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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鬥爭是人類永恆不變的自然法則。即使在人類文明與理性控制高度發達的今天，鬥爭仍然是人類解決不可調和矛盾之撒手鍵。人類的文明，是在不懈的文明與文明，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的鬥爭中，獲得飛躍發展的。丟棄鬥爭意識，不思進取的民族、國家、文明體，只會被人類社會所淘汰。要知道，今天的國際社會正處一種無政府狀態，世界各個主權國家林立。國與國之間相處，息息相關的，就是利益的劃定。由於大國與小國，強國與弱國的利益變數，在目前缺乏有力的國際利益協調機構的世界上，其敵友關係變得極不穩定。正如一位英國政治家所言，大國外交，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對於中國而言，處於自身主權控制以外的任何國家，由於利益的變數，都有可能因矛盾激化而成為敵手。從全球的權力結構看，地球上的任何國家無一不是中國的潛在敵手。這一點，對國際上的任何國家都是適用的。看看美國這幾十年的外交與戰略的失誤，其給人們留下的教訓，就是這一現象的最好證明。幾十年前，美國花大力氣扶植了阿富汗的塔利班和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然自蘇聯解體後，國際政治格局大變動下，大國與小國間的利益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最終這些由美國親自花錢、送武器扶植起來的政權，開始倒戈向美國挑戰。九一一、伊拉克戰爭等使美國嘗盡了被自己“養子”痛擊的苦頭。事實這也是自近代以來美英的盎格魯薩克遜式的世界分化戰略和據點控制管理模式的重大失敗。號稱“日不落”的大英帝國的殞落，並沒有使與其同文同種的盎格魯薩克遜美國，吸其到這一根本的教訓。從一定程度而言，美國游離於亞非歐的地理特徵就是當年英國與歐洲關係的放大。這也難怪美國的戰略選擇了，因為不管從文明傳承還是孤嶼懸與海外的地理位置看，其都順理成章地成了大英帝國衣缽的天然繼承體。由此出發，把美英發展看作是一脈相承，倒一點為過。事實上，從二戰後，英國隨着自身國際政治地位的一落千丈，為了維持過去的聲望與在世界的即得利益，從丘吉爾到今天的布萊爾，其外交政策都開始了緊隨美利堅合眾國的世界戰略方針。前不久，英國在與美國的“倒薩戰爭”中的所表露出來的態度一致性，是驚人的。這也是在向世界宣告了這兩個擁有盎格魯薩克遜親緣關係的子母國，比歷史上任何時刻更臭味相投地抱在了一起，用它們自以為驕人的政治、經濟、文明模式構建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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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盎格魯薩克遜式的秩序構建，體現着商業文明的極端個人利益追求和在利慾扭曲下刻薄寡恩的人性傾向。其所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在其占儘早期靠殘忍的屠殺掠奪和種族滅絕，而完成的資本原始積累的先機下，徹頭徹尾地變成了永久維護美英盎格魯薩克遜人利益的保險。其所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在永久維護美英盎格魯薩克遜人利益的同時，正在把世界帶向極不平衡的發展趨勢。至此，世界窮國越窮，富國越富，占據人類比例中少數的美英過上了奢侈而浪費的人生，而占據人類比例中大部分的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人民卻食不果腹，衣不遮體，度日如年。面對盎格魯薩克遜不合理體制的存在，必須有、必然有另一完全不同類型的政治、經濟、文明類型來取而代之。在先前不久，美國政客亨廷頓提出了文明衝突論，無獨有偶，另一位西方政客同時了出版了一本叫《大棋局》的書籍。兩者的觀點，固然在論述方式與細枝末節上存在諸多不同，然對於中美這兩個文明體的衝突看法上卻有驚人的重合。在《大棋局》中，中美是當之無愧的世界級棋手；在“文明的衝突”中，盎格魯薩克遜商業文明與華夏文明存在着本質的衝突。掩藏在盎格魯薩克遜政客之“文明衝突”思維下的本質觀點，是利益的衝突。利益的衝突，體現在兩者所主導世界制度構建和價值取向的不同。美國政客亨廷頓筆下的“文明”，無非是以民族和種族為載體，以世界制度構建和價值取向為體現的利益。

　　與盎格魯薩克遜商業文明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華夏文明形成於春秋戰國時期的關注民生與安全的天下情懷。中國的政治文明自古就在追求一種高認同感，而低成本運營的管理模式。中國歷史也一再確認，中國在基礎之上的政治文明所取得的輝煌成果，是其它任何國家所無法比擬的。如今，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與近代的患難興邦，更增加了中國人一份天下苦難的體驗感。人類歷史總是朝着個體平等化的趨勢發展，中國一貫以來的天下大同訴求，在近代遭受盎格魯薩克遜商業文明的衝擊下，被迫委身於共產主義的曲折體現。時過境遷，當中國完成了自身的現代化歷程後，追求天下大同的目標又重新翻立於國人的心目之上。大同秩序的構建與天下關懷的價值取向，之所以要力主打倒盎格魯薩克遜式的國際秩序之根源，在於盎格魯薩克遜人的世代財富積累的合法性受到質疑之外，更在於盎格魯薩克遜人把持財富流向渠道的頑固性和反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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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指責中國人重文輕武，性格柔弱，民族缺乏一以貫之的國策與戰略。諸如此類的指責都有其片面之嫌。中國原文化是及其尚武的，春秋戰國時期鑄犁為劍，悠然成風。從地上挖掘的古代兵器、兵俑，曾一度顯現中華民族剛烈的一面。漢唐之際，中華武風之鼎盛，豪氣之沖天，是四夷皆望風披糜的。面對異族入侵，大漢子民曾義搏雲天：犯我大漢者，雖遠必誅。有人云：日本民族舊久海島，受懼風與地震之苦，生命悠悠然，常有危機感，故能奮發圖強。然中國之於日本，其民族之憂患意識與天下情懷，亦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諸多古老民族之神話，皆有洪水之災。唯有華夏民族能把洪水之災治得地平天與。華夏之童年，自大禹治水起，就如早熟之農家孩子，歷盡艱辛，深識興邦之多難。華夏古聖早即提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之救世情懷，更有政治精英呼喚“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國家意識。孟子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行為準則，成為歷代中國聖賢的座右銘。

　　在熟知了日本開國以來的即定“大際政策”和普魯士毛奇大將的細至軍團劃分的兩線作戰遺策。一些人開始感嘆中國缺乏這樣的具體和一以貫之的相應策略。事實這是沒有熟讀中國史籍和古典著作的知識分子之粗淺之見。中國歷史的主流政治意識是明確的，由始至終都是在強調“行王道，繼大統”，歷代政治與文化精英都在不程度地強調一元社會的有序和諧。歷代開明的建國君主，在華夏這種獨特的政治文明激勵下，總是以開疆拓土，文被四澤為至上目標。華夏聖賢的政治理念也在反覆強調“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的政治管理模式。老子曰：大道無形。相對於日本、普魯士的有形國策和戰略，華夏文明所體現的大統核心，更顯得博大精深，靈活而富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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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夏文明的復興與盎格魯薩克遜商業文明的擴張所帶來的衝突，遠在千里，近在眼前。面對兩個文明體的核心國中美，中隔太平洋，分處兩半球，遙不相及。而盎格魯薩克遜的航母艦隊和軍事基地卻就在中國人的家門口。海洋與陸地，島國與陸國是近代盎格魯薩克遜商業文明崛起所帶來的明顯對峙。美國人馬漢提出的海權論，為大英帝國和美利堅合眾國捧為戰略聖經，成為了商業文明擴張的指南針。至此，陸權的地位開始直線下落。二戰時，德國地緣學家麥金德為恢復陸權的神話，提出了“世界中樞”的概念。他把世界上所有的陸地均稱為島，而其中最獨特的是那相連的亞非歐，因為這裡土地面積最廣，人口最多，資源最豐富，麥金德把它稱為“世界島”，認為這裡是天然的權力中心。在確定了世界島的概念以後，麥金德又提出類似於中國古代的“中原學說”的“世界中樞”概念，他把西伯利亞、阿富汗、西藏、印巴、中東等地域囊括其內。麥金德說“誰控制了世界中樞，誰就控制了世界島；誰控制了世界島，誰就控制了世界”。為了遏制世界島上陸權國家的興起，盎格魯薩克遜的地緣學家提出邊緣政治學說。其理論認為世界中樞固然重要，然其地形、氣候的惡劣，只要通過搶占世界中樞的邊緣地帶，就能起到包圍遏制世界中樞的目的。兩套理論在二戰及美蘇爭霸時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運用。時至今日，我們細觀一下中美交鋒所在地東亞，其戰略形態仍有“中樞說”與“邊緣說”的蹤影。當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東亞這個區域地緣中樞似乎已為中國所控，然美國人不甘於失敗。急急忙忙地發動了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而這兩場戰爭所在地，就是中國的邊緣，美國之戰略意圖極其的明顯，那就包圍中國、遏制中國。雖然這兩場戰爭，都以美國的失敗而告終，但美國包圍中國的島鏈仍存在。其以韓國、日本、台灣、菲律賓的軍事基地加航母編隊，構成了中國東面海上的軍事線。如今，美國與日本、韓國、台灣、菲律賓都有不同的軍事條約存在。儼然，他們已經成了美國的勢力範圍和保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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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台灣問題、中日關係、朝鮮半島危機等等都直接或間接地成了中美問題。在上述地區美國扮演的不僅僅是戰略姿態，宥於先發制人的政策，上述地區一旦發生變革，都有可能成為美國直接擺出戰爭姿態進行武裝干涉的區域。隨着美國東亞邊緣包圍戰略的實施，二戰後深受美國扶持的日本右翼勢力，又死灰復燃，軍國主義作風開始斬露頭腳。日本軍國主義力量的興起，無疑是美國樂意看到的一個結果，在其現如今在世界到處用兵之際，美國急需東亞的“英國”來助其一臂之力。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除了日本長期蔽護和扶持其右翼勢力外，另一個原因是得益於日本經濟的發達。日本經濟的昌盛為其軍國主義復活提供了充足的軍費開支。然而日本是個本土資源極度貧乏的國家，其國際貿易主要依賴於途經台海和馬六甲海峽的國際貿易線。對於一個建國半個多世紀的新中國而言，目前解決台灣問題無疑是最迫切的。不管是從民族情感，還是地緣戰略出發打擊美日的反華勢力，台灣對中國的意義都是不容低估的。作為中國東南門戶的島嶼，如今在美國勢力的摻雜下，其島內台獨勢力越具猖獗。跨海作戰，自毛澤東以來到今天，一直沒有實施，其根本原因就在於美國龐大的航母編隊游弋於其海域。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意圖收復台灣，剪除美國航母編隊都是首要克服的關鍵。撇棄中美間長期對抗的大戰略思維，回復到台海局勢中，我們也可很明顯地看出中美對峙的現實性與緊迫性。固然盎格魯薩克遜的美國目前分神於中東局勢和朝鮮危機的結局，指望在台海保持現狀。但作為民族利益的最大體現與主動戰略、戰術的需要，中國也斷沒有在台海僅僅隨美作戰略僵持狀。台灣問題的存在，使五至十年內，中美間發生直接軍事衝突的可能性是極大的。隨着現代工業技術與信息技術的發達，達到一定數量的擴軍備戰所需要的時間已經越來越短了，更何況戰爭雙方的勝負又不完全取決於軍事力量的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