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網絡化的普及，特別是微博得普及，網絡成了人們宣泄民憤，民怨的一個很好的渠道。在中國，幾十年的高壓統治，各地民怨沸騰，惡性事件幾乎是每時每刻都在發生。

最近兩三年，網絡公民組織成了中國社會的新生事物。今年春節期間，在國內發生了一起十分令人關注的公共事件“微博打拐”。由中國社科院學者于建嶸教授所發起的第一個“@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的微博，該微博經熱心網友不斷轉發，形成強大的輿論傳播力量，並吸引了傳統媒體的跟進與關注。

其實，在去年，溫州錢運會事件發生後，各種觀察團，包括由于建嶸領銜的“學界公民樂清觀察團”，“王小山觀察團”、“許志永觀察團”，“‘屠夫’觀察團”在調查這一事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他們利用網絡，把這一事件變成了一個轟動的公共事件，對政府調查和處理形成了相當大的壓力。

不要小瞧這些自發的公民組織，他們利用當前政府公信力缺失的背景，對維護社會穩定和公民權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我相信這是公民社會的雛形。

對這樣的非政府組織的形成，我相信當局的心理是很尷尬的，很複雜的。通常一開始的時候，政府，特別是當地政府都非常反感，採用各種手段打壓。等到事情鬧大了的時候，當局又不得不表現得對網絡民意的尊重。

所以，在中國，現在的老百姓在和政府博弈的時候，很會利用網絡，而且巴不得把事情鬧大，越大越轟動，那政府就越沒有辦法。曾經的鄧玉姣事件，我爸是李剛事件，楊佳事件，等等無一例外。這就是民意的作用。可見，民意是天，民意大於天。

最近在中東各國颳起的茉莉花革命的浪潮，那些獨裁政府一個個被推翻。這就是民意的作用。那些獨裁者就和現在的中國政府一樣，手裡有槍桿子。可是在民怨沸騰的時候，槍桿子也不靈了。

現在茉莉花正在中華大地上飄起陣陣花香，中國政府現在是如坐針氈。採用的辦法就是三個：控制網絡，出動警察調動軍隊，金錢收買。每一件做法都是逆民意而上。

網絡控制，無非是封鎖網絡，監控網絡和所謂的輿論導向。這些措施有多大的效果實在是很難說。現在技術發達了，老百姓翻牆的本事也越來越大了。你封鎖網絡只能是一時的，不能長久下去。監控網絡不僅成本高，事實上也起不到多大作用。中國人智慧十足，就像這第二次茉莉花，據說採用暗號“兩會”，這恐怕叫政府頭大，封也不行，控也不行。

而那個所謂的輿論導向，更是老辦法，現在的年輕人不吃這一套。就好像那些政府的網絡評論員（俗稱五毛）素質低下，名聲狼藉，就像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政府要靠這些人維穩，那大概也維不了，穩不了。

出動警察調動軍隊，也是只能逞一時之威。中國人玩起警察抓小偷的遊戲是熟能生巧的。警察玩不過小偷。

另一種辦法就是收買，用金錢收買。這是政府最擅長的。中國老百姓通常對用來收買他們的金錢是來者不拒，越多越好。收買完了，接着跟你對着幹。你還得再收買。再說，中國人多，你多少金錢也不夠收買。

政府採取的這些辦法，沒有一樣能疏導民怨。打，壓，嚇，買，都是老辦法。

其實很多人都相信現在的中國還沒有到茉莉花革命的時候，所以不少人判斷，茉莉花暫時還不成氣候。

然而，如果政府像現在這樣用打，壓，嚇，買的辦法，只能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中國各地原本分散的民怨，一旦連成一片，那情況就會改變。

其實每一次惡性事件的發生，都是緣於政府公信力的喪失，才有這麼多網絡公民組織出來主持公道。你用打，壓，嚇，買的辦法，只能使得你的公信力更加的喪失。

記得趙紫陽晚年對他的老部下說，要培養反對力量，要不然亂起來之後，沒有人能替代中共來管理這麼大的國家（大意）。現在幾乎每一件惡性事件的發生，都有自發的公民組織或者替代政府調查案件，或者監督政府，實際上起到了反對派的作用，所以反對力量不用怎麼培養，當政府變壞的時候，自然而然就產生了。

只不過，現在的公民組織，特別是網絡公民組織都還是臨時性的，為某起案件臨時組織的，自發成立的。什麼時候，這些組織常態化，那產生的力量和影響將會是巨大的，深遠的，不可小覷的。

這大概就是中國的反對力量的雛形。一個正常的公民社會，必須要有反對力量，來監督政府，必要的時候替代政府。

而作為政府，必須順應民意，民意是天，民意大於天。

其實，槍桿子也好，網絡也好，金錢也好，都似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過分迷信這些東西，往往會走極端，往往會忽略了民意。

當然，民意也是比較捉摸不定的，誰掌握了民意，誰就有了主動權。中國的茉莉花會如何開，開多久，誰又能說得清楚呢？就好像前蘇聯解體的時候，又有誰料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