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經濟幹得好也沒有合法性

張三一言

    民主是不是一個好東西？民主是不是一個從頭到腳被描述成一個“好東西”？甚至，民主是不是一個東西？反民主人士用的劣技是先把民主誣指成為不符事實的“從頭到腳都是一個好東西”這個民主假貨，然後佯作向民主假貨發炮，但是全射向真民主這個焦點，把民主打得漆黑一團。冼岩寫的《簡論民主之真意》就是這樣一個例證。

[一]、專制極權比，與民主必然導向好治理

這裡說的好治理的“好”，是相對而言的好，是與專制極權比較中突顯出來的好；而不是絕對的好、不是從頭到腳都是一個“好東西”。

冼岩說了自相矛盾的話 ：“民主並不必然導向好的治理…民主的真正作用，是為社會矛盾提供一種和平解決的機制”。所謂治理，在政治上來說就是統治管理，就是處理、解決權力與民眾、民眾與民眾間的利益衝突和矛盾，讓社會循秩序運作。既然冼岩說“民主的真正作用，是為社會矛盾提供一種和平解決的機制”，不就是說民主能處理、解決權民矛盾、民民矛盾了嗎？不就是真正有治理眾人、眾事的能力和作用嗎？而且還是文明和高層次的“和平解決”，怎麼會是“民主並不必然導向好的治理”？

退一萬步說，真的“民主並不必然導向好的治理”，但是，專制更不必然導向好的治理，事實證明必然導向壞的治理。拿兩個“不必然” 對照相比，就強有力地突顯：不論從理論上或者事實上都可以證明，民主的治理比專制治理要好得多多。這只要從自由民主國家普遍繁榮安定，沒有制度與政權被人民強行推翻的危險，而專制極權國家則需要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中，以達到掌權穩定壓倒一切的目的，要花上與國防開支相當的維穩費，這個事實已經有足夠說服力證明民主的治理能力比專制高上千百倍。也就是說，專制的不導向好治理的機率比民主高上千百倍。現今世界政治主要有兩種治理：民主治理和專制治理，在治理好壞黑白分明情況下，談民主並不必然導向好的治理潛台詞是甚麼？

民主優於專制並不是反民主共產黨、為共產黨說好話的御用學者加上一些理論話語包裝，用上糊弄人心的“不必然”等詞語就會改變的。

    “任何社會，矛盾和衝突都難免”，這句話的實際效果就是把自由民主社會和專制極權社會矛盾和衝突等量齊觀，拉成大家都是半斤八兩，都是彼此彼此。這是文過飾非。因為，不論事實或理論，專制極權社會的矛盾和衝突都比自由民主社會嚴重得多，差別極大，所以，若說所有專制極權社會矛盾、衝突都會“總有需要爆發的時候”是事實，若把成熱的民主國家也包括進去，大言所有社會矛盾、衝突都會“總有需要爆發的時候”，不是事實。因為至今為止一兩百年來自由民主憲政之美英德法日加澳等民主國家並沒有出現過“爆發”，至今還沒有出現“總有需要爆發”的預示。請問美英法德日台等那一個成熟民主國家出現制度或政權被推翻的危機？沒有事實根據、違反事實的判定都是偽論。

    自由民主社會解決矛盾、衝突的能力比專制極權社會多很多很多，這也是不爭的事實。因為民主制度有泄放怨氣恨氣的煙囪，燃燒的爐灶不會爆炸。除非有人從外面扔進一個炸彈（例如專制極權強國軍事入侵）才會爆炸。政治史上並沒有成熟的民主國家發生過社會矛盾、衝突總爆發的記錄，這就是證明。專制極權的爐灶沒有煙囪，所以爐灶有爆炸的可能；即使沒有爆炸，煙火也會從灶口噴出，會把加煤薪的統治者煙、熱得雞毛鴨血。政治史記載的幾乎全是這類事實。

[二]、反民主的遁辭

    “贊成和支持民主的人，應該在“為社會矛盾提供和平解決機制”的視角下，來尋找和構造民主在當下中國的實現形式和轉型方式。”這是放之於世界都滴水不漏的隱陣話。

    但是，這句話實是遁辭。說它是遁詞，因為這是偏離現實閃爍其辭的話，這句話偏離了一百年來中國人民來尋找和構造的歷史。百年中國尋找和構造民主的歷史是這樣的，以追求民主為目的構造民主得民主，這就是正統合法的中國的中華民國史。以謀求專制極權為目的的構造“民主”（舉凡所謂的新民主主義、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社會主義民主）得到了今天中共的專制極權，也就是武裝叛變割據構建的非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遁辭應該是在理屈辭窮時說的話，目的是為了逃避他人詰問中國的現實。用虛妄的“尋找和構造民主”之飾詞，否定了已經構造成形的現存民主；顛倒黑白。也就是詭辭。

     請問，在中國已經存在民主建構形式和轉型方式的今天，還在叫人“尋找和構造民主在當下中國的實現形式和轉型方式”，安的是甚麼心？不叫人在實踐民主中尋找和構造民主，不叫人為追求民主而鬥爭，叫人空談又是安的甚麼心？

    這麼一句滴水不漏的話，實是支吾搪塞的言詞。把共產黨反民主罪行都支吾搪塞得無影無蹤了。這是遯辭。

[三]、極權的經濟“幹得好”也沒有合法性

    冼岩說：“非民主制度下的統治者，必須‘幹得好’才有理由呆在台上，所以他們必須時刻論證自己‘幹得好’。一旦這種論證無法完成，就說明改朝換代已為期不遠…”

    這些話，說對了一些，說錯了更多。專制極權統治者經濟“幹得好”固然可以滅少人們因經濟原因而起的不滿和反抗，有利於他們呆在台上；但是，並不能消除人們因為精神、權利、政治等方面不滿而起的反抗。

    統治者能否在台上，並非單一由經濟決定的，主要是由政治和經濟兩者綜合決定的；事實上最主要的是由政治決定。脫離民眾的讀書精英都是眼中只有物質、經濟，沒有精神、政治的怪物。他們治療民眾反抗暴政專制極權給統治者所開的就是“養豬”藥方。認為民眾和豬一樣，只要給他們吃飽穿暖、有住有性，就會心滿意足，心懷感恩了；就天下太平了。事實並非如此。在窮到餓死數千萬人的時候沒有民眾反抗，相反，在相對比當時富得的今天，人們要求精神上的人權了，人們反抗暴政了。蘇東波、中東波的民主革命並不主要因為窮而造反，而是因為政治、精神、權利受到剝奪、因為不公平不正義而革命。這個政權所作所為不是我所授權的，而是他們強加於我的，也就是說這個政權是不合法的──儘管它在經濟“幹得好”也沒有合法性。經濟“幹得好”就可以呆在台上，是富不革命的另一表達。請參考《富不革命是救黨理論》http://home.wolfax.com/home-space-uid-123-do-blog-id-927.html。

張三一言   20110623   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