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胡風、舒蕪說到文化人靈魂蛻變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01月04日15:54:02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今天說到“告密”“背叛”等行為，無疑指涉的是不道德乃至無恥。然而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都知道，參加革命，奉革命為最高原則，必然以對革命和革命領袖的忠誠為崇高的道德精神。無論是舒蕪對胡風的“背叛”，還是胡風對舒蕪的“密告”，從表面看都是追求革命、實現自身革命改造的道德行為 　　上次我貼出對胡風女兒曉風的專訪等一組文章，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讀者不少，但是跟帖參與討論的不太多。 　　實際上，這個問題，眼下並不是黑白分明，在中國文化界是很有爭論的。除了對事實的辨正（主要是：舒蕪交出與胡風等人的通信的具體情境，胡風與舒蕪交往過程的真相，圍繞舒蕪《論主觀》一文胡風的真實想法，等等）之外，爭論的熱點是：胡風是不是自作自受？既然他對文化界同行批評早就追隨蘇聯文藝理論和中共做法上綱上線，那麼1955年他自己被整肅，是否不過是重演唐代周興、來俊臣的“請君入甕”而已？ 　　更極端的一種說法是：胡風與周揚乃至毛澤東——還有舒蕪，都不過是一丘之貉，他們之間只有強弱、勝負之分，而無是非、對錯之別，所以，他倒霉也沒有什麼值得同情的。 　　在眾說紛紜中，我也聽到了深刻的、理性的見解。郭鐵成的《胡風、舒蕪和有關道德問題》就是其中一篇。這篇文章，分析胡風和舒蕪等文化人遭受厄運的主、客觀原因，側重在分析了他們自身精神上的缺陷（“靈魂上被革命吞噬”），以及產生這種蛻變的政治社會環境和文化傳統根源。 　　要說明的是，我採訪胡風女兒曉風的文章，重點是放在控訴那個年代政治高壓造成的悲劇——“批判的武器”遭到了“武器的批判”（這是馬克思的名言，意即思想交鋒遇到了暴力鎮壓），用政治權力來鎮壓、來消滅任何一點不同的聲音，導致傑出的文化精英被戕害、被剷除這一點上；而不在分析胡風的性格弱點和理論缺陷上。毋庸諱言，在這個事件中，胡風的主張和做法，不是無可非議的。但是，胡風再有理論偏差，再有道德瑕疵，也不能成為他被當局動用專政工具整得身敗名裂、妻離子散的理由。這是這一事件的基本是非，任何時候都不容混淆。從這一點上說，我們當然要為他們的不幸遭遇鼓與呼，當然要向當時專制者進行抨擊和揭露，這是一個基本立場。 　　（與這個問題有某種類似之處的是關於“六四”的爭論。我們可以舉出一百條、一千條學生的失誤，我們也可以對學生中某些人的行徑和道德形象加以痛斥，但是這都不意味着我們支持當局可以動用坦克、衝鋒鎗來殺害平民——這是基本的是非界限） 　　郭鐵成的文章，主旨在於分析包括胡風、舒蕪等人在內的文化人的精神軟肋和認識誤區，當然沒有為毛澤東、周揚當年的決策開脫、辯護的意思，他的文章，為我們開闢了一個進一步剖析這一歷史事件的教訓新角度、新層面，這與我對曉風的採訪所談的主題並不矛盾，毋寧說，可以互補。 　　下面是郭鐵成的文章。 胡風、舒蕪和有關道德問題 郭鐵成，原載《粵海風》2010年5期 　　近讀吳永平《舒蕪胡風交往簡表》（《新文學史料》2010年第一期）、《誰說胡風不告密》（《南方都市報》2009年11月18日）、方非《舒蕪：被出賣的命運》（《粵海風》2010年第三期）幾篇涉及胡風、舒蕪在當年“胡風案”中恩怨糾葛的文字，感到一段似乎已經了結的公案大有重新擺到桌面上來的架勢。聯繫到近些年不斷揭發出中國知識分子在“前三十年”“改造”歲月中一些有悖“道德”的行為（如章詒和發在《南方周末》2009年4月2日的《臥底》、寓真發於2009年2月《中國作家》紀實版的《聶紺弩刑事檔案》等），再看到許多讀者發網文感慨中國知識分子“沒一個好東西”，不由得生發出一些關於胡風、舒蕪和有關中國知識分子道德行為的思索。 　　其實，在把胡風也作為一個“出賣者”提出來之前，學界私下裡對此已有過不少議論。不但已經公開和半公開的胡風《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三十萬言書”）中就有胡風揭發舒蕪歷史問題和現實政治表現的專節[1]，在有關胡風與舒蕪交往的其他材料中人們對此也有所感覺。學界之所以沒有對此進行道德評價，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方非在《舒蕪：被出賣的命運》一文中提出的那個問題： 　　胡風密告舒蕪的結果不可謂不令他失望——無人理睬。[2] 　　至為關鍵的就是這個“無人理睬”。這個“人”當然是指權力者。胡風“揭發”舒蕪，權力者不予理睬，因而舒蕪也沒有由此釀出不幸，而舒蕪含着“揭發”性質的檢討文字以及交出與胡風等人的“私人信件”，卻在構造“胡風反革命案”中起到了關鍵性作用，以至於最終釀出了中國當代文學史和思想史上的千古奇冤。這個不爭的史實，當然也就決定了人們對這樁冤案進行研究和探討時把目光盯在哪裡的問題。評析大的歷史事件，對某些事實和細節的“暫時”忽略通常是難免的；在史書上留下記載的通常都是那些歷史事件中的“要件”。舒蕪的作為恰恰是構成了震驚中外“胡風案”的要件：他公開發表、又為《人民日報》轉載的文章《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於“自我檢查”的同時又把路翎、呂熒等人推出，於是坐實了當權者胡風“文藝小集團”的判斷，誰都知道“小集團”的判斷是可怕的，因為這就意味着後來毛澤東所說的“朋黨”；他在對胡風的公開批判中引用胡風與他私人通信的話語，並由此交出胡風私人信件的原件，則導致反黨“小集團”迅速轉化為“反革命集團”。然而，胡風對他的“密告”卻“無人理睬”——沒有造成後果。這就使二者不但對於大的歷史敘事具有了不可同日而語的意義，也在當時給二人帶來了不同後果。這種出於權力者政治鬥爭需要的選擇，也同時在另一種意義上決定了後來史學者的特有着眼點——在這裡受害的歷史主角是胡風及其朋友們而不是舒蕪，舒蕪在這樁公案中的角色擔當，是必須而且一定要付出代價的。這實在是沒辦法的事情。 　　當然，這絲毫不意味着那些暫時被忽略的細節和事實沒有意義。如果我們拋開這樁塵埃落定的所謂“反革命案”本身，着重着眼於一代知識人文化人思想和人格發生的蛻變，無論是舒蕪的“揭發”還是胡風對“揭發者”的“揭發”，甚至誰“揭發”於先，誰“揭發”於後，可能都具有同等的學術意義。 　　至於為什麼胡風的“密告”“無人理睬”而舒蕪的“出賣”卻起了大作用，道理也頗簡單。這是一場早就有所規劃、意在剷除異端文藝思想的政治鬥爭；是政治鬥爭，就涉及鬥爭的策略問題，攻誰不攻誰、這樣攻或那樣攻，都是與政治鬥爭的目的性緊緊聯繫在一起的。這場政治鬥爭的主攻方向無疑是胡風及其“小集團”，只有涉及胡風及其“小集團”的揭發才是最有價值的材料，也才符合鬥爭的大方向，舒蕪的“揭發”正好派上了用場；而胡風對舒蕪的“密告”只能起到“把水攪渾”，“給人以假象而將真相隱蔽着”，“干擾鬥爭大方向”的作用。從政治鬥爭的策略上講，利用敵方的內部矛盾，分化、瓦解敵方，把堡壘從內部擊破，當然是最有效的辦法。“無人理睬”胡風的“密告”或由此更“看透”胡風則是十分正常的。等到這場鬥爭結束，開展下一場政治鬥爭時，胡風的“揭發”就起作用了。舒蕪在不久後的“反右運動”中未能倖免，是不是與胡風的“揭發”也有一定關係呢？ 　　方非下面的分析是對的： 　　胡風等人對於共產黨“最高層”的領袖是以整個身心的奉獻來表示忠誠的，他們所不共戴天、兵戈相見的只是共產黨內的非“最高層”周揚、林默涵、何其芳們，胡風“內心裡，他更不願意向周揚、林默涵、何其芳他們低下自己高昂的頭”。[3] 　　然而這樣看胡風，就不涉及胡風“密告”的道德問題了。向自己“忠誠”的革命領袖“密告”他人的“問題”不是對革命的“忠誠”表現嗎？胡風，其實已經成為“革命文化人”，胡風自己就說：“在我自己，是大半生追求這個革命，把能有的忠誠放在渴求這個革命的勝利上面的人。”[4]這有個題內必有之義，就是以革命為最高原則，一切以革命需要為轉移，對革命領袖的“忠誠”是基本的道德要求。反過來說舒蕪，也有同樣的性質。舒蕪在其時不只是“革命文化人”，還是一個有一定地位的“革命幹部”（他是廣西省立高中校長、南寧市政府委員，還兼任着南寧市中蘇友協、廣西省文聯、廣西省人大代表等多項社會職務）。他也在通過“出賣”奉獻着自己的“忠誠”，並表達了知識分子徹底脫胎換骨的“改造”決心。這無疑為革命所歡迎，也是以“忠誠”為核心內容的“革命道德”所讚許的。 　　今天說到“告密”、“出賣”、“背叛”、“臥底”等行為，無疑指涉的是不道德乃至無恥。然而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都知道，參加革命，奉革命為最高原則，必然以對革命和革命領袖的忠誠為崇高的道德精神，而只要忠誠於革命，為革命所需要怎麼做都是道德的，光榮的。站在革命立場看問題，無論是舒蕪對胡風的“背叛”，還是胡風對舒蕪的“密告”，不管真心還是假意，至少從表面看都是積極追求革命、實現自身革命改造的道德行為。假如他們在良心上還有什麼不安、愧疚，恰恰說明他們在思想的革命轉化和改造中還有些三心二意，傳統的舊道德和“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還在他們的思想上作祟，由此也反證了他們“改觀換魂”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我提醒人們注意到這一點的意思就在於，簡單地對舒蕪和胡風等行為做道德上的評判，或簡單地認為這是道德精神的解體和淪落，是遠不深刻的，至少是沒有接觸到問題的實質。 　　從上一世紀20年代發軔的中國社會大革命摧毀了傳統道德，也在革命的實踐中推出了自己的“新道德”。這個以“忠誠”為核心內容的“新道德”從50年代開始就向全民普及，大體以“文化大革命”結束告一段落，也通過“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狠斗‘私’字一閃念”的“文革”實踐達到了登峰造極。“文革”一個標誌性的徽章就是一個紅色的“心”形圖案，中間寫着一個醒目的“忠”字。向“偉大領袖”“表忠心”、“獻忠心”的活動是貫穿於“文革”的中心活動，而這個活動的具體表現就是以“忠”劃線，進行大批判、大檢舉、大揭發。在同事中間、鄰里中間、朋友中間、師生中間，乃至兄弟姐妹夫妻戀人中間形形色色的“揭發”、“出賣”、“密告”、“背叛”、“臥底”幾乎成為人們的“日常行為”。因為只有這種“大義滅親”、與階級敵人面對面“刺刀見紅”才是積極參加“文革”、“鬥私批修”、“對偉大領袖無限忠誠”的真表現。它動員之廣、參與之眾，也是“文革”具有廣泛群眾性的佐證。說起“文化大革命”，在一些人心中留下的多是“坐噴氣式”、“蹲牛棚”之類多少被唯美化了的苦難記憶，其實“文革”最驚心動魄的景觀乃是比德國電影《竊聽風暴》更廣泛、深刻得多的這種全民“革命大揭發”。那才是國人最恥辱、也最難忘的一頁。它向世界宣示：為了革命的徹底性，中國人正在同人類的文明訣別。後來被“平反”的大量充滿血淚的“冤假錯案”很多都是這種帶全民性的“革命大揭發”造成的，直到今天我們在相當方面還在承受着它的後果。 　　胡風、舒蕪們的行為，雖然不是發生於“文化大革命”，而是發生於這個“革命新道德”在全國普適化的初期，但意義是一樣的。這就是說，它並非簡單地屬於個人而是屬於歷史，因而也應該把它放到具體歷史中加以考量。 　　回到“前30年”，有一個基本的事實必須認清：在“革命化”的問題上，全體國民是別無選擇的。不管你出於自覺還是無奈，你都必須服從。當然，從絕對的意義上說，“選擇的自由”也不是沒有，那代價就是自己和親人永遠看不到頭的苦難。你會因此而失去工作，可能因此而被鬥爭，被發配、被“勞改”、被作為罪犯囚禁，並且還要禍及親人，讓你自己、親人，乃至後代，永遠披上一個“賤民”身份，永遠活在暗無天日的日子裡。我不知道孟子如果活到此時是不是還能夠唱出“威武不能屈”的高調道德。他或許會明白，讓人以這樣一種苦難為代價去踐履“威武不能屈”的“道義”其實是很不人道的；評價人的是非既不能脫離具體人所置身的歷史場域，也不能無視生命自身的尊嚴，人是不能在沒有選擇自由的情況下負有道德責任的。由此他也許會懷疑：把一種道德信條神聖化高高地壓在人性和人的生命之上，是不是有悖於常理？ 　　然而，這樣說，並不能得出下面的結論：在“革命一體化”的大趨勢下，所有人都不該對自己的思想和行為負責，一切罪惡都屬於“歷史”。事實上，置身於相同的歷史“場域”，也會存在不同的選擇方式——守衛當年“柏林牆”的東德士兵沒有對無辜的東德平民偷越者開槍與不開槍的自由，但卻有“打不准”的自由，如果他們的心中還保留一點“良知”，他們就可能把槍口抬高一點點，讓一個無辜者倖免於難。在任何歷史環境中，個人都應該有自己那一份推卸不掉的擔當。當然，這時，他有所“擔當”的那一點“良知”也讓他與他效忠的體制有了一點“距離”。同樣的道理，在“前30年”，你沒有不“革命化”的自由，沒有“不改造”的自由，沒有“沉默的自由”，但卻或多或少有“如何革命化”、“如何改造”和“如何不沉默”的自由—— 　　在不得不“檢查”時，你能不能只“檢查”自己而遮護一下別人？在不得不參與大批判時，能不能多扣點“帽子”，少講點致人於死地的“實事”？在不得不“揭發”時，你能不能輕描淡寫、避重就輕？在多數人都被整人弄得有些瘋狂時，你能不能稍稍理性一點點？在舉世都陷入“造神”的迷狂時，你能不能在內心裡保持一點清醒，問一下“為什麼”，在“造神”的大合唱中，有那麼一點點收斂和保留？…… 　　這“一點點”就是我們所說的“良知”，也即那種憑着沒有喪失淨盡的人性就能感知的做人道理。那是“人”僅餘的一點存活地，也是人類文明留下的一點成果，有它在人還勉強稱得上“人”。“忠誠”本身無法說好與壞，但當“忠誠”以出賣“良知”為代價時，它就大可置疑了。誠然，這“良知”會讓你與“徹底革命化”產生一些距離，你也可能會在“忠誠”的問題上有些內疚或自責，甚至會由此給你帶來某些不利影響，但也正是這種人性的躁動和有限的選擇，讓你向生命的高貴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你付出的代價並不太大，你贏得的東西可能很多很多。 　　再看舒蕪和胡風。在我看來，二人都不存在不“揭發”別人就無以自保的情況。當時對胡風及其朋友們的批判，基本是文藝思想的批判，旨在清除他們非毛澤東思想的文藝觀及其在左翼文藝中的廣泛影響，大樹特樹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絕對權威，雖然與此前的延安文藝整風一脈相承，無論毛澤東還是周揚等人似乎都沒有一定要把他們打成“反革命”、進行整肅的意思。其中的舒蕪不過是《論主觀》等文提出的理論和思想問題，完全可以通過“自我檢查”逐步得以解脫，是不必非要牽扯別人的，這正如胡風所說：“在整風運動中，主要的一條是說領導，並檢查自己，除了同組的，是不要扯遠的。解放以前，只是各自為政，解放以後，是各個在領導下做工。誰和誰也不是穿連襠褲的……誰也負不起別人的擔子。”[5]舒蕪之所以越過了思想、理論和“自我檢查”的界限，原不過是急於擺脫與胡風及其朋友們交往的困境，以“反戈一擊”的手段爭取將功贖過，甚至轉不利為有利可圖，這種對利害的處心積慮，就使他或多或少跨過了“良知”的底線。“良知”其實是要通過某種必要的犧牲來維護的，沒有一點點犧牲精神，“良知”就會流失。至於胡風，雖然“揭發”於後，對舒蕪帶有報復性質，但以惡報惡，還以牙眼，說輕一點是狹隘和缺少必要的寬容，說重一點，是不是也在以此參與了邪惡呢？ 　　胡風作為革命的自覺追求者，思想的革命化是他必須做的。在這方面他別無選擇。他們與革命意識形態發生矛盾乃至衝突，並不是源於他的自覺，而是某些思想的不同造成的。他的“錯誤”僅僅在於他自以為自己的思想與領袖的思想——那是貨真價實的革命意識形態——並無矛盾，只是通過自己的話語傳達了自己對革命意識形態的真實理解（他不知道，正是這個“自己的”是他的罹難之源），與他矛盾和衝突的只是周揚、林默涵、何其芳這些人和他們的“偽革命思想”。在與周揚等人的衝突中，他據理力爭，不屈不撓，有時以攻為守，有時以守為攻，仍處於不利地位，最後不得不孤注一擲，拋出了“三十萬言書”，“告御狀”，以求結束“雖欲竭誠而盡忠，又路險而靡緣”的尷尬處境和險惡命運。——對這一切我們都可以給予充分理解和同情。若再着眼於他的文藝思想——可以說，那是中國左翼文藝思想中最有較多價值的部分，卻受到了“思想一體化”革命大勢的堅決壓制，更是讓人生出諸多悲情。但他畢竟不是自由知識分子——追求“革命”又固守“自我”；固守“自我”，“自我”又被革命吞噬，這就是他的宿命。這一宿命他直到死也不是很清楚。他對舒蕪的“揭發”正是他在靈魂上被革命吞噬的結果。 　　回顧一下“前30年”（指1949－1979——高注），國人“自我”的普遍淪落應該是一個基本事實。在這方面，始終處於“被改造”地位的知識分子可能尤甚。“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幾乎成為知識分子的同義語，泯滅“自我”，把知識分子與生俱來的“獨立”和“自由”徹底屏棄，無所保留地融入革命，是它“改造”的基本課題，也似乎對它提出了 “自我”完全淪落的道德難題。然而，我們也不必把這事對中國知識分子的靈魂衝擊看得過於嚴重。 　　中國傳統文化一向講究“道義重而輕王公”，可同時又講究“識時務者為俊傑”。前者強調的是對一定道義原則忠貞不二的倫理精神，後者肯定的則是趨利避害的實利原則。“忠臣不事二主”是道義，“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是利害，二者互相否定，卻一同構建了中國的傳統道德。一部《三國演義》講的就是此亦是理，彼亦是理。仔細看一下中國歷史，奉道義為最高精神又身體力行者固然史不絕書，然“大勢所趨，人心所向”，“順之者存，逆之者亡”的實利原則卻更實實在在地構建着中國文化。最普遍的情況就是在主觀世界把“利”和“義”統一到一起，凡現實的都是道義的，凡道義的都是現實的，於是趨利避害，隨波逐流也就心安理得。 　　上一世紀40年代的後期，“革命”就在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那裡獲得了這種“時務”和“道義”高度結合的絕對意義。革命“浩浩蕩蕩”，一瀉千里， “大勢所趨”是不用說了。與此同時，“綱常名教”的舊道德觀念解體了，革命精神賦予了傳統道德以全新的內涵，也迅速地構建着自己的全部文化。“文革”前，意識形態領域一直流行一個詞語，叫“時代精神”。所謂“時代精神”其實就是掌握着社會精神生產的權力者為一定歷史概括的精神表徵，既包含時代的基本特點，時代潮流所向，也有歷史必然性的意義。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歷史必然性”的歷史唯物主義學說，在中國思想領域的影響是巨大的。它把自己的論斷牢牢地置於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性研究的基礎上，因其有無可置疑的科學面貌，其論斷也具有了強大的征服力和威懾力，對於剛剛接觸近現代文明的中國人來說，就尤其如此。它在中國的落實，就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它既是歷史需要，也是歷史必然。這樣一個“時務”、“大勢”經過意識形態工作者的反覆論述、宣傳，加之思想的一體化，輿論的一律化，就構造了“人心所向”的形象，同時也就取得了至高無上的道德意義。這裡最重要的就是政治的利害、理性的訴求和道德的精神三者獲得了嚴整的統一。這三者就把一個知識人可能有的逃路全都堵住了。你可以不避利害，但你總要講究理性和道德；如果利害與理性和道德相統一，你又該如何呢？想一想吧，我們每一個人作為微不足道的小小個體，置身於如此浩蕩的歷史大潮和政治、道德的巨大威勢下，還能怎麼辦？即使你不能成為一個弄潮兒，也要做一個“識時務者”而不淪為“不恥於人類的狗屎堆”吧？這時，也許只有極少數如陳寅恪那樣既有大影響大名望，又有深厚“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學者，才可能“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陳寅恪語）。這就是中國一代知識人所面臨的“局勢”。從這樣一種“局勢”着眼，我們可能無論對胡風及其朋友，還是舒蕪，無論對參與“臥底”的馮亦代們，“舉報”、“揭發”聶紺弩的“文友”們，還是在“胡適思想批判”中現身的學者、教授們，抑或陷入“全民大揭發”的知識分子芸芸眾生們，有所悲憫和體諒，而不至於過分苛責吧。然而，也正是這種“自我”的孱弱和卑微，讓中國知識分子歷來對自己在人格上表現出的扭曲沒有多少痛苦、反思和憬悟，那段歷史一過，皆大歡喜，除了對苦難的唯美化記憶，仿佛靈魂世界都是鋼鑄鐵打，什麼苦難也沒有在它上面留下刻痕。 　　道德是脆弱的。它需要經過世世代代的精心哺育才能發育成為一種穩固的文化和文明，而要歷史發生斷裂，它可能頃刻崩塌。這時，維繫着它的只有人性的力量。人的同情心，人的情感力量，人的良心、良知和良能。它雖然也不一定很堅挺，但總有那麼一點基本的東西難以泯滅（馮亦代先生能在離開人世前超乎尋常地公開自己當年的“臥底”日記，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處於大災大難中的人類，大半是依據它繼續着人類的文明和進步。回顧“前30年”，那些閃着人性和道德光輝的東西自然乏善可陳，然“後30年”我們確實也前進了不少。人性、人道、人權……這些帶“人”的詞語開始浮現出來，並取得了“合法性”就是一個明證。走了一圈兒又回到原來的起點，只說明了一個道理：“革命”把傳統道德“革”了“命”，也建立了革命的“新道德”，但卻無法改變基於人性形成的人類文明，哪怕它十分孱弱。如此，我們才能在發生“胡風事件”半個世紀的今天來探討其中超越於政治之外的道德意義。 　　[1]見該“三十萬言書”第三部分“事實與舉例”中“關於舒蕪問題”。 　　[2]見《粵海風》2010年第三期。 　　[3]見方非《舒蕪：被出賣的命運》。 　　[4]胡風：《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中第一部分“幾年來的經過情況”。 　　[5]綠原：《胡風和我》，《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3期。 　　相關文章： 　　專訪胡風女兒：共和國第一場“文字獄” 　　專訪胡風女兒：“成千成萬善良人不知道” 　　專訪胡風女兒：胡風事件中的兩類文化人 　　胡風冤案悲劇中的各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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