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按：這真是一份絕妙的自白，是一九六八年江蘇省革委會成立時，許家屯先生的“亮相”檢討，這本應該成為許家屯先生回憶錄中間最為精彩的一章，但是卻被他本人選擇性地遺漏了，現在我們為他續上。許家屯先生苦心經營自己的一生，參加共產黨的隊伍和抗日運動，本身是為自己找出路的；建國後在共產黨官場中間，也是時刻為自己的前程刻意打點的；在文革的前後，那個讓一切人的靈魂暴露在陽光下的時節，許家屯先生也及時地、部分地解剖了自己；即便是在那個時候，許家屯先生也牢記要為自己做一筆好交易，我們將要在這篇文章中間讀到的、那些明顯會磕着人們牙齒的語言，今天複雜的社會教給我們更高的判斷真偽的能力，不復文革期間熱血青年的輕信，我們今天閱讀顧許家屯檢討的時候，得到的印象是當年的許家屯並沒有絲毫的真誠和覺悟，滿篇都透露着許家屯先生的精明和他所揣摩得來的慣例秘訣，這是他總結出來跟中央和群眾進行交易的經典語言套路，目的是要藉此為自己謀一個官位。為了這一筆交易順利作成，許家屯先生不惜對自己此前的上級和同僚落井下石，檢舉揭發，也不惜裝卑躬屈膝搖尾乞憐狀。在當時的特定形勢下，許先生甚至不得不說出了幾句真話，裝出嚴於解剖自己的樣子，以求過關，所有這一切，都服務於他嚴肅的交易目的。直到許先生晚年，他發現與共產黨的交易已經無法做下去了，或者預測交易下去沒有多少油水了，才毅然改弦更張，投入跟共產党進行了幾十年冷戰的那個對手的懷抱，最後再做一筆交易。許家屯先生的交易人生，大概會就此落筆，作為最後一筆交易的標的，許先生出版了他的回憶錄，從他回憶錄的內容看，與一九六八年的亮相檢討，簡直是驚人的相似：也是通過懺悔自己此前的糊塗和錯誤，來表明自己的政治認識終於在各種人各種因素的幫助下獲得了驚人的提高，他也一樣保證要從此之後洗心革面從新做人了。在他人生漫長的交易生涯中間，最坦白的時候所說的真話沒有收入書中，成為他人生經驗宣傳的一大缺憾。今天我們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發現了他最有價值的反思記錄，發到網絡上來，目的是為了讓人們能夠更全面地了解許家屯先生那艱難曲折的交易人生。檢討書全文近三萬字，為了不浪費讀者太多的時間，我們把檢討的前後兩部分互換了位置，以保證讀者在第一時間汲取最有用的信息。

向毛主席請罪（下）

農村社教運動中，劉少奇親來江蘇，攻擊、反對毛主席親自製定的前十條，第一期社教運動，執行形“左”實右的資產階級運動路線。我和江（江渭清）、陳（陳光）一道，緊緊跟隨。為了照顧江、陳王朝的修正主義大局，不致得罪黑主子劉少奇，我不去邗江蹲點，而改去漣水，做了泡製劉少奇黑樣板高溝事件的主凶，打擊一大片的劊子手。當時，我對劉少奇的一套黑貨是堅信不疑的。我相信後十條是前十條的發展，對兩者做了對比之後，我的資產階級運動立場，使我發現了兩者之間的所謂差別。我胡說前十條關於階級鬥爭表現形式的分析，已不能說明農村階級鬥爭的情況，不完整了，而後十條抓住了農村階級鬥爭的核心。這是攻擊毛主席的指示已經過時，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所謂抓住核心，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所謂抓住了核心，就是吹捧劉少奇的兩面政權，兩面黨的胡說。我當時，唯恐犯右傾錯誤，戴右傾帽子，怕發現不了所謂問題，也就是說，找不到農村已經變成一團漆黑的材料。在這樣反動思想下，我批准了高溝公社分團推廣對所謂犯四不清幹部的反動政策，就是，在政治上搞臭，在組織上搞垮，在經濟上搞光。同樣，我在李集，在整個漣水社教運動中，在對農村形勢估計方面，在對農村階級鬥爭矛盾的性質方面，在對貧下中農的認識方面，在奪權方面，在對犯錯誤的幹部處理方面，在對工作隊的工作作風，工作方法等等方面，一系列地創造地推行了劉少奇形“左”實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打擊了一大片，保護了一小撮。

制定二十三條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江渭清要我在小組會上發言。他要我把他在蔡巷，我在李集和高溝的黑經驗集中起來作為發言基礎，我和他一樣，發言唯恐“左”得不夠，不合劉少奇的反動口味，在大會上繼續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主席在大會上作了重要指示後，針鋒相對地批判了劉少奇形“左”實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模糊地意識到這是劉少奇社教一套搞法的“糾偏”，根本沒有覺悟到這是一場黨內兩條路線的尖銳鬥爭。在舊省委的常委會上，我發言時透露了我的這個思想，立即遭到劉少奇派來江蘇蹲點，督戰的一些中央部長的非議，我感到自己可能說錯了，闖了禍。江渭清做總結時，明確肯定劉少奇形“左”實右路線這期社教運動“成績是基本的”，不是“糾偏”，胡說二十三條是雙十條的繼續和發展。我迷信江渭清比我水平高，了解中央精神，比我接近中央，比我強，可能又了解了中央什麼新精神，肯定自己的理解有了問題，立即跟着一起唱起反調，從右的方面來抵制，反對毛主席親自製定的二十三條，繼續推行劉少奇形“左”實右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就不可能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可能抓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必然突出資產階級政治，抓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我抓農業期間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三年困難時期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繼續和發展，同樣是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復辟資本主義的。

我不管文教工作，卻以文化老手自居，假充斯文，以個人愛好為名，插手文化界，頻頻放毒，傳播、散發三十年代文藝黑線的毒素、傳播、散發從舊中宣部，舊文化部販來的黑話黑貨。整風反右偉大鬥爭前，我對全省戲劇界鼓吹抹殺階級內容的所謂放，攻擊、污衊戲改是否定什麼遺產，是虛無主義，鼓勵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牛鬼蛇神出籠，鼓勵他們向党進攻。六二年，我指使新華日報還要面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提倡所謂知識性，趣味性；提出什麼學習舊大公報小罵大幫忙的反動策略，讓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報紙上所謂“出出氣”等等。篡改黨報的大方向，把黨報變成資產階級的反黨陣地，供給資產階級以反黨工具，這是我在對形勢一團漆黑的估計下，向資產階級投降的嚴重罪行。三年困難期間，我支持了不少壞戲，反動戲劇；特別嚴重的，是我組織，支持了歌劇“河伯娶婦”大毒草的改編。三十年代文藝黑線反動思想的支配，加上當時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潮，使我在審稿時，產生反動的共鳴，不可能發覺這是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江思想的大毒草，而且給以很大的支持，罪責是很嚴重的。所有這些，都是為封、資、修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文化藝術出籠鳴鑼開道的。在幫助製造反理論上，我同樣起了封、資、修在黨內代理人的反革命作用。

青年工作上，我妄自稱大，以青年導師自居，用資產階級的庸俗不堪的名利觀腐蝕青年一代，鼓吹什麼志氣，理想，鼓吹什麼成名成家，從小人物變成大人物；什麼勞動鍛煉得好，可以當省、地、縣、公社幹部等等；鼓吹什麼紅不易，專亦難，用折衷主義手法，傳播只專不紅，走白專道路等等；都是反對用毛澤東思想教育改造青年一代，反對用“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毫不利已專門利人的共產主義思想去教育改造青年一代，把青年引上修正主義、資本主義道路的滔天罪行。在知識分子上山下鄉工作中，也是物質掛帥，不是宣傳毛澤東思想，動員知識青年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而是宣揚勞動做官論。我還在實際上積極為此樹立典型，我積極地宣傳過某些下鄉知識青年的先進事跡，摻進修正主義的毒素，加以誇大歪曲，散播毒素。在我直接間接建議下，舊省委提拔了一批下鄉知識青年到公社、縣、地委擔任領導職務，楊培刈同志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前次在大會上的控訴，就是對我的罪行的批判和控訴。在這方面，我所推行的是一條道道地地的製造修正主義接班人的資產階級反動幹部路線，完全是為資本主義復闢作組織準備的。

在江、陳王朝推行的招降納叛，結黨營私的資產階級反動組織路線上，我的罪行同樣是極為嚴重的。整風反右偉大鬥爭中，我忠實地推行了江渭清保護所謂高級幹部的，不讓他們放毒的包庇方針。他包庇陳立平的黑指示，我是傳達者和執行者。包庇汪海粟，不劃右派，既是江渭清的主謀，也是我的願望，我也投了重要的一票。因為汪海粟是蘇中三分區的幹部，和我感情較好，包庇右派文人葉志誠，不劃右派，由於我從資產階級立場出發，憐惜他是所謂文人才子，便不問他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如何，投了反革命的一票，包庇下來。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中，我又投票包庇了黃雲祥、莫珊等，也還是因為他們多是蘇中三分區的幹部，是老熟人。直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還包庇了顧復生等。江、陳之流包庇了大批壞人，大搞招降納叛，還自吹執行政策是什麼穩，我是衷心擁護的，而且，在不少這樣反動的決定中，我是投了粟的，是有共謀罪責的。我和江、陳之流從一個共同的反動立場出發，維護這個所謂穩，穩住了資產階級的反動陣營，捂住了江、陳王朝的階級鬥爭蓋子，保了江、陳，包庇了他們的黨羽，自然，也保護了我自己，和我所想保護，包庇的一小撮。都是在組織上為資產階級復辟增磚添瓦的。

特別嚴重的，是我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學習毛主席蓍作的群眾運動的滔天罪行，這也是我犯一切嚴重錯誤和罪行的總根子之一。我長期眨低毛澤東思想，認為學習毛澤東思想，只是學習毛主席的立場、思想、方法，而且胡說：不可能每一樁事都在毛主席蓍作上找到解釋。這是反對林副主席教導的，毛澤東思想是全黨全軍和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的英明指示的。我還不區分無產階級司令部和資產階級司令部，胡說什麼學習中央文件也是學習毛澤東思想，胡說什麼光學毛主席蓍作，不學黨的方針政策，會變成考古學家。這些胡言亂語，是攻擊、污衊毛主席的光輝蓍作已經過時，貶低、反對毛澤東思想的。這些反動思想，反映在對學習毛主席蓍作群眾運動的認識上，我反對把學習毛澤東思想說成是中心的中心，關鍵的關鍵，根本的根本，認為這樣提是什麼不留餘地，把馬列主義放到什麼地方去了；還胡說什麼學毛主席蓍作，不抓階級鬥爭，還是不能解決問題等等，都是無視和反對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走向全面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強大思想武器，是反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強大思想武器，是全黨、全軍，和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的偉大教導的。我的這些反動謬論，是反對林副主席教導，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

農村社教運動中，解放軍同志運用老三篇和毛主席蓍作，傳播毛澤東思想，創造了很好的經驗，林副主席立即肯定批准了這個經驗，英明指出，社教運動就是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運動。可是，我跟着江、陳一道，反對、抵制、攻擊老三篇不能解決所謂階級鬥爭問題，胡說只能做好人好事，這不僅是貶低偉大光輝的老三篇，主要還是反對社教運動中活學活用毛主席蓍作的群眾運動的興起。我這個時期，還放肆地攻擊學習毛主席蓍作群眾運動，要防止什麼“形式主義”“強迫命令”“簡單化”等等，都是一樣的反動動機。直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夕，革命群眾熱愛毛主席，創造了在放電影前請示，唱語錄歌等革命新風尚，我從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感情出發，還加以反對、污衊，真是罪該萬死。

以上交待，檢查的這些主要罪行，說明我十多年來在江蘇的實踐，是劉少奇在江蘇黑店裡的一個忠實黑夥計，是一個道道地地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十多年來，我逆歷史潮流而動，是一個舊社會的維護者，新社會建設的阻力。毛主席教導說：社會主義制度終究要代替資本主義制度，這是一個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不管反動派怎樣企圖阻止歷史車輪的前進，革命或遲或早總會發生，並且將必然取得勝利。我在這十多年來偉大的兩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中，扮演了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反動派的角色。歷史是無情的，不管我的主觀意志怎樣，事實就是這樣。我應該鼓足勇氣，正視自己這個嚴酷的歷史，正視這個慘痛的歷史；正確接受這個歷史教訓。

毛主席教導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繼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繼續站在劉少奇、鄧小平、陶鑄、譚震林、江渭清、陳光之流的一邊，繼續和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進行了嚴重的較量，直到舊省委的垮台，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這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值得慶幸的，也是我政治上新生的開始。

運動開始，我以為是“老一套”。只是文化藝術方面的革命，仍是抓我分管的業務，對運動漠不關心。四月，彭、羅、陸、揚反黨集團揭發出來以後，震動很大，想不到這些人是反黨反毛主席的。可是，又完全接受江渭清提出的，所謂接受教訓，夾起尾巴來做人，轉移目標，歪曲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反動指示，幻想在這個偉大鬥爭中，明哲保身。偉大的五月通知中央明確指示，要注意防止“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以為就是指的彭真，羅瑞卿等，中央的問題解決了。舊省委呢？我認為沒有這樣的人物。舊書記們雖有些問題，但還是好人犯錯誤，沒有三反分子。自然，自己是包括在內的。資產階級運動立場，根本不可能認識到自己的反動本質，認識到江、陳王朝的本質，顛倒是非，把資產階級司令部看作無產階級司令部，為江、陳王朝和自己定下了反動的基調。運動一開始，就把江、陳之流和自己排除在運動的革命對象之外，就和運動、和革命群眾對立起來。在看到革命小將對江、陳王朝的衝擊時，立即從反動的既得利益出發，考慮到整風、反右鬥爭的經驗，認為有壞人，至少有壞人在背後操縱，是對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進攻。以為只要舊省委內部團結，就可以“頂”得過去，在運動後期抓右派了。

十一中全會，我開全國工業機械化現場會議也到北京，江渭清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發表後，向我吹噓他如何反對劉少奇的謊話，我信以為真，十分佩服。增加了我對他迷信的程度。他又吹噓什麼“南京不是北京，南大不是北大”的欺騙說法，我更相信他的領導是所謂正確的，對他堅信不疑。江渭清和陶鑄、譚震林、魏文伯等共同策劃的，反對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偉大戰略部署，決定“暫時不炮打舊省委”，說什麼為了“集中力量，抓生產，抓運動”，實際是以生產壓革命，集中力量鎮壓革命群眾運動的一個大陰謀。我因為怕群眾，怕民主，怕運動觸犯自己的資產階級尊嚴，表示擁護。心裡還誇耀：江渭清有膽識，在大風大浪中掌舵穩。完全和他們站在同一個反動立場上，反對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江渭清宣布陳光要調安徽做李葆華的資產階級接班人，我考慮到以後我在舊省委的位置可能會更加重要起來。為了爭取江渭清進一步的信用，能隨着他的升遷而升遷，就更加賣力積極起來。八月以後，我死保江渭清，死保江、陳王朝和他們一道，瘋狂鎮壓無產階級革命派，犯下了一連串的滔天罪行，這些，就是我在這一期間的反動動力。

“九九”事件，革命小將衝進舊省委大院，我以為這是對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莫大污辱，流了沒落、反動之淚。江渭清被迫出面接見，無人陪同，我主動保駕，主動出面和小將搞所謂“談判”。談判中，我堅決不承認他們的革命行動，無視他們為革命自我犧牲的精神，完全站在敵對的立場上，耍外交辭令，搞兩面手法，公開污衊他們的革命行動為“無理取鬧”，公開點名打擊造反派，挑動群眾斗群眾。無錫輕工業學院造反派步行數百里來南京向舊省委請願，我無動於衷，採用利用一派，製造一派，挑動學生斗學生的陰謀手法，保護舊省委，保護舊無錫兩委一小撮。後來，我還總結經驗，顛倒是非，把反動的說成是所謂“依靠左派，爭取中間，孤立右派”。江、陳王朝瘋狂鎮壓革命群眾的所謂八比○事件，大都有我參與和共同策劃的，我還在九月下旬去蘇北抓生產之機，向有些地、市、傳播了這些反動經驗，流毒很廣，罪行是嚴重的。

為了鎮壓革命群眾對江、陳王朝的衝擊，保護自己在內的一小撮，我向江渭清獻策，要大抓紅衛兵組織。說什麼“這是壯大左派，依靠左派”，實際是要江渭清依靠一派，鎮壓另一派，挑動群眾斗群眾的。江渭清要我立即組織紅衛兵，以保護所謂革命秩序，我連夜動員自己的子女，組織他們的同學，搞起中學黑字兵。因為人太少，還動用了專政工具，公安黨校的學員，偽裝紅衛兵，來舊省委門前保駕。後來，我還多次和他們接觸，蒙蔽他們，要他們控制領導權，說什麼“當仁不讓”，交出江渭清的地址，顧慮很大，要求陶鑄修改，陶不同意，說：不要失信於同學。後來他又要我取信於造反派，我領會他的反動意圖，要我不要因小失大，就解除了顧慮。陶鑄第一次和我談話，就向我說了他的“心裡話”，他說：我向你們說幾句心裡話，我保得太多了，已在中常會上做了檢查了。說：今後誰要再靠保是保不住了，要自己解放自己。又說：八項協議是壞事。壞事可以變成好事，就此轉過去。說：再不轉，就危險了，就要滑下去了，等等。我聽得很感親切，以為陶鑄關心下級，是體諒舊省委處境的，還是保江、陳王朝的。感到如果按陶鑄的一套做去，舊省委還是有出路的。我就將黑八條摘要成五條，用電話傳給江渭清、陳光。這五條，就是所謂屁股要轉到造反派一邊去；所謂分開辦公，聯合辦公；所謂平反；所謂那裡有武鬥，領導人隨時親臨現場勸阻；所謂堅決處理黑材料。這一套，根本沒有涉及江、陳王朝的利益，三條都是以假支持騙取造反派信任，為的達到搞所謂分開辦公，聯合辦公。實質是妄圖在騙得造反派的支持下，復活當時已瀕垮台的江、陳王朝的反動統治，繼續捂住舊省委階級鬥爭的蓋子，保護江、陳等一小撮的。我當時反動立場照舊，本能地接受了陶鑄這個假轉變的反革命新策略，用假支持的手法，騙取了造反派的信任，自奉為所謂“左派”，妄圖充當江、陳王朝侍衛官的角色。十二月中旬，在中山東路體育場宣布了黑八條以後，當街上出現了稱我為“同志”，要我不要做口頭革命派的橫幅大標語時，我忘形地說：他們至少已經承認我是口頭革命派了，以騙取的這一點點可恥的資本自得。黑八條在我積極推行下，只處理黑材一項，全省就開除了幾萬黨、團員，打擊了一大片，我的罪責是嚴重的。

陶鑄第二次接見我時，對江、陳之流的假轉變極為滿意，認為：江渭清決心轉了，江蘇省委真的轉了。我認為不僅是對江、陳的表揚，也是對我的表揚，以得到陶鑄的賞賜為榮。當他要我寫一個二、三千字的假轉變黑經驗的黑報告時，我感到不能勝任，立即轉告江、陳，他們立即泡製了一個“快轉、猛轉、徹底轉”的假報告，呈報毛主席，黨中央。這是陶、江、陳勾結起來，欺騙毛主席，黨中央，妄圖騙取信任的又一大陰謀，我參與活動，也有嚴重罪責。也就是這次接見後，陶鑄和我一齊走出他的辦公室，我為了討好，說：中央首長為我們操心，內心實在不安。陶鑄立即說：我們有中南海保護，你們為學生拖來拖去，為你們做這點事還是應該的。陶鑄誣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誣衊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黑話，我不但沒有一點憤慨，還感到一股反動暖流在內心激盪，以為陶鑄確如江渭清所說，是平易近人的，是可以巴結，可以依賴的。這完全證實，我和陶鑄是站在一個反動立場上，也是一丘之貉。

一·三事件後，總理讓我和革命造反派一齊回南京，做了一系列的批示，給我將功贖罪的機會。可是，我對江、陳王朝一仍舊觀，堅持反動立場，幻想舊省委能集體轉過去。接過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指示，篡改了性質，依然推行陶鑄假轉變的一套，仍然依靠黑八條所騙得的一點點可能的反動資本，繼續搞假支持，妄圖在騙取造反派的支持下，搞所謂公開辦公，為江、陳王朝搞維持會，復辟資本主義，完全辜負了無產階級司令部對自己的期望和挽救，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直到江、陳王朝的垮台。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揭開了我在黨內二、三十年來的階級鬥爭蓋子。事實說明，我在許多歷史關鍵時刻，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和王明，劉少奇，饒漱石，鄧小平、譚震林，薄一波，江渭清，陳光等一道，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在無資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和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對抗，只不過是過去幾十年鬥爭的繼續，從我自己的實際出發，如果沒有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如果沒有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如果沒有無產階級革命派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堅決執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我就懷有陰謀的目的還是依靠一派，鎮壓另一派，保護自己，保護江、陳王朝一小撮。

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江渭清不斷從北京傳回黑指示。我和陳光一道，件件落實，事事照辦。如江渭清先打回電話說：關於工作隊問題問了陶鑄、王任重，他們說派工作隊不一定犯方向、路線錯誤。隔了幾天又打回電話說：已經檢查了，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了。要向下面打個招呼。幾小時後，又來電話說：會議上還會有反覆，暫時不要向下打招呼。如此，我就反覆奔走，向各方打招呼，統一反動口徑。南京革命造反派召開“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火誓師大會”，江渭清、陳光要我代表他們的王朝，以所謂“高姿態”去出席大會，宣讀江渭清從北京發回的所謂“賀電”，胡說舊省委是什麼“過去，現在，將來都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抵制、破壞大會的影響，繼續蒙蔽群眾，挑動群眾斗群眾，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如此等等，江渭清牽線於北京，陳光和我，一內一外，左右跳動，南北配合，對抗中央。

三級幹部大會，江、陳蓄意繼續反對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決議，拒不接受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教導、挽救。在他們的策劃下，成為向各地、市、縣和直屬單位傳授反對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黑經驗的黑會。會議越開，大多與會者越是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滿情緒越是增長。會議結束時，江、陳都忽然病起來了，要我去做會議總結。這個會，我根本沒有參加，情況、問題根本不了解。可是，我從資產階級共同利益出發，以江、陳王朝正在困難時期，他們重視我，我應當為他們分憂，知恩圖報，就根據他們的預謀講了話，肯定了會議的所謂“成績”“收穫”，也就肯定了他們繼續反對八屆十一中全會決議，反對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大陰謀，遺害全省，坑害了大量的幹部，使他們較長時期陷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泥坑而難於自拔。
梁輯卿、吳大勝同志在南大造反，我內心不滿，認為這是內外不分，不遵守黨的紀律，污衊梁、吳同志緊跟毛主席的革命行動。誰反對毛主席，誰就是違犯黨的紀律，是我完全顛倒了是非。在處理“法四二十二人”材料時，我又動用專政工具，對材料攝影留底，準備對吳大勝同志秋後算帳，進行打擊報復。這是在中央關於材料問題決定下達之後搞的鬼，應該罪加一等。

總理批准工人造反司令部的成立，我封鎖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聲音，不讓無產階級革命派知道這是總理對革命工人的支持，拒不執行總理要親自出面和革命工人協商成立工人造反組織的指示。原因是我怕群眾，怕擴大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影響，怕引起革命群眾對自己、對江、陳王朝更大的衝擊。相反，我堅決推行江渭清的所謂“凡是革命組織成立都予以支持”的陰謀，批准了另一派受蒙蔽的工人群眾組織的成立，繼續推行依靠一派，鎮壓一派的陰謀。在我第二次被帶去北京期間，我的反動立場，思想，感情根本不變，我卻動員在北京的受蒙蔽的群眾，起來造舊省委資產階級運動路線的反，還蒙蔽他們說：你們能像造反派一樣，衝勁大一點我就高興了。這是繼續挑動群眾斗群眾，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三事件的禍根是我種下的，我的罪責是不可饒恕的。

江渭清對抗革命造反派，發了舊病，我代表他做了一個假檢查。大會上，數萬革命群眾要我交出江渭清的住址，我死保江渭清，不顧數萬革命群眾憤怒的要求，頑抗不交，寧願隨造反派去北京，矛盾上交。後來，陶鑄要反革命兩面派手法，答應交出江的養病地址，以騙取造反派的信任，搞更大的陰謀。我一再找譚震林向陶鑄提出要求改變這個協定，為的是怕江、陳說我無能，怕和彭沖同志一樣，彭在晨光機器廠支持造反派後，被江渭清斥責為“叛變”。

黑八條，即八項協議，是陶鑄應江、陳的求助，搞的一出對造反派假支持，對江、陳王朝真保護，假轉變的反革命醜劇。這是用新的反革命策略繼續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一個陰謀。我開始因耍心眼，搞反動的多中心，個人野心勃勃，鋒芒畢露，資產階級個人英雄主義，惡性膨脹到十分嚴重的程度。參加革命後，長期是革別人的命，對自己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根本沒有做過認真系統的自我革命，長期習慣於把自己看成是革命的動力，根本沒有想過，要革好命，還須先革自己的命。一九四四年的整風學習，不但高估了自己，而且錯估了自己，以為自己是手工學徒出身，較早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以為自己的世界觀已經無產階級化了，自己是代表黨的，成了黨的化身了。正如毛主席英明指出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我就把自己的資產階級世界觀當作無產階級的世界觀用來指導自己，指導工作和鬥爭，要按着自己資產階級的面貌去改造自己，改造別人，改造世界，改造黨，一系列錯誤和罪行的老根子就在這裡。

對社會主義革命，是沒有思想準備的。根本沒有認識到，還有社會主義一關沒有過去。相反，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已過，以為自己早就過了社會主義關了。因此，還要在自己身上破私立公，鬥私批修，興無滅資，徹底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世界觀，還要革自己的命，是毫無認識，毫無思想準備的。自己盲目認為，自己已經無產階級化了。即使有問題，也不過是小節。因為自己官越做越大，名譽地位，物質享受不斷隨着水漲船高，得到滿足，而且和別人比較，並不突出，也就心安理得，根本說不上什麼警惕。自己就沒有回過頭去，看看自己的過去，看看沒有參加革命以前的情況，做做比較。忘記過去，就是背叛，自己沒有看到自己，這多年來，已經變成一個什麼樣的東西了！事實是，多年來對物質享受和資產階級法權，是迎面追求的。入城後出入小汽車，住的小洋房，學會了跳舞，打麻將，搞特殊化，自以為都是生活小節，放之任之，高官厚祿，養尊處優，生活上早已蛻化了，又迅速促成思想上政治上修正主義的發展。可是，還盲目自滿，自封可能回頭，不可能覺悟到自己已經變成了一個什麼樣的可恥的反動的東西，不可能得到挽救和新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千真萬確，“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

毛主席教導說：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在我過去的半輩子中，在民主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在許多歷史關鍵時刻，我多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所以這樣，是有着深刻的階級和歷史的根源的。

我父親是錢莊和小市鎮警察局僱傭的文書，是為剝削階級服務的，從小我就受到剝削階級社會和家庭的影響。青少年時期，因讀了一些舊書，舊小說，封建的，資產階級的毒素中得很深。小學畢業後當了三年多的造紙工徒，又做了一年多的小職員，在舊社會是一個正沿着世襲的為剝削階級服務的階梯，緩慢地向上爬的小資產階級小知識分子。由於父親的失業，母親把姊姊賣掉了，家中經常蓋鍋斷炊，我還到親戚家做過幾年幫工式的雜活，混一口飯吃。經過親戚的幫忙，才找到一個學徒的職業。由於自己好舞文弄墨，引起親戚的另眼看待，做上了小職員，但總是有懷才不遇之感，覺得在舊社會找不到理想的出路，對舊社會存在不滿的情緒。抗日救亡運動中，我開始接受了一些新思想，模糊地知道要革命，接受的實際上仍是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不過是接受了一些抽象的名詞，概念，實際是無知的。抗戰爆發，懷着國破家亡，找國家民族出路，也是找個人出路，實際是以找個人出路為主的動機，參加了革命隊伍，入了黨。由於革命形勢一日千里，工作、鬥爭需要，黨給了我以獨立工作的機會，當上了所謂領導，黨對自己的哺育，培養，使用，愈來愈器重。但是，自己不知天高地厚，自以為了不起，不知謙虛，謹慎，驕傲自滿，隨着地位的增長而增長，把自己估計得高上了天，看別人都不如自己。在革命隊伍中，我以為己所謂無產階級化了。在江、陳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領導下，舊省委內部一潭死水，互相包庇，和平共處，十多年來根本不開展原則思想鬥爭；還耳濡目染，學會了許多資產階級政客的極端反動醜惡的國民黨作風，結果，自己不是向無產階級方面改造得差不多了，而是向資產階級特權階層改造得差不多了，舊質未變，又有了新的發展。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自己在黨內，居高位，掌大權，可是，卻是“一事當先，先替自己打算”。林副主席教導說：“在階級社會裡，每個人都屬於一定的階級。或屬於這個階級，屬於這個階級的某一階層，某一集團，或屬於那個階級，屬於那個階級的某一階層，某一集團。”我的這種以私為主，以我為中心的世界觀，在階級社會中，所作所為，不代表資產階級，還能代表什麼？這種世界觀附在我這樣具體條件的人身上，不成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成為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還會是其它什麼東西嗎？答案只能是這樣，我不能正確對待自己，首先的問題，就是沒有能正確認識自己。

資產階級世界觀里，是說不上有真正的群眾觀點的。毛主席教導說：對廣大人民群眾，是保護還是鎮壓，是共產黨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同資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區別。這種區別，在我身上反映是很明顯的。我入黨是做官的，視群眾為阿斗，對同志如下人。腦子裡只有自己，“對同志，對人民，不是滿腔熱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關心，麻木不仁”。本來就和群眾沒有什麼聯繫，官越做越大，就越高高在上，目空一切。口頭上也講群眾觀點，群眾路線，群眾運動，實際是使用群眾，利用群眾，恩賜思想，行政命令，運動群眾。所以犯地主路線，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即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都是親上層，疏基層，親地主，資產階級，疏工、農群眾的必然結果。對同志，對人民，呼之即來，揮之即去，喜則所謂愛撫一番，怒則橫暴斥責，國民黨作風，軍閥殘餘，有過之無不及。我對待幹部，對待群眾的粗暴程度，是不能容忍的。因為和群眾是對立的，平時就怕群眾，怕民主，怕失去自己的資產階級尊嚴，怕失去烏紗帽，失去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既得反動利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就由怕到恨，由恨到鎮壓，還依靠平時受蒙蔽的部分群眾，繼續蒙蔽他們，挑動群眾斗群眾，坐山觀虎鬥，以保護自己，保護江、陳一小撮。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眾對我的揪斗，是完全應該的，是革命行動。可是，我在一個時期內，認識不到自己的真面目，感到委屈，牴觸情緒很大，是極為錯誤的，是反動立場，思想，感情在新的條件下的一種本能反映。我的群眾觀念，是資產階級的。

毛主席教導說：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在路線問題上，是沒有調和餘地的。在黨內兩條路線鬥爭中，有很多歷史關鍵時刻，我多是站在王明，劉少奇，鄧小平，譚震林，薄一波，陳丕顯，葉飛，江渭清，陳光等一邊，一貫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和罪行，不是偶然的。民主革命階段，我不僅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特別嚴重的。在解放戰爭上，指使黨員以群眾面目自首的滔天罪行，這是站在敵人立場上，做了敵人想做而沒有做到的極大的壞事，做了國民黨反動派在黨內的代理人，坑害了大批黨員的政治生命，造成了黨和革命事業無可挽回的損失，是萬死不足以謝罪的。這是我當時為敵人暫時表面優勢所嚇倒，根本不相信群眾，不相信黨員的革命力量，妄圖以此達到所謂保存有生力量，右傾階級投降主義路線的極為嚴重錯誤和罪行。社會主義革命中，我又不斷地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是我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在資產階級右傾機會主義思想下，政治上搖擺，投機的必然結果。由於我是懷着一個找個人出路的醜惡動機入黨的，在舊社會，為了混一口飯吃，不得不仰人鼻息，觀察主子的顏色行事。入黨後，為了取得領導信用，保官升官，就把這一套用來觀察領導意圖，看眼色行事。因此，就不可能看到黨內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相反，把黨內關係看成是拉拉扯扯，招降納叛，結黨營私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宗派關係。在蘇中，在福建，以陳不顯，葉飛作靠山，到了南京，又以江渭清為靠山。自己錯誤地認為：黨內路線鬥爭，遵義會議後已經解決了，只要緊跟領導，緊跟第一書記，一般是不會犯錯誤的。反之，很可能犯所謂組織錯誤，影響自己修正主義的前途。因此，回到江蘇後，便處處摸江渭清的鼻息，看江渭清眼色，投江渭清之所好，以取得江渭清的寵信。五九年廬山會議，明知中央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的偉大戰略部署，明知柯老點了劉順元的名，也看到劉順元確有問題，但在誤認江渭清決心整劉順元時便首先開炮。在摸清江渭清要包庇劉順元時又收場下台，反對廬山會議決議，抗拒柯老批示。社教運動中，在制定二十三條的中央會議上，毛主席作了重要批示後，自己雖沒有認識到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但已認為是對劉少奇形“左”實右的“糾偏”。可是，在江渭清說不是糾偏以後，以為江渭清又得到什麼新精神，便又順風轉舵，跟着他一齊反對毛主席親自製定的二十三條，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解放軍在方巷創造了社教運動中學習毛蓍的經驗，我去看了以後，認為是好經驗，立即要人去學習。可是，在向江、陳匯報以後，見他們反對，立即感到自己做冒失了，立即想以折中的辦法，來調和這個所謂屁漏。就採用了所謂在社教中主要學習二十三條，結合學習毛著的辦法，立即到蘇州去做黑報告，抵制，反對方巷經驗，幻想這樣做，既能得到江、陳的同意，也不致得罪創造方巷經驗的解放軍，兩面討好。如此，等等，就是這樣，不顧反對毛主席的指導，教導，不顧黨的路線，原則，在政治上見風使舵，搖擺，投機。因此，在蘇中得到陳丕顯、葉飛的信用，到江蘇後，得到江渭清的信用。可是，又引起劉順元，惠浴宇，陳光等的不滿，他們背後搞鬼，當面指責。五九年，六四年，還借題發揮，兩次重點整過我，便又感到他們在黨內根深樹大，對他們也是得罪不起的。也就注意對他們的奉承，逢迎。發展的結果，不僅在認為他們所謂正確的時候是這樣，明知他們不對時也是這樣，拿原則做交易，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黨和革命的利益都置腦後，根本沒有一絲一毫共產黨員的氣息，發展的信條就是，求得不犯所謂錯誤，保護自己第一。從奴隸主義發展成奴才主義，原則是非可以不問，領導人不能得罪，在政治上搞投機的罪惡活動。劉順元的三反言論，自己早就有些發覺，正面側面都向江渭清反映過。江、劉本是一丘之貉，不理睬是當然的。自己也曾考慮向中央揭發，可是，既怕揭發信轉回被發覺，又怕中央追查起來，引起酣然大波，破壞舊省委一團和氣的修正主義局面，破壞江渭清對自己的信用，還怕危及自身。就這樣，採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資產階級態度，不了了之。這是自覺地包庇劉順元，包庇江渭清，包庇舊省委一小撮，也是包庇自己的嚴重罪惡。資產階級的反動立場，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政治上搖擺投機的態度，在黨內兩條路線鬥爭中，就必然要投向劉少奇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陳丕顯，葉飛，江渭清，陳光等一夥，成了他們的黑夥計，馬前卒，黑幫凶。資產階級的利己主義，只能忠於資產階級司令部，不可能忠於無產階級司令部。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只能推行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的路線，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完全背道而馳的。小資產階級政治上的搖擺性和投機性，終究不可能擺向或投向無產階級，而只能擺向或投向資產階級。我墮落的要害就在這裡。

資產階級世界觀，對黨內最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的反革命思想，接受是順行的，一拍即合。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思想，接受是逆行的，格格不入，難於接受，還加抵制，反對。我長期對毛澤東思想沒有奠定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無限忠誠的信念，沒有奠定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頂峰，是全黨全軍和全國一切指導方針的信念。學習毛主席著作，是一看而過，一曝十寒，滿足於一知半解，實際並不理解，還有很多歪曲。學了也多是聯繫別人，不聯繫自己，是為了裝潢自己，做為所謂教育，改造別人工具的。腦子裡聽不進，留不住毛澤東思想，自然充塞滿資產階級思想，即劉少奇思想。三年困難時期，在滾滾烏雲密布之下，自己就不但相信而且和資產階級司令部一道，對偉大領袖毛主席進行攻擊，污衊。主要的原因之一，因為我那時存在過毛主席也會犯錯誤的極為反動想法。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活着的列寧。毛主席的指導，就是一千個正確，一萬個正確。這是我對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最大的污衊，最嚴重的攻擊。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最大最嚴重的不可饒恕的滔天罪行。六四年農村社教運動期間，我又和劉少奇，譚震林，江、陳之流一道，反對林副主席親自肯定的社教運動中學習毛主席蓍作群眾運動的正確經驗。並進而和他們一起，攻擊林副主席倡導的學習毛主席蓍作的無比正確的學習方法。重要的原因之一又是在那期間，我存在過認為林副主席只是軍隊的領袖，還不是全黨的領袖的極為反動的想法。林副主席把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最高最高，緊跟毛主席，跟得最緊最緊，學習毛主席蓍作，用得最活最活，林副主席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是毛主席最可靠的接班人，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偉大的副統帥。我反對林副主席，也就是反對毛主席，這又是一個不可饒恕的滔天罪行，都是罪該萬死的。為什麼我二、三十年來，不斷地站在資產階級司令部一邊，和無產階級司令部相對抗呢？根本的原因，就在我腦子裡的毛澤東思想太少太少，而劉少奇的反動思想太多太多，世界觀是反動的，立場是反動的，因而不斷犯下許多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滔天罪行。

我的錯誤是極為嚴重的，罪行是滔天的，不可饒恕的。給黨和革命事業帶來了無可挽回的損失，毒害了許多幹部，黨員，是應該打倒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緊跟毛主席，對我不咎已往，熱情而耐心地教育我，幫助我，挽救我，對我的揭發，批判，鬥爭，進行得愈徹底，衝擊得愈利害，對我的幫助愈大。事實確實就是這樣。這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我個人的演變來看，再看看舊省委，江、陳王朝，看看全黨全國，看看全世界，千真萬確，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不搞是不得了的。就我個人來說，我被衝擊掉的，是我身上的污泥濁水，是歷史上的嚴重錯誤，滔天的罪惡，得到的是政治上的新生，是有機會重新做人。我感謝無產階級革命派同志們對我的幫助，挽救，我感謝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感謝偉大的黨，對我的教導，關懷和挽救。我決心和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及其在江蘇的代理人江、陳之流徹底決裂，和資產階級司令部徹底決裂；決心和自己罪惡的過去徹底決裂，打倒過去的許家屯，徹底否定過去，徹底改造世界觀，從零開始，從新做人。決心回到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回到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一邊來。決心緊跟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以林副主席為光輝榜樣，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一輩子讀毛主席的書，一輩子聽毛主席的話，一輩子照毛主席的批示辦事，一輩子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決心遵照毛主席的偉大教導，放下架子，到群眾中去，接受工人階級，貧下中農的和革命幹部的再教育，一輩子做群眾的小學生。決心以毛主席的光輝偉大的老三篇為終身的座右銘，不做官當老爺，完全，徹底，全心全意地做人民的勤務員，革命一輩子。決心做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緊跟毛主席，緊跟林副主席革命一輩子。決心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毛澤東思想，永遠忠於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把革命進行到底！

我的檢查，交待，仍是很不夠的。我衷心希望無產階級革命派同志們，繼續對我揭發，批判，幫助。由於我的錯誤，罪行很多，極為嚴重，我請求給我以嚴厲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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