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盛友：極權者的恐懼


勃蘭特一生與恐懼打交道


德國前總理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1913年－1992）是一個私生子，本名Herbert Frahm，他的親生父親John Möller 在他出生一個月後，就離開了漢堡，他從來沒見過自己的父親，他母親（Martha Frahm）和繼外公（母親的繼父）一路艱辛把他養大。他的繼外公（Ludwig Frahm ，1875–1935）是他的第一政治父親，受外公的影響，他1930年加入德國社會民主黨，開始他的政治生涯。該黨1931年與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聯合，而被希特勒納粹政府禁止。

極權剛剛建政時，非常恐懼，因為極權還不穩固，所以特別懼怕異己聲音。

德國社會民主黨被禁止後，勃蘭特只好流亡到挪威，但是，他私生子“不光彩”的身份，經常被政治對手抓把柄，而被誣陷和攻擊，他坦然面對。勃蘭特的一句話“惡言不傷人，傷害的是惡言者自己”，成為名言，至今德國媒體還經常引用來說明，給別人抹黑，擔心自己變得越來越黑。

在流亡的日子裡，勃蘭特為獄中的朋友卡爾•馮•奧西埃茨基（Carl von Ossietzky ，1889 - 1938 ）提名諾貝爾和平獎。1936年，馮•奧西埃茨基獲追授諾貝爾和平獎，而兩年後的1938年，奧西埃茨基逝世，希特勒納粹政府竟然剝奪了勃蘭特的德國國籍。

勃蘭特1969年—1974年任聯邦德國總理，他的生命在納粹製造恐懼中成長，但是，他並不仇恨“敵人”，而是以帶罪之心做贖罪的努力，1970年的華沙之跪，引起全球矚目，促進東西陣營和解，為此他在1971年成為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

勃蘭特華沙一跪後，他對媒體說：“僅僅送花圈，是不夠的。跪下，釋放了心中的恐懼。”


極權對未來的恐懼


納粹極權為什麼這麼害怕，並以最殘暴的手段打擊和鎮壓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呢？因為極權對未來有恐懼。

恐懼是人類與生俱來的、發自本能的、源於內心深處的一種情感體驗。害怕是現在進行時，面對一個具體的對象；恐懼則是將來完成時。與焦慮一樣，恐懼是沒有具體對象的、是無邊無際的。說白了，恐懼就是“越琢磨越可怕”，也就是說，恐懼針對未來和不可知的事而發生。一頭豬晚上要被殺了，中午照樣快樂地進食，人卻做不到這一點，原因在於人對未來有憂慮。

獨裁者為什麼恐懼？原因在於獨裁者對自己的未來有憂慮，擔心自己的政權不牢固，甚至擔心喪失政權。

我在《懦夫》一文中說過“殺手其實是懦夫”，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人與人之間生存，都有一定的遊戲規則，你把他先殺了，說明你膽怯，你心虛，覺得按照遊戲規則，你玩不過他，所以單方面終止遊戲規則：“我不跟你玩了，我先把你幹掉！”

同樣道理，強制失蹤也一樣：“我玩不過你，就讓你失蹤！”

極權搖搖欲墜時，更加恐懼，更加害怕異己。

弗蘭克在《安妮日記》（Das Tagebuch der Anne Frank）中見證： 1944年8月4日早上，德國警察闖入了他們的隱密之家，告密者的身分至今未明。在黨衛隊長官斯巴鮑華的帶領下，當中總共有至少三個德國警察的成員。屋裡的人都被貨車帶走問話。其他所有人都被帶到了蓋世太保的基地，被盤問了一整晚。同年8月5日，他們被轉送到拘留所，一個極度擠逼的監獄中。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1975）認為，極權主義國家的特點之一是製造恐懼。如何製造恐懼呢？就是依靠實際權力的隱秘性。那些真正擁有權力的機構，往往是隱秘的，給人一種神秘感，比如納粹德國的秘密警察機關，是最模糊最神秘的。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模糊”者製造恐懼，也是利用“模糊”的法律，來施展恐怖的手段，達到明確的目的。

涉嫌“經濟犯罪”被調查，這樣的一竹竿“法律”，足以打翻整船人。

警察沒有向家屬出具其被帶走原因的任何書面文書，沒有辦理傳喚、拘留等法律手續，沒有按法律要求通知家屬。如果官方有確鑿、足夠的證據，為什麼不堂而皇之地按照不模糊的法律程序將其拘留、逮捕？難道先將人抓起來，然後“審出”證據來？

當心！打翻了整船人， 你自己也沒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