运动中，刘少奇亲来江苏，攻击、反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前十条，第一期社教运动，执行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运动路线。我和江（江渭清）、陈（陈光）一道，紧紧跟随。为了照顾江、陈王朝的修正主义大局，不致得罪黑主子刘少奇，我不去邗江蹲点，而改去涟水，做了泡制刘少奇黑样板高沟事件的主凶，打击一大片的刽子手。当时，我对刘少奇的一套黑货是坚信不疑的。我相信后十条是前十条的发展，对两者做了对比之后，我的资产阶级运动立场，使我发现了两者之间的所谓差别。我胡说前十条关于阶级斗争表现形式的分析，已不能说明农村阶级斗争的情况，不完整了，而后十条抓住了农村阶级斗争的核心。这是攻击毛主席的指示已经过时，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所谓抓住核心，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所谓抓住了核心，就是吹捧刘少奇的两面政权，两面党的胡说。我当时，唯恐犯右倾错误，戴右倾帽子，怕发现不了所谓问题，也就是说，找不到农村已经变成一团漆黑的材料。在这样反动思想下，我批准了高沟公社分团推广对所谓犯四不清干部的反动政策，就是，在政治上搞臭，在组织上搞垮，在经济上搞光。同样，我在李集，在整个涟水社教运动中，在对农村形势估计方面，在对农村阶级斗争矛盾的性质方面，在对贫下中农的认识方面，在夺权方面，在对犯错误的干部处理方面，在对工作队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等等方面，一系列地创造地推行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了一大片，保护了一小撮。

制定二十三条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江渭清要我在小组会上发言。他要我把他在蔡巷，我在李集和高沟的黑经验集中起来作为发言基础，我和他一样，发言唯恐“左”得不够，不合刘少奇的反动口味，在大会上继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主席在大会上作了重要指示后，针锋相对地批判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模糊地意识到这是刘少奇社教一套搞法的“纠偏”，根本没有觉悟到这是一场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在旧省委的常委会上，我发言时透露了我的这个思想，立即遭到刘少奇派来江苏蹲点，督战的一些中央部长的非议，我感到自己可能说错了，闯了祸。江渭清做总结时，明确肯定刘少奇形“左”实右路线这期社教运动“成绩是基本的”，不是“纠偏”，胡说二十三条是双十条的继续和发展。我迷信江渭清比我水平高，了解中央精神，比我接近中央，比我强，可能又了解了中央什么新精神，肯定自己的理解有了问题，立即跟着一起唱起反调，从右的方面来抵制，反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二十三条，继续推行刘少奇形“左”实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就不可能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可能抓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突出资产阶级政治，抓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我抓农业期间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三年困难时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同样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复辟资本主义的。

我不管文教工作，却以文化老手自居，假充斯文，以个人爱好为名，插手文化界，频频放毒，传播、散发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毒素、传播、散发从旧中宣部，旧文化部贩来的黑话黑货。整风反右伟大斗争前，我对全省戏剧界鼓吹抹杀阶级内容的所谓放，攻击、污蔑戏改是否定什么遗产，是虚无主义，鼓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牛鬼蛇神出笼，鼓励他们向党进攻。六二年，我指使新华日报还要面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倡所谓知识性，趣味性；提出什么学习旧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反动策略，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报纸上所谓“出出气”等等。篡改党报的大方向，把党报变成资产阶级的反党阵地，供给资产阶级以反党工具，这是我在对形势一团漆黑的估计下，向资产阶级投降的严重罪行。三年困难期间，我支持了不少坏戏，反动戏剧；特别严重的，是我组织，支持了歌剧“河伯娶妇”大毒草的改编。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反动思想的支配，加上当时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潮，使我在审稿时，产生反动的共鸣，不可能发觉这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江思想的大毒草，而且给以很大的支持，罪责是很严重的。所有这些，都是为封、资、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文化艺术出笼鸣锣开道的。在帮助制造反理论上，我同样起了封、资、修在党内代理人的反革命作用。

青年工作上，我妄自称大，以青年导师自居，用资产阶级的庸俗不堪的名利观腐蚀青年一代，鼓吹什么志气，理想，鼓吹什么成名成家，从小人物变成大人物；什么劳动锻炼得好，可以当省、地、县、公社干部等等；鼓吹什么红不易，专亦难，用折衷主义手法，传播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等等；都是反对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改造青年一代，反对用“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思想去教育改造青年一代，把青年引上修正主义、资本主义道路的滔天罪行。在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工作中，也是物质挂帅，不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动员知识青年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是宣扬劳动做官论。我还在实际上积极为此树立典型，我积极地宣传过某些下乡知识青年的先进事迹，掺进修正主义的毒素，加以夸大歪曲，散播毒素。在我直接间接建议下，旧省委提拔了一批下乡知识青年到公社、县、地委担任领导职务，杨培刈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前次在大会上的控诉，就是对我的罪行的批判和控诉。在这方面，我所推行的是一条道道地地的制造修正主义接班人的资产阶级反动干部路线，完全是为资本主义复辟作组织准备的。

在江、陈王朝推行的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资产阶级反动组织路线上，我的罪行同样是极为严重的。整风反右伟大斗争中，我忠实地推行了江渭清保护所谓高级干部的，不让他们放毒的包庇方针。他包庇陈立平的黑指示，我是传达者和执行者。包庇汪海粟，不划右派，既是江渭清的主谋，也是我的愿望，我也投了重要的一票。因为汪海粟是苏中三分区的干部，和我感情较好，包庇右派文人叶志诚，不划右派，由于我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怜惜他是所谓文人才子，便不问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如何，投了反革命的一票，包庇下来。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我又投票包庇了黄云祥、莫珊等，也还是因为他们多是苏中三分区的干部，是老熟人。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还包庇了顾复生等。江、陈之流包庇了大批坏人，大搞招降纳叛，还自吹执行政策是什么稳，我是衷心拥护的，而且，在不少这样反动的决定中，我是投了粟的，是有共谋罪责的。我和江、陈之流从一个共同的反动立场出发，维护这个所谓稳，稳住了资产阶级的反动阵营，捂住了江、陈王朝的阶级斗争盖子，保了江、陈，包庇了他们的党羽，自然，也保护了我自己，和我所想保护，包庇的一小撮。都是在组织上为资产阶级复辟增砖添瓦的。

特别严重的，是我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学习毛主席蓍作的群众运动的滔天罪行，这也是我犯一切严重错误和罪行的总根子之一。我长期眨低毛泽东思想，认为学习毛泽东思想，只是学习毛主席的立场、思想、方法，而且胡说：不可能每一桩事都在毛主席蓍作上找到解释。这是反对林副主席教导的，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的英明指示的。我还不区分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胡说什么学习中央文件也是学习毛泽东思想，胡说什么光学毛主席蓍作，不学党的方针政策，会变成考古学家。这些胡言乱语，是攻击、污蔑毛主席的光辉蓍作已经过时，贬低、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这些反动思想，反映在对学习毛主席蓍作群众运动的认识上，我反对把学习毛泽东思想说成是中心的中心，关键的关键，根本的根本，认为这样提是什么不留余地，把马列主义放到什么地方去了；还胡说什么学毛主席蓍作，不抓阶级斗争，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等等，都是无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的伟大教导的。我的这些反动谬论，是反对林副主席教导，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农村社教运动中，解放军同志运用老三篇和毛主席蓍作，传播毛泽东思想，创造了很好的经验，林副主席立即肯定批准了这个经验，英明指出，社教运动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可是，我跟着江、陈一道，反对、抵制、攻击老三篇不能解决所谓阶级斗争问题，胡说只能做好人好事，这不仅是贬低伟大光辉的老三篇，主要还是反对社教运动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蓍作的群众运动的兴起。我这个时期，还放肆地攻击学习毛主席蓍作群众运动，要防止什么“形式主义”“强迫命令”“简单化”等等，都是一样的反动动机。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革命群众热爱毛主席，创造了在放电影前请示，唱语录歌等革命新风尚，我从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感情出发，还加以反对、污蔑，真是罪该万死。

以上交待，检查的这些主要罪行，说明我十多年来在江苏的实践，是刘少奇在江苏黑店里的一个忠实黑伙计，是一个道道地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多年来，我逆历史潮流而动，是一个旧社会的维护者，新社会建设的阻力。毛主席教导说：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我在这十多年来伟大的两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扮演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派的角色。历史是无情的，不管我的主观意志怎样，事实就是这样。我应该鼓足勇气，正视自己这个严酷的历史，正视这个惨痛的历史；正确接受这个历史教训。

毛主席教导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继续站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谭震林、江渭清、陈光之流的一边，继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了严重的较量，直到旧省委的垮台，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值得庆幸的，也是我政治上新生的开始。

运动开始，我以为是“老一套”。只是文化艺术方面的革命，仍是抓我分管的业务，对运动漠不关心。四月，彭、罗、陆、扬反党集团揭发出来以后，震动很大，想不到这些人是反党反毛主席的。可是，又完全接受江渭清提出的，所谓接受教训，夹起尾巴来做人，转移目标，歪曲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反动指示，幻想在这个伟大斗争中，明哲保身。伟大的五月通知中央明确指示，要注意防止“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以为就是指的彭真，罗瑞卿等，中央的问题解决了。旧省委呢？我认为没有这样的人物。旧书记们虽有些问题，但还是好人犯错误，没有三反分子。自然，自己是包括在内的。资产阶级运动立场，根本不可能认识到自己的反动本质，认识到江、陈王朝的本质，颠倒是非，把资产阶级司令部看作无产阶级司令部，为江、陈王朝和自己定下了反动的基调。运动一开始，就把江、陈之流和自己排除在运动的革命对象之外，就和运动、和革命群众对立起来。在看到革命小将对江、陈王朝的冲击时，立即从反动的既得利益出发，考虑到整风、反右斗争的经验，认为有坏人，至少有坏人在背后操纵，是对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进攻。以为只要旧省委内部团结，就可以“顶”得过去，在运动后期抓右派了。

十一中全会，我开全国工业机械化现场会议也到北京，江渭清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后，向我吹嘘他如何反对刘少奇的谎话，我信以为真，十分佩服。增加了我对他迷信的程度。他又吹嘘什么“南京不是北京，南大不是北大”的欺骗说法，我更相信他的领导是所谓正确的，对他坚信不疑。江渭清和陶铸、谭震林、魏文伯等共同策划的，反对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伟大战略部署，决定“暂时不炮打旧省委”，说什么为了“集中力量，抓生产，抓运动”，实际是以生产压革命，集中力量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一个大阴谋。我因为怕群众，怕民主，怕运动触犯自己的资产阶级尊严，表示拥护。心里还夸耀：江渭清有胆识，在大风大浪中掌舵稳。完全和他们站在同一个反动立场上，反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江渭清宣布陈光要调安徽做李葆华的资产阶级接班人，我考虑到以后我在旧省委的位置可能会更加重要起来。为了争取江渭清进一步的信用，能随着他的升迁而升迁，就更加卖力积极起来。八月以后，我死保江渭清，死保江、陈王朝和他们一道，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犯下了一连串的滔天罪行，这些，就是我在这一期间的反动动力。

“九九”事件，革命小将冲进旧省委大院，我以为这是对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莫大污辱，流了没落、反动之泪。江渭清被迫出面接见，无人陪同，我主动保驾，主动出面和小将搞所谓“谈判”。谈判中，我坚决不承认他们的革命行动，无视他们为革命自我牺牲的精神，完全站在敌对的立场上，耍外交辞令，搞两面手法，公开污蔑他们的革命行动为“无理取闹”，公开点名打击造反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无锡轻工业学院造反派步行数百里来南京向旧省委请愿，我无动于衷，采用利用一派，制造一派，挑动学生斗学生的阴谋手法，保护旧省委，保护旧无锡两委一小撮。后来，我还总结经验，颠倒是非，把反动的说成是所谓“依靠左派，争取中间，孤立右派”。江、陈王朝疯狂镇压革命群众的所谓八比○事件，大都有我参与和共同策划的，我还在九月下旬去苏北抓生产之机，向有些地、市、传播了这些反动经验，流毒很广，罪行是严重的。

为了镇压革命群众对江、陈王朝的冲击，保护自己在内的一小撮，我向江渭清献策，要大抓红卫兵组织。说什么“这是壮大左派，依靠左派”，实际是要江渭清依靠一派，镇压另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江渭清要我立即组织红卫兵，以保护所谓革命秩序，我连夜动员自己的子女，组织他们的同学，搞起中学黑字兵。因为人太少，还动用了专政工具，公安党校的学员，伪装红卫兵，来旧省委门前保驾。后来，我还多次和他们接触，蒙蔽他们，要他们控制领导权，说什么“当仁不让”，交出江渭清的地址，顾虑很大，要求陶铸修改，陶不同意，说：不要失信于同学。后来他又要我取信于造反派，我领会他的反动意图，要我不要因小失大，就解除了顾虑。陶铸第一次和我谈话，就向我说了他的“心里话”，他说：我向你们说几句心里话，我保得太多了，已在中常会上做了检查了。说：今后谁要再靠保是保不住了，要自己解放自己。又说：八项协议是坏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就此转过去。说：再不转，就危险了，就要滑下去了，等等。我听得很感亲切，以为陶铸关心下级，是体谅旧省委处境的，还是保江、陈王朝的。感到如果按陶铸的一套做去，旧省委还是有出路的。我就将黑八条摘要成五条，用电话传给江渭清、陈光。这五条，就是所谓屁股要转到造反派一边去；所谓分开办公，联合办公；所谓平反；所谓那里有武斗，领导人随时亲临现场劝阻；所谓坚决处理黑材料。这一套，根本没有涉及江、陈王朝的利益，三条都是以假支持骗取造反派信任，为的达到搞所谓分开办公，联合办公。实质是妄图在骗得造反派的支持下，复活当时已濒垮台的江、陈王朝的反动统治，继续捂住旧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保护江、陈等一小撮的。我当时反动立场照旧，本能地接受了陶铸这个假转变的反革命新策略，用假支持的手法，骗取了造反派的信任，自奉为所谓“左派”，妄图充当江、陈王朝侍卫官的角色。十二月中旬，在中山东路体育场宣布了黑八条以后，当街上出现了称我为“同志”，要我不要做口头革命派的横幅大标语时，我忘形地说：他们至少已经承认我是口头革命派了，以骗取的这一点点可耻的资本自得。黑八条在我积极推行下，只处理黑材一项，全省就开除了几万党、团员，打击了一大片，我的罪责是严重的。

陶铸第二次接见我时，对江、陈之流的假转变极为满意，认为：江渭清决心转了，江苏省委真的转了。我认为不仅是对江、陈的表扬，也是对我的表扬，以得到陶铸的赏赐为荣。当他要我写一个二、三千字的假转变黑经验的黑报告时，我感到不能胜任，立即转告江、陈，他们立即泡制了一个“快转、猛转、彻底转”的假报告，呈报毛主席，党中央。这是陶、江、陈勾结起来，欺骗毛主席，党中央，妄图骗取信任的又一大阴谋，我参与活动，也有严重罪责。也就是这次接见后，陶铸和我一齐走出他的办公室，我为了讨好，说：中央首长为我们操心，内心实在不安。陶铸立即说：我们有中南海保护，你们为学生拖来拖去，为你们做这点事还是应该的。陶铸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诬蔑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黑话，我不但没有一点愤慨，还感到一股反动暖流在内心激荡，以为陶铸确如江渭清所说，是平易近人的，是可以巴结，可以依赖的。这完全证实，我和陶铸是站在一个反动立场上，也是一丘之貉。

一·三事件后，总理让我和革命造反派一齐回南京，做了一系列的批示，给我将功赎罪的机会。可是，我对江、陈王朝一仍旧观，坚持反动立场，幻想旧省委能集体转过去。接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篡改了性质，依然推行陶铸假转变的一套，仍然依靠黑八条所骗得的一点点可能的反动资本，继续搞假支持，妄图在骗取造反派的支持下，搞所谓公开办公，为江、陈王朝搞维持会，复辟资本主义，完全辜负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对自己的期望和挽救，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直到江、陈王朝的垮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开了我在党内二、三十年来的阶级斗争盖子。事实说明，我在许多历史关键时刻，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和王明，刘少奇，饶漱石，邓小平、谭震林，薄一波，江渭清，陈光等一道，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无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对抗，只不过是过去几十年斗争的继续，从我自己的实际出发，如果没有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执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我就怀有阴谋的目的还是依靠一派，镇压另一派，保护自己，保护江、陈王朝一小撮。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江渭清不断从北京传回黑指示。我和陈光一道，件件落实，事事照办。如江渭清先打回电话说：关于工作队问题问了陶铸、王任重，他们说派工作队不一定犯方向、路线错误。隔了几天又打回电话说：已经检查了，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了。要向下面打个招呼。几小时后，又来电话说：会议上还会有反复，暂时不要向下打招呼。如此，我就反复奔走，向各方打招呼，统一反动口径。南京革命造反派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誓师大会”，江渭清、陈光要我代表他们的王朝，以所谓“高姿态”去出席大会，宣读江渭清从北京发回的所谓“贺电”，胡说旧省委是什么“过去，现在，将来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抵制、破坏大会的影响，继续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此等等，江渭清牵线于北京，陈光和我，一内一外，左右跳动，南北配合，对抗中央。

三级干部大会，江、陈蓄意继续反对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拒不接受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教导、挽救。在他们的策划下，成为向各地、市、县和直属单位传授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黑经验的黑会。会议越开，大多与会者越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满情绪越是增长。会议结束时，江、陈都忽然病起来了，要我去做会议总结。这个会，我根本没有参加，情况、问题根本不了解。可是，我从资产阶级共同利益出发，以江、陈王朝正在困难时期，他们重视我，我应当为他们分忧，知恩图报，就根据他们的预谋讲了话，肯定了会议的所谓“成绩”“收获”，也就肯定了他们继续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阴谋，遗害全省，坑害了大量的干部，使他们较长时期陷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泥坑而难于自拔。
梁辑卿、吴大胜同志在南大造反，我内心不满，认为这是内外不分，不遵守党的纪律，污蔑梁、吴同志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行动。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违犯党的纪律，是我完全颠倒了是非。在处理“法四二十二人”材料时，我又动用专政工具，对材料摄影留底，准备对吴大胜同志秋后算帐，进行打击报复。这是在中央关于材料问题决定下达之后搞的鬼，应该罪加一等。

总理批准工人造反司令部的成立，我封锁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不让无产阶级革命派知道这是总理对革命工人的支持，拒不执行总理要亲自出面和革命工人协商成立工人造反组织的指示。原因是我怕群众，怕扩大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影响，怕引起革命群众对自己、对江、陈王朝更大的冲击。相反，我坚决推行江渭清的所谓“凡是革命组织成立都予以支持”的阴谋，批准了另一派受蒙蔽的工人群众组织的成立，继续推行依靠一派，镇压一派的阴谋。在我第二次被带去北京期间，我的反动立场，思想，感情根本不变，我却动员在北京的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造旧省委资产阶级运动路线的反，还蒙蔽他们说：你们能像造反派一样，冲劲大一点我就高兴了。这是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三事件的祸根是我种下的，我的罪责是不可饶恕的。

江渭清对抗革命造反派，发了旧病，我代表他做了一个假检查。大会上，数万革命群众要我交出江渭清的住址，我死保江渭清，不顾数万革命群众愤怒的要求，顽抗不交，宁愿随造反派去北京，矛盾上交。后来，陶铸要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答应交出江的养病地址，以骗取造反派的信任，搞更大的阴谋。我一再找谭震林向陶铸提出要求改变这个协定，为的是怕江、陈说我无能，怕和彭冲同志一样，彭在晨光机器厂支持造反派后，被江渭清斥责为“叛变”。

黑八条，即八项协议，是陶铸应江、陈的求助，搞的一出对造反派假支持，对江、陈王朝真保护，假转变的反革命丑剧。这是用新的反革命策略继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阴谋。我开始因耍心眼，搞反动的多中心，个人野心勃勃，锋芒毕露，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恶性膨胀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参加革命后，长期是革别人的命，对自己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根本没有做过认真系统的自我革命，长期习惯于把自己看成是革命的动力，根本没有想过，要革好命，还须先革自己的命。一九四四年的整风学习，不但高估了自己，而且错估了自己，以为自己是手工学徒出身，较早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以为自己的世界观已经无产阶级化了，自己是代表党的，成了党的化身了。正如毛主席英明指出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我就把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当作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用来指导自己，指导工作和斗争，要按着自己资产阶级的面貌去改造自己，改造别人，改造世界，改造党，一系列错误和罪行的老根子就在这里。

对社会主义革命，是没有思想准备的。根本没有认识到，还有社会主义一关没有过去。相反，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已过，以为自己早就过了社会主义关了。因此，还要在自己身上破私立公，斗私批修，兴无灭资，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还要革自己的命，是毫无认识，毫无思想准备的。自己盲目认为，自己已经无产阶级化了。即使有问题，也不过是小节。因为自己官越做越大，名誉地位，物质享受不断随着水涨船高，得到满足，而且和别人比较，并不突出，也就心安理得，根本说不上什么警惕。自己就没有回过头去，看看自己的过去，看看没有参加革命以前的情况，做做比较。忘记过去，就是背叛，自己没有看到自己，这多年来，已经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了！事实是，多年来对物质享受和资产阶级法权，是迎面追求的。入城后出入小汽车，住的小洋房，学会了跳舞，打麻将，搞特殊化，自以为都是生活小节，放之任之，高官厚禄，养尊处优，生活上早已蜕化了，又迅速促成思想上政治上修正主义的发展。可是，还盲目自满，自封可能回头，不可能觉悟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可耻的反动的东西，不可能得到挽救和新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千真万确，“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毛主席教导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我过去的半辈子中，在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许多历史关键时刻，我多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所以这样，是有着深刻的阶级和历史的根源的。

我父亲是钱庄和小市镇警察局雇佣的文书，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从小我就受到剥削阶级社会和家庭的影响。青少年时期，因读了一些旧书，旧小说，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毒素中得很深。小学毕业后当了三年多的造纸工徒，又做了一年多的小职员，在旧社会是一个正沿着世袭的为剥削阶级服务的阶梯，缓慢地向上爬的小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由于父亲的失业，母亲把姊姊卖掉了，家中经常盖锅断炊，我还到亲戚家做过几年帮工式的杂活，混一口饭吃。经过亲戚的帮忙，才找到一个学徒的职业。由于自己好舞文弄墨，引起亲戚的另眼看待，做上了小职员，但总是有怀才不遇之感，觉得在旧社会找不到理想的出路，对旧社会存在不满的情绪。抗日救亡运动中，我开始接受了一些新思想，模糊地知道要革命，接受的实际上仍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过是接受了一些抽象的名词，概念，实际是无知的。抗战爆发，怀着国破家亡，找国家民族出路，也是找个人出路，实际是以找个人出路为主的动机，参加了革命队伍，入了党。由于革命形势一日千里，工作、斗争需要，党给了我以独立工作的机会，当上了所谓领导，党对自己的哺育，培养，使用，愈来愈器重。但是，自己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了不起，不知谦虚，谨慎，骄傲自满，随着地位的增长而增长，把自己估计得高上了天，看别人都不如自己。在革命队伍中，我以为己所谓无产阶级化了。在江、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领导下，旧省委内部一潭死水，互相包庇，和平共处，十多年来根本不开展原则思想斗争；还耳濡目染，学会了许多资产阶级政客的极端反动丑恶的国民党作风，结果，自己不是向无产阶级方面改造得差不多了，而是向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改造得差不多了，旧质未变，又有了新的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自己在党内，居高位，掌大权，可是，却是“一事当先，先替自己打算”。林副主席教导说：“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或属于这个阶级，属于这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或属于那个阶级，属于那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我的这种以私为主，以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在阶级社会中，所作所为，不代表资产阶级，还能代表什么？这种世界观附在我这样具体条件的人身上，不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还会是其它什么东西吗？答案只能是这样，我不能正确对待自己，首先的问题，就是没有能正确认识自己。

资产阶级世界观里，是说不上有真正的群众观点的。毛主席教导说：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这种区别，在我身上反映是很明显的。我入党是做官的，视群众为阿斗，对同志如下人。脑子里只有自己，“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本来就和群众没有什么联系，官越做越大，就越高高在上，目空一切。口头上也讲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运动，实际是使用群众，利用群众，恩赐思想，行政命令，运动群众。所以犯地主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是亲上层，疏基层，亲地主，资产阶级，疏工、农群众的必然结果。对同志，对人民，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喜则所谓爱抚一番，怒则横暴斥责，国民党作风，军阀残余，有过之无不及。我对待干部，对待群众的粗暴程度，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和群众是对立的，平时就怕群众，怕民主，怕失去自己的资产阶级尊严，怕失去乌纱帽，失去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既得反动利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由怕到恨，由恨到镇压，还依靠平时受蒙蔽的部分群众，继续蒙蔽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坐山观虎斗，以保护自己，保护江、陈一小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对我的揪斗，是完全应该的，是革命行动。可是，我在一个时期内，认识不到自己的真面目，感到委屈，抵触情绪很大，是极为错误的，是反动立场，思想，感情在新的条件下的一种本能反映。我的群众观念，是资产阶级的。

毛主席教导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是没有调和余地的。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有很多历史关键时刻，我多是站在王明，刘少奇，邓小平，谭震林，薄一波，陈丕显，叶飞，江渭清，陈光等一边，一贯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和罪行，不是偶然的。民主革命阶段，我不仅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严重的。在解放战争上，指使党员以群众面目自首的滔天罪行，这是站在敌人立场上，做了敌人想做而没有做到的极大的坏事，做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党内的代理人，坑害了大批党员的政治生命，造成了党和革命事业无可挽回的损失，是万死不足以谢罪的。这是我当时为敌人暂时表面优势所吓倒，根本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员的革命力量，妄图以此达到所谓保存有生力量，右倾阶级投降主义路线的极为严重错误和罪行。社会主义革命中，我又不断地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在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下，政治上摇摆，投机的必然结果。由于我是怀着一个找个人出路的丑恶动机入党的，在旧社会，为了混一口饭吃，不得不仰人鼻息，观察主子的颜色行事。入党后，为了取得领导信用，保官升官，就把这一套用来观察领导意图，看眼色行事。因此，就不可能看到党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相反，把党内关系看成是拉拉扯扯，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宗派关系。在苏中，在福建，以陈不显，叶飞作靠山，到了南京，又以江渭清为靠山。自己错误地认为：党内路线斗争，遵义会议后已经解决了，只要紧跟领导，紧跟第一书记，一般是不会犯错误的。反之，很可能犯所谓组织错误，影响自己修正主义的前途。因此，回到江苏后，便处处摸江渭清的鼻息，看江渭清眼色，投江渭清之所好，以取得江渭清的宠信。五九年庐山会议，明知中央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伟大战略部署，明知柯老点了刘顺元的名，也看到刘顺元确有问题，但在误认江渭清决心整刘顺元时便首先开炮。在摸清江渭清要包庇刘顺元时又收场下台，反对庐山会议决议，抗拒柯老批示。社教运动中，在制定二十三条的中央会议上，毛主席作了重要批示后，自己虽没有认识到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但已认为是对刘少奇形“左”实右的“纠偏”。可是，在江渭清说不是纠偏以后，以为江渭清又得到什么新精神，便又顺风转舵，跟着他一齐反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二十三条，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解放军在方巷创造了社教运动中学习毛蓍的经验，我去看了以后，认为是好经验，立即要人去学习。可是，在向江、陈汇报以后，见他们反对，立即感到自己做冒失了，立即想以折中的办法，来调和这个所谓屁漏。就采用了所谓在社教中主要学习二十三条，结合学习毛著的办法，立即到苏州去做黑报告，抵制，反对方巷经验，幻想这样做，既能得到江、陈的同意，也不致得罪创造方巷经验的解放军，两面讨好。如此，等等，就是这样，不顾反对毛主席的指导，教导，不顾党的路线，原则，在政治上见风使舵，摇摆，投机。因此，在苏中得到陈丕显、叶飞的信用，到江苏后，得到江渭清的信用。可是，又引起刘顺元，惠浴宇，陈光等的不满，他们背后搞鬼，当面指责。五九年，六四年，还借题发挥，两次重点整过我，便又感到他们在党内根深树大，对他们也是得罪不起的。也就注意对他们的奉承，逢迎。发展的结果，不仅在认为他们所谓正确的时候是这样，明知他们不对时也是这样，拿原则做交易，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党和革命的利益都置脑后，根本没有一丝一毫共产党员的气息，发展的信条就是，求得不犯所谓错误，保护自己第一。从奴隶主义发展成奴才主义，原则是非可以不问，领导人不能得罪，在政治上搞投机的罪恶活动。刘顺元的三反言论，自己早就有些发觉，正面侧面都向江渭清反映过。江、刘本是一丘之貉，不理睬是当然的。自己也曾考虑向中央揭发，可是，既怕揭发信转回被发觉，又怕中央追查起来，引起酣然大波，破坏旧省委一团和气的修正主义局面，破坏江渭清对自己的信用，还怕危及自身。就这样，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资产阶级态度，不了了之。这是自觉地包庇刘顺元，包庇江渭清，包庇旧省委一小撮，也是包庇自己的严重罪恶。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政治上摇摆投机的态度，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就必然要投向刘少奇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陈丕显，叶飞，江渭清，陈光等一伙，成了他们的黑伙计，马前卒，黑帮凶。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只能忠于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可能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只能推行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完全背道而驰的。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摇摆性和投机性，终究不可能摆向或投向无产阶级，而只能摆向或投向资产阶级。我堕落的要害就在这里。

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的反革命思想，接受是顺行的，一拍即合。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接受是逆行的，格格不入，难于接受，还加抵制，反对。我长期对毛泽东思想没有奠定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信念，没有奠定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顶峰，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指导方针的信念。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一看而过，一曝十寒，满足于一知半解，实际并不理解，还有很多歪曲。学了也多是联系别人，不联系自己，是为了装潢自己，做为所谓教育，改造别人工具的。脑子里听不进，留不住毛泽东思想，自然充塞满资产阶级思想，即刘少奇思想。三年困难时期，在滚滚乌云密布之下，自己就不但相信而且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一道，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进行攻击，污蔑。主要的原因之一，因为我那时存在过毛主席也会犯错误的极为反动想法。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活着的列宁。毛主席的指导，就是一千个正确，一万个正确。这是我对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最大的污蔑，最严重的攻击。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最大最严重的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六四年农村社教运动期间，我又和刘少奇，谭震林，江、陈之流一道，反对林副主席亲自肯定的社教运动中学习毛主席蓍作群众运动的正确经验。并进而和他们一起，攻击林副主席倡导的学习毛主席蓍作的无比正确的学习方法。重要的原因之一又是在那期间，我存在过认为林副主席只是军队的领袖，还不是全党的领袖的极为反动的想法。林副主席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最高，紧跟毛主席，跟得最紧最紧，学习毛主席蓍作，用得最活最活，林副主席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是毛主席最可靠的接班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的副统帅。我反对林副主席，也就是反对毛主席，这又是一个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都是罪该万死的。为什么我二、三十年来，不断地站在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呢？根本的原因，就在我脑子里的毛泽东思想太少太少，而刘少奇的反动思想太多太多，世界观是反动的，立场是反动的，因而不断犯下许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滔天罪行。

我的错误是极为严重的，罪行是滔天的，不可饶恕的。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毒害了许多干部，党员，是应该打倒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对我不咎已往，热情而耐心地教育我，帮助我，挽救我，对我的揭发，批判，斗争，进行得愈彻底，冲击得愈利害，对我的帮助愈大。事实确实就是这样。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我个人的演变来看，再看看旧省委，江、陈王朝，看看全党全国，看看全世界，千真万确，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不搞是不得了的。就我个人来说，我被冲击掉的，是我身上的污泥浊水，是历史上的严重错误，滔天的罪恶，得到的是政治上的新生，是有机会重新做人。我感谢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对我的帮助，挽救，我感谢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感谢伟大的党，对我的教导，关怀和挽救。我决心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江、陈之流彻底决裂，和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决裂；决心和自己罪恶的过去彻底决裂，打倒过去的许家屯，彻底否定过去，彻底改造世界观，从零开始，从新做人。决心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回到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来。决心紧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辈子读毛主席的书，一辈子听毛主席的话，一辈子照毛主席的批示办事，一辈子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决心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放下架子，到群众中去，接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和革命干部的再教育，一辈子做群众的小学生。决心以毛主席的光辉伟大的老三篇为终身的座右铭，不做官当老爷，完全，彻底，全心全意地做人民的勤务员，革命一辈子。决心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主席革命一辈子。决心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革命进行到底！

我的检查，交待，仍是很不够的。我衷心希望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继续对我揭发，批判，帮助。由于我的错误，罪行很多，极为严重，我请求给我以严厉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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