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字析與言論自由            燕山人                                              10/14/10

言論自由是當代人最關注的一個大問題。言為心聲，一吐為快，這乃是人的本能和意願。說幾句話，寫幾個字，表達一下自己的想法，這本是人類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就像冷了要穿衣，餓了要吃飯，坐久了要站會兒，純屬自然。可事實上這是件很難的事情。看看這獄字的寫法，不難猜出中國人大概從有文字記載的時候，就被剝奪了言論的權利。翻開新華字典，幾乎所有的犬字旁的字都和動物有關，唯獨這獄字卻同人有關。左右兩隻犬夾着一個言字，獄字的精心設計告訴我們，應當關進牢裡的是那些說話的人，寫字的人。統治階級最恨的不是殺人越貨的流氓地痞，因為這些人雖然壞，還不至於直接危害到他們的統治地位。而那些說話寫字的人卻着實可惡，因為他們會讓大眾明白一些事理，製造輿論，從而動搖他們的封建王朝。普通老百姓畏懼言論，於是有禍從口出，箭射開口燕警語；士大夫畏懼言論，有文死諫，武死戰的浩氣。像說話這麼隨便簡單的事情常常會招來牢獄之災，割舌之苦，殺身之禍，乃至滅門九族，哀哉，痛哉。

回顧中國5000年的文明史，只有在東周的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開了言論自由思想解放之先河，諸子百家，儒道墨冉，兵家法家，如朵朵鮮花，爭妍鬥豔，如雨後春筍，破土而出。為中華民族的的文化思想留下了一塊絢麗多姿的瑰寶。可惜好景不長，這次繁榮不過只延續幾代人的時間。到了千古一帝秦始皇的時候，來了個急剎車，焚書坑儒，斷了言路。可以說，自秦以後， 言論自由就成了中國人最昂貴的東西，為了它，常常要付出鮮血和生命。為了限制言論自由，統治階級發明了一個辦法，那就是文字獄，為了一首詩，一篇文章，一篇奏摺，不惜斷章取義，小題大做，把人鋃鐺入獄，開刀問斬。到了滿清的康乾盛世， 文字獄有增無減， 被懲處者成百上千。 文人墨客能做的事就只剩下低眉彎腰，刮盡枯腸，歌功頌德，取悅於皇尚，太后，衰變成皇帝老兒的蟋蟀和京巴。唐初，貞觀天子李世民廣開言路，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基本上沒有文字獄事件的發生。唐朝的興盛與壯大恐怕與言論自由不無關係。代表性的成就就是唐詩和古文的復興。數千個詩人、吟出了近五萬首 風骨俊逸，流派紛呈的詩篇，傳詠萬代。 唐詩的輝煌可以同西方古典音樂，沙士比亞的戲劇競相比美，乃華夏文化之大成。遺憾的是至今還沒有被韓國申遺，否則的話，我們又可以據理力爭了。由韓愈，柳宗元發起的古文運動，文起八代之衰，挽狂瀾於既倒，障百川而東之，一掃魏晉以來文壇的萎靡之氣，引出了唐宋八大家，在文學史上留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如果唐朝的領導別出心裁，成立一個什麼部門，成天價找文人的茬，動不動就把一首詩說成影射朝政，把一篇散文說成篡奪江山的話，恐怕唐人留下的也只有為民立極的萬壽無疆賦了。唐朝的先例證明了言論自由對社會發展的積極和推動作用。

1911年後，延續數千年的封建統治土崩瓦解，為中國的文化思想界開創了一個真空地帶。再加上各路軍閥忙於爭奪地盤，相互廝殺，沒功夫搭理那些騷人遷客，中國人居然糊裡糊塗地獲得了幾十年的達到某種程度的言論自由。在這段不長的時間裡，中國人從老美 那兒引進了三民主義，又從蘇聯老大哥那兒引進了共產主義，成立了國民黨，共產黨，以及各種民主黨派，探討着中國未來，比起慈禧老佛爺的獨斷專行，禍國殃民，這的確是一種進步。在文化界，砸了孔家店，開展了白話文，自由詩的運動，湧現出思想信仰不盡相同的作家，詩人，如徐志摩，魯迅，郭沫若，巴金，張恨水，胡適之，茅盾等。戲曲界烘托出以四大名旦，四大鬚生為代表的一批優秀表演藝術家，把京劇藝術推向了一個頂峰 。教育與科學界湧現出李四光，趙忠堯，楊杏佛，錢三強，翦伯贊，華羅庚，竺可楨，朱光潛，吳有訓等元老，這些人的大部分後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是中國學術的奠基者，帶頭人。解放後培養的人才數目雖多，可是沒有幾位能同這些前輩相提並論的。 須知，這些人才是民國時期的產物。那時候，國弱民窮，山河欲碎，中國居然造就出這麼多偉大的詩人，作家，演員，教授，簡直令人不可思議，就像一個窮困的山溝出了10幾個學部委員。其實，這中間言論自由是個必不可少的原因，儘管這言論自由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偶然出現的， 它的社會效益已經是碩果非凡，有目共睹。這倒有點像有心栽花花不長，無心插柳柳自活。野花有時長得更好，大概是因為沒人去管它。插隊的時候，我第一次為隊友們蒸饅頭，老怕蒸過頭，隔一兩分鐘就打開籠屜看看，10幾分鐘後，聞到了焦味，不但饅頭燒黃，連大鐵鍋都炸裂了。看來，有些事情，管得太多，倒適得其反。

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偉大領袖毛主席也曾效仿諸子百家，來了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料這樣的好事卻演變成了一種引蛇出洞的手段，主席一氣之下，坑了幾十萬個右派，其氣勢之宏偉，令始皇嬴政黯然失色。還好，他老人家把書都留下來了，要不然，中華民族得倒退2000年。他坑的這些儒里，有不少人只是善意地給找上家門的領導提了一條意見，因為一句話毀了一輩子，毀了一家人，甚至子女的前途。可見在中國言論自由的代價何等金貴。到了60年代，鄧拓，吳晗，廖末沙成了文革序曲奏響後的第一批文字獄的冤魂，尤其是明史專家吳晗，為了一部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直落得個家破人亡，好不悽慘。到了文革時，因為一句話，一封被偷拆的信件而被打成反革命的恐怕多如牛毛，不計其數。可惜，那時候的國人，還不知道什麼叫言論自由，還不知道去捍衛自己的權利。其實毛主席早就號召過，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誡。他也引用過清人龔自珍的一首詩，‘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可惜，說着容易做起來難。在文革期間，人人惶恐終日，連開會時不愛說話的都得挨整，人們不僅失去了言論的自由，還失去了不言論的自由， 破天荒地開了先例。那時候，拍馬屁都得小心翼翼，拍到點上。有一位楊老將軍 不知道抽了哪根筋，寫了篇文章，大樹特樹毛主席的絕對權威，主席看了十分惱火，一下子撂倒了楊，余，傅三位將軍。作為領導，要豁達大度，要能容天下難容之事。三國時期的政治家曹孟德讀了一篇聲討他的檄文後，祖宗三輩都挨了罵，他卻頓時病去疾除，對文章讚不絕口，後來還敬作者楊琳為幕賓；則天女皇見了駱賓王寫的討武氏檄文後，在第一時間裡想到的是，當朝宰相怎麼沒把這小子培養成幹部。 駱賓王終未逃脫牢獄之災，那是因為他的確跟着徐敬業犯了顛覆國家的大罪。到了電氣化，網絡化的今天，一天就可以坐地日行八萬公里，難道我們的度量還不如奸詐多疑的曹阿瞞，難道還不如巾幗之輩的武則天。 對於居廟堂之高，吃慣了雞鴨魚肉的那些人，幾句難聽的話就像是在飲食中添點雜糧，青菜，其實更有利於健康。古人云，‘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意思是堵住人嘴，不讓講話， 比堵住決堤的洪水還要難。以古為鏡，解除言論禁錮會使一大批黨內優秀幹部騰出手來，去做些為民謀福的實在事情。幾千年來，中國素有文人無行之說，像彌衡，嵇康那樣敢於嬉笑怒罵的為數不多。像比干， 海瑞那樣剛直不阿的更如鳳毛麟角。歷史上大部分文人要麼阿諛逢迎，獻媚爭寵，要麼以筆代刀，助紂為孽。幾千年的壓抑，已使這樣一個職業群體摸不到脊梁，喪失了元氣，何苦再拿文字獄的大棒達伐恫嚇，難道他們還能有多大的抱負和作為。只有言論自由，才能使這些文人放下包袱，拿起筆來，為弘揚中華民族的宏願偉業做出貢獻。

改革開放以後，慢慢地對西方社會有了了解，我們知道了敢情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里還包括了我們自己，我們知道了什麼叫自由民主，而自由民主的主旨又是人應當有說話的自由，人有表達自己看法的自由，人有發表文章評論社會的自由。

前領袖江主席曾以歷史巨人的高度要代表先進的文化，老爺子還沒來得及說明白先進文化是什麼東西， 就讓位給一門心思要建和諧社會和和諧世界的胡主席了。然而，從這些年的走勢來看，這先進的文化當在歐美，要不然的話，就不會有那麼多領導幹部爭先恐後地把子女送到國外去讀書，當裸官，甚至把孫子生在美國，高瞻遠矚，留條後路。為了靠攏這先進的文化， 我們請來了帕瓦羅蒂，多明各；為了靠攏這先進的文化，我們一擲重金舉辦了奧運；為了靠攏這先進的文化，我們又搞了個世博；為了靠攏這先進的文化，我們博士學位的年產量超過了美國。可惜，這些都不過是西方現代文化皮毛，只能用來裝璜門面，顯示一下東方古國財大氣粗的紳士風度。這西方文化的核心應當是自由民主，當然包括言論自由。沒有言論自由，我們就實現不了江老爺子的宏志偉願，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怎麼能有資格去代表先進的文化。小時候，讀過一個買櫝還珠的故事，有個人看上一個放着珍珠的盒子，出錢要買，然後，把珠子退給賣主，只拿着着盒子走了。自由民主，言論自由是西方文化的珍珠，到現在，我們買回去的恐怕還都是盒子。

大革命時期，年輕的共產黨人 殷夫 曾經翻譯過一首詩，‘生命尤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這首詩廣為傳詠，成了共產黨人爭取自由的旗幟。他們為了言論自由，信仰自由，愛國的自由，前赴後繼，在夏明翰被殺後，還有後來人，那是何等的豪邁和可歌可泣的壯舉。 然而，革命成功，共產黨成了專政黨得到了自由以後，言論自由的這面旗幟卻就此收藏入庫。老百姓只能老老實實，不能亂說亂動，動輒以反革命論處。隨着新中國的成立，人是站起來了，可舌頭卻被卡住了，筆被封住了。好在中國人失去言論自由為時已久，也沒感到有多大彆扭，照常吃喝，照常工作，憑着30斤的糧食定量，還以為我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群。沒吃過豬肉，又沒見過豬跑，自然想不出紅燒肉的味道。 沒享用過言論自由，又沒見到過言論自由，自然也領悟不出言論自由的奧妙。

其實，言論自由沒有那麼可怕。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自秦漢經唐宋元明清，有哪個朝代的更替是幾個秀才帶頭完成的。歷史上的那些秀才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附庸，就是有幾個人敢口出不遜，跟皇帝叫板的，也還是苦口婆心為了吾皇帝業穩固。漢高祖劉邦亭長起家，只有大風歌一首流傳，算不上文人；唐高祖李淵乃世襲國公，算不上文人；宋太祖趙匡胤出身行伍，算不上文人；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更算不上文人AT ALL；明太祖朱元璋當過和尚，要過飯，算不上文人；清太祖努爾哈赤行軍涉獵，書大概不會讀得太多，也算不上文人。要論文化水平，近代的領袖，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倒堪稱文人，但他們的政權也不是靠幾支毛筆得來的。文人沒有那麼可怕，大不了也就是‘莫謂書生法空論，頭顱拋出血斑斑。’何況我們的國家上有公安部，安全部，中有人民警察，武警部隊，下有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到了該動真格兒的時候，還可以調動英勇的人民解放軍，幾個酸秀才動動嘴皮，耍耍筆桿，算個逑兒，鬧不出圈去。

改革開放以來，國門打開，成千上萬的青年留學海外，成千上萬的外企到中國經商，經濟上出現了空前的繁榮，把社會主義的體系和資本主義的經營有機地結合到一起。  如果不是為了一己之私，我們為什麼不能再往前挪一大步，把西方的自由民主也學過來，自由民主不是洪水猛獸，它是西方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基石。如果中國引進了言論自由，就會更協調地與世界先進文化接軌，對杜絕腐敗，對清理貪官污吏都會有推動作用。一個中紀委的力量是有限的，言論自由將鼓勵起更多的民眾揭發出壞人壞事，讓中國的社會主義更有特色。只有那些辦壞事，坑害國家的人才會懼怕自由的言論。同文革時代相比，國內的言論自由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人們可以自由地對國事評頭論足，甚至在諸如強國論壇的網上 破口大罵，教授可以在課堂上抒發己見譏諷時事，但總還是有那麼一條底線不能逾越，這次諾獎風波就是再好不過的體現。弄得震寧楊老先生都會顯得十分被動。第一他那十年得獎的預言沒有說明具體項目，不料這麼快就來了個‘正打歪着’；第二，我們一旦同諾委會把關係搞僵，那些小肚雞腸的委員們也來個十年怕井繩，豈不斷了中國其它項目得獎的後路，辜負了楊先生的一片拳拳愛國之苦心。總之，全面言論自由還要有個過程，不可操之過急。提倡言論自由不應與廢除一黨專政 相提並論。一黨專政是中國政權的脊柱，反對一黨專政無異於顛覆國家。再說，共產黨要是一賭氣撂了挑子，撒手不管，有哪個政黨敢拍着胸脯，挺身而出，擔此大任。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一旦動亂，至少得要幾十年的時間才能達到穩定狀態，那時節，老百姓流離失所，重陷於水深火熱，這條路斷不可取。對一個民主國家，言論自由是理所當然，人皆有之。在一個非民主的社會，言論自由也不是絕對不行。先秦的諸子百家，盛唐的廣開言路，古已有之。況且，共產黨內也有不少精英認識到爭取民主自由是人民應有的權利，提出了權為民所賦的進步理念。說不定哪一天，中國能有一位紫薇真主轉世下凡，還人民以言論自由。倡導和等待，或許是取得言論自由的唯一途徑，台灣的體制變革或許能給我們一點借鑑。毛岸英同志有着和蔣經國先生類似的經歷，他要是活着，可能也會效仿經國先生， 建立個多黨的共和，可惜他過早地捐軀了。個體經濟禁錮的取銷，造就出成千上萬的大款，打腕，銀子像水一樣嘩啦啦地流進他們的腰包，名車，名表，名酒，名包成了中華民族炸醬麵的面馬，牛欄山二鍋頭的伴侶，這些事實充分證明了鄧副主席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英明正確，連福布斯先生都不得不對我們刮目相看。同理可證，個體言論禁錮的解除，將會造就出一大批比郭德剛，小瀋陽還要紅火的政治演說家，評論家，一大批比羅貫中，曹雪芹，魯迅，巴金還要偉大的作家。到那時候，我們可以狠狠兒地寒磣寒磣諾獎委員會的洋大人，‘小樣兒， 一邊兒呆着去。誰的褲練開了，把你TM露了出來。鬼才稀罕你那150 萬個耷拉，我們東方諾貝爾獎金的起價是1億美元。’

我想，當中國人有了言論自由的時候，應當把獄字改寫，讓兩條狗之間夾着一個‘歹’字，把那些作奸犯科，橫行鄉里，欺行霸市的刑事罪犯，歹人，統通關進監獄。至於那些聽了槍響就尿褲的舞文弄墨階層，讓愛說話的說去，只要他們嘴裡吐不出刀子；讓愛寫文章的寫去，只要他們沒去設計自殺式的炸彈。辦一份報紙刊物，讓有牢騷的由着性兒可着勁兒地發去，只要他們不推翻政府。百姓有自由，領導有肚量，言者無罪，聞者足誡，皆大歡喜，豈不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