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們這個民族確實別致，就連“良心”都與眾不同。在西方，這玩意似乎是用來折磨自己的。可在咱們這兒，它卻是攻擊政敵的強大武器和賣弄炫耀自己的化裝油彩。正因為如此，它才常常變成殺人的利器。奇妙的是，法律可以制裁過失殺人，卻無法制裁中國式的“良心殺人”。相反，良心殺人犯還會給當成英雄吹噓。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把在三篇舊作整理刪節後合成本文。其中兩篇是在上班時偷偷用英文寫的，現翻譯成中文。

一、超級間諜封從德

眾所周知，無庸置疑，１９８９年的學運本可以多次以勝利結束：在共黨表態從未說過學運是“動亂”之後，學生們本可以宣布鬥爭取得勝利，就此收兵；政府同意和他們對話後，學生也可以就此下台，以取得建立常規朝野對話渠道的空前成果，勝利結束運動……哪怕就在他們蠢到錯過了一個又一個機會，所有獲得有利結局的希望都喪失之後，至少還可以及時撤出廣場，避免那場大屠殺發生。

但他們就是死賴在那廣場上，直到民眾用血肉築成的長城被坦克無情地碾碎，為了保護那夥裝腔作勢、不可一世、以自我為中心的白痴小丑們，成百上千的市民們倒在血泊中。

這本可避免的悲劇為什麼就是發生了？因為封從德先生和他的前妻柴玲都是共特。他們的任務很簡單：製造出一個誰也打不破的僵局來。為此，他們表現得比誰都激進堅決。誰要膽敢建議和平解決學潮，誰就要被他們誣衊為“共特”或“叛徒”。

他們的上司想讓運動用這種方式收場。如果運動以雙方妥協告終，則死硬派就再沒機會教訓人民。民眾就會給“慣壞”了，從此以為黨通情達理，可以與之討價還價。必須不惜一切代價粉碎這種錯覺，必須用大屠殺恐嚇人民，否則人民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以為黨是可以任他們小看的東西。

因此，死硬派需要鎮壓的藉口，也需要一小撮共特來製造這個藉口。封氏夫婦就是這樣給挑中的。兩人奉命扮演“激進學生領袖”的角色，成功地完成了任務，果然也就得到了人家原來許下的好處：兩口子都成功地“逃”到了世上最富裕的國家。

--------

上面這短文，是老蘆投身“民運”領袖們開展的轟轟烈烈的網上抓共特運動，寫出來的習作，是否符合“民主路線”，尚待領袖們審批。這種“遵命文學”其實不新鮮，當年在國內時早就寫熟了。和當年寫的那些屁話一樣，它當然不是我的心裡話。

我個人認為，封氏夫婦當然不是共特，但他們起到了一般共特根本起不到的作用。其所以如此，完全是因為黨文化哺育出來的“良心”在他們身上特別發達。封氏夫婦堪稱古往今來第一“良心殺人犯”，其良心上壓着成百上千的無辜冤魂。奇怪的是，他們的良心卻如無波古井一般。

二、我的“政治遺囑”

最近ＸＸ披露“不鏽鋼老鼠”劉荻女士的近況，清流們立刻又抓住這難得機會大作良心秀，顯示自己的堅定革命立場和不屈不撓的骨氣。膽敢表示異議的網友自然成了“共奴”、“共特”。

做戲本來是清流們的專業，本人無意剝奪人家的海洛因。不過這倒讓我未雨繆綢，想到或許應該趁早在網上留個政治遺囑，免得日後不幸淪落為人家良心秀的道具。

眾所周知，無庸置疑，老蘆自２０００年下海，在網上寫了大量的反共文章。這些文字廣泛流傳民間，儲存在無數私人電腦里。

作下這等事來，心裡當然難免害怕。老蘆早就多次聲明過，自己不是英雄而是懦夫。全靠在極權制度下訓練出來的求生本能，才躲過重重災難。我不但知道自己是懦夫，而且早就看出大多數人其實都是天生的懦夫。我和“英雄”們的唯一區別，是自己坦率承認怯懦，而“英雄”們卻要作秀成癖，不但要偽裝英勇，還要鼓動別人去和極權政府英勇搏鬥。

正因為如此，我才因為寫過那些文章而害怕，第一自然是怕留在大陸的親人受我的連累。第二則怕回國後被共黨羅織罪名痛加修理。而這就是我這“政治遺囑”要說的事。

諸位仁人君子明鑑：如果老蘆以後回國出了事，請所謂“民運”人士千萬不要來“營救”我，更不要趁機拿來炒作，以此暴露共黨暴政，充份展示自己的凜然大義。老蘆從來不想當英雄，更不想以血肉之軀，化為壯士們擲向共黨的爆破筒。我當然也巴不得炸死幾個共匪，但讓自己的身軀化成萬花筒里的無數碎片，似乎也不是那麼好玩。

因此，本人在此跪求“民運”人士到時一定大慈大悲放過了我。我來世一定銜環結草、變牛變馬報答您們的超生之恩！如果有誰要爭作那“１５個第一”，則老蘆不出來則已，一出來就如林教頭一般，買把牛耳尖刀，上天入地也要幹了那丫挺的！

這裡面的淺顯道理，任何只有正常良心、沒有“中國良心”的人都看得出來：中共現在對在網上放言批評他們的網人眼開眼閉，並未像過去那樣瘋狂鎮壓。他們真正忌諱的是“內外勾結”、和海外“民運”有組織聯繫的人，對獨往獨來的“行空天馬”們倒還網開一面。

這就是“民運”人士石磊、謝萬軍搞無恥政治陷害，誣衊ＸＸ是他們那組織的成員為何引起我強烈憤怒的原因。同樣的道理，我堅決不參加當初清流們組織的“營救”活動，因為不但主事者是中共的仇人，而且就連老蘆自己也是著名反共寫手。這種“營救”法，說難聽點，其實是把人往死里坑。

所以，老蘆決不會上這種當，絕不能容忍別人利用我作政治武器。更何況無論怎樣他們都立於不敗之地：如果共黨不放我，則無異於為他們提供更多的宣傳共黨暴政的良機；如果共黨放了我，則那當然便化作了他們的巨大政治資本，從此可以誇耀一世“１５個第一”。區區在下的性命雖不值錢，卻也還沒賤到這個地步。

順便說一下，如果我給抓起來了會怎麼對付共黨。我想，對具體的罪名，我當然能賴就賴，絕不冤枉屈招，成全對方的口實。但我完全可以沒口子痛詆西方民主制度的虛偽，歌頌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的無比英明。在這方面，其實吳弘達已經給大家作了個光輝榜樣。他在獄裡卑躬屈膝，沒口子痛罵自己。一旦被驅逐回國，轉臉就痛罵共黨。這種作法為國人普遍不齒，老美卻給了他個凱旋英雄式的盛大歡迎，黃絲帶掛得滿世界都是，連州長都特地接見了他。

從此中即可看出東西方人文價值觀的天差地別。在西方“survival”和“escape”從來被視為機智勇敢的表現，好來塢不知道拍過多少此類電影。而在中國，“苟且偷生”從來是一種無從負荷的奇恥大辱。可嘆的是，“民主清流”們雖然生活在西方，卻沒學會最起碼的人道主義常識，至今尚用宋儒“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那套把戲來冒充“民主”事業，男的爭作口頭黃繼光，女爭作口頭劉胡蘭，豈非咄咄怪事？

三、人怎麼可能這麼愚蠢？

前天我貼了“遺囑”出去，今日便見到Pro-Fox 先生跟帖標題，他問我：如果吳弘達不“內外勾結”，又怎麼可能贏得自由？

我實在無法明白這種愚蠢，萬能的主阿，耶穌基督！

任何具有起碼智力的人都能明白我的意思。在那篇文章里，我跪求“中國良心”及其子女們不要再將劉荻案當成政治鬥爭的工具，以此來攻擊共黨。這麼幹，實際上是把那可憐的女孩當成了犧牲品。

接着我又指出，在國內那種殘暴環境下，如果劉小姐說了什麼違心的話，例如歌頌我黨、譴責“反華勢力”之類，那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應該的。為了說明這一點，我舉出吳宏達的例子，說他那麼干並沒有什麼丟人的。

任何一個長着像點樣子的腦袋的人都明白，我根本不是將這兩人相提並論。這可能麼？兩者根本就是不可比的。吳是美國公民，而劉不過是一個可憐無助的中國公民。哪怕智力只是近乎正常的同志也該看到，中國政府歷來對自家公民實行種族歧視，只屈服於外國政府、特別是美國政府的壓力。這不是因為他們害怕美國入侵中國，而是需要美國提供金錢和科技。 不幸的是，“中國良心”及其子女並沒有這些共黨需要的東西。所以，劉小姐從他們的“營救”活動中最可能（most probably）得到的唯一“好處”，就是重判。那是因為這“營救”活動會煽起一向疑神疑鬼的中共的疑心，讓他們覺得丟了臉。為了證明他們一貫正確，就非得從重懲罰劉小姐不可。

莫非我這意思竟然複雜到了超出人類的理解力？

我現在開始相信中國人真是一個智力低劣的種族，唉。

-------------------

上面這篇短文是我今天上班時見縫插針打的。做賊心虛手忙腳亂之下，連“complicated”都給打成了“completed”，卻也沒有讀者指出，嘿嘿。這且不論，剛才上網來拷貝原文，卻見到“不鏽鋼曉鋼”先生的跟帖題目。他犀利地指出：“most probably只是沒有證據的猜想”！

天！一個人的良心竟然能黑到這個地步？！他要等確鑿證據證明了自己的行為確實給別人造成了災難之後，才會停止這種行為！這讓我想起了高寒先生的“２８字必殺令”。我那時請他先證明暴力革命引起核內戰的概率為零，再去奢談暴力革命，他居然問我：“你能證明世上有無風險決策麼？”

“你有什麼確鑿證據證明我飆車會壓死人？！”在西方，這種話大概連爛醉如泥的酒鬼都不會說，可它竟然先後由“中國良心”和“中國良心之子”中嘴裡說出來了！

就算是確鑿證據證明了“良心殺人犯”們胡作非為的災難後果，那又怎樣？難道天安門大屠殺還是“沒有證據的猜想”？“良心殺人主犯”們又認過錯麼？

所以，這其實不是智力問題，還是個良心問題。政治動物無良心可言，仇恨薰心的政治動物尤其如此。所以，“良心殺人犯”們哪怕“殺人如草不聞聲”，也決不會“外慚清議，內疚神明”。在他們，仇共就是最大的“良心”，正如當年“忠於毛主席”就是最高的路線覺悟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