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台灣親民黨主席、“屢戰屢敗”的過氣政客宋楚瑜，高調宣布要帶親民黨人出來參選台灣“立法委員”，擺出一副明眼人一看就知是“四兩撥千斤”的“攪局”架勢，目的無非是利用國民黨在跟民進黨的選戰中，不僅優勢不再，而且已經岌岌可危的選情。知道自己雖然沒有“助人（國民黨）取勝”的本事，卻絕對有“毀人（敗選）”的能耐。根據“只有永遠的利益、沒有永遠的朋友”的動物世界政治原則，來一個“趁火打劫”，不惜重蹈讓民進黨亂政、台灣百姓受罪的“（陳水扁）覆轍”，也要為自己和親民黨撈回一點實惠，完全體現不出一個有信仰、負責任的政黨應該具備的氣質或魅力。與此同時，“學富五車、才高八斗”卻始終耐不住美色和政治雙重寂寞的兩棲文人李敖大師，又跳出來，宣布要代表親民黨出來競選台灣“立委”，盡顯出“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本色。不禁要聯想起魯迅、胡適、辜鴻銘乃至柏楊（“醜陋的中國人”一書的作者、因反蔣而著名的台灣民主人士）等，揚名天下、甚至險些要跟“諾貝爾文學獎”擦肩而過的精英讀書人（如魯迅、矛盾、李敖等）。從他們在各自所屬的歷史時代裡，所作所為的具體表現和影響中，逐漸理清了他們之間存在的、一個典型代表性的共性特徵，那就是永遠的“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注意，是普遍的“共性特徵”。請勿以個別人在某一方面的特定表現來反駁，玩“用一個指頭代表九個指頭”，或諸如“三七開”之類的老把戲）。

中國民間一向有“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諺語，印證了才華橫溢、魄力超群，卻因學歷而受到歧視、排擠，毅然早早“下野（禮失求諸野的野）”而進入民間，從此跟精英讀書人“分道揚鑣”，走上“造反之路”的偉人毛澤東。經過多年革命實踐後，才總結出『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筆者註：可惜他們就整體而言，乃是未經人性啟蒙，所以智商不高、容易被“（讀書人）裁縫”忽悠的“昏君”）』的結論。後來更在歷次群眾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出於對中國讀書人這種品性的了解或不屑，不惜以犧牲他們來“殺雞儆猴”。雖然製造出不少優秀讀書人個人或家庭的“冤案、悲劇”。但是從理性客觀的角度來看，他們其實是為自己也有份參與製造，更因為沒有正確理論的指導，而集體形成的這種缺陷般“共性特徵”，而付出代價。成為“替罪羊”。所以社會一旦出現動亂或變革，他們中的某些人，必然會要“代人受過”般、出來為這個讀書人群體，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更是他們在有意無意中，對中國社會產生的惡劣影響和後果，而受到的“咎由自取”般懲罰或報復。因為中國的讀書人，一貫被認為是“社會的良知或脊梁骨”，所以將中國社會出現的種種不盡如人意的現象，根據“權責相當”的原則，歸罪於這個特殊群體的“不作為”或“亂作為”，也是理所當然的。而且從春秋戰國時代的“商鞅變法”開始，到秦始皇實行的“焚書坑儒”，以及接下來的“王安石變法”、“儒、法思想之爭”，以及“公車上書”、“百日維新”，直到“改革開放”等，上千年來的中國歷史證明，這個群體就像附在“社會之皮”上的毛一樣，除了可以反映出那個時代的社會潮流表象、和推波助瀾或錦上添花外，在“大廈之將傾”時，除了個別人會不識時務地“以卵擊石”或“螳臂擋車”外，從來沒有整體起到過“中流砥柱”或者“力挽狂瀾”的作用。遠的不說（筆者也說不清楚），只要看看當今社會的現狀就知道了。文革（或台灣的兩蔣時代）過後，他們除了以“傷痕文學”的手法，來控訴社會對他們可能有過的“迫害”和不公，極力製造“腦體倒掛”、“造原子彈不如賣茶葉蛋”之類輿論外。卻從來沒有坐下來，代表中國的良知，去冷靜地反思、檢討一下『一向被吹捧為“社會良心、棟梁”的自己，或作為中國依託的中國文化，是否有什麼缺失或不足（事實上就有，甚至多到不勝枚舉，隨手拾來、比比皆是的地步。歡迎包括李敖大師在內的不服氣者挑戰）？下一步應該怎麼走？』反而只知一味“委過於人”。“強詞奪理、文過飾非”地，把責任全部推給當年曾經肉麻吹捧過的領袖和執政黨身上。迫使他們不得不“急病亂投醫”，匆忙中摸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塊“石頭”，而自己更迫不及待地搶着去“先富起來”。終於帶着一向以讀書人為“馬首是瞻”的全社會，從此走上“一切向錢看”的災禍之路，造成今天這副慘不忍睹的現狀，再一次落入全民“吃肉罵娘”的惡性輪廻。

現在根據中國歷史仔細想來，中國讀書人在這個進程中，其實只起到一根“攪屎棍”的作用。就是『把受到沒有限制或約束的“天性”的長期影響，而逐漸變成“醬缸”甚至“糞坑”的社會攪和起來，讓大家看到泛起的蛆蟲、聞到其發出的惡臭』而已。不僅提不出可以“以理服人”的合情合理解決辦法，反而有一批魯迅、胡適、或後來台灣的柏楊、現在的李敖之流激進幫讀書人，像“郭美美”般，天真無知地出了一個『認假冒偽劣的“山寨民主”為乾爹、全盤西化』的餿主意，也就是等同於要求“換一個醬缸或重挖一個糞坑”。殊不知根據自然規律，無論東西方的“醬缸或糞坑”般社會，都會生蛆和發出臭氣的。這只要去感知一下當今西方社會，被客觀現實攪和出來的“一片經濟蛆蟲和卑劣行為的臭氣”的真實現狀就知道了。

而台灣當年的柏楊和今天的李敖，就是這些“攪屎棍”中的佼佼者或典型代表。這只要看看他們引起轟動效應的作品，以及自我炒作中的所作所為，無非就是用自己“膾炙人口”的文筆和“狗仔隊（無孔不入）”的形式以及“攪屎棍”手段，來揭中國社會的歷史或當前現實中的“醜陋瘡疤”而已。形象地說，就好比是一個被公認為“高明”的醫生，只寫得出一篇準確無誤的好“病歷”，卻總是開出錯誤的爛“藥方”一樣。或者直截了當地說，就是他們只知道一味從因為“沒有理論規矩而不能成社會之方圓”，所以只能變成醬缸、糞坑般的社會中，“攪出噁心的蛆來給大家看，或者扇出熏天的臭氣來讓大家聞”，以滿足社會人的天性“好奇心或偷窺”的本能癖好（也就是美其名曰“追求知的權利”）。就像帶頭引領人們在酒足飯飽之後，用手去捏搓患有“腳氣病（俗稱香港腳）”的腳丫巴、享受着“痛並快樂着”的感覺時，還會自然地把捏過腳的手指頭湊到鼻子邊去聞一樣。

這種絕對不是毫無根據的妄加猜測或惡意中傷，而是基於一種客觀事實的邏輯判斷。因為根據以司馬遷為代表寫出的中國歷史記錄中，可以知道，這個讀書人群體，幾乎從來沒有從正面做過一件“對歷史在走向產生過舉足輕重影響（比如西方的文藝復興或工業革命之類）”的大事，才會讓自己的國家有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除了幾個屢戰屢敗的“變法或改革”實踐外，卻始終走不出封建王朝統治的歷史循環老路。所以從他們身上，唯一可以總結出來的經驗教訓，就只有一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以至於總要靠一個文化不高、讀書不多，卻極有魄力和心機，且心狠手辣、具有地痞流氓或無賴秉性的人（比如漢朝的開國皇帝劉邦、或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甚至民國初期的蔣介石，可能還包括因沒有上過大學或留過洋、而受到讀書人歧視打壓的毛澤東）出來當皇帝（或領袖），一統天下。這才是那個“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毛澤東，始終找不到一個可以“以理服人”的道理。最後只能重新回歸“以力服人”的叢林法則，提出“槍桿子裡出政權”的、這種看似有理（所以正在被客觀上一向慣於當中國文化“跟屁蟲”，學會做假賬、印白條，甚至想仿效秦始皇一統天下的美國人，付諸於對全世界的實踐中）、實則永遠不會成功，卻被不少人吹捧的“反文明”口號的根本原因。

當然，如果只知道一味指責、數落這些讀書人的不是，本身就有當他們“跟屁蟲”、只圖一時口頭之快的“文人相輕”嫌疑，同樣會陷於“只寫得出病歷卻找不到病根、更開不出藥方”的尷尬。如果因此遭到他們所擅長的“窩裡鬥”式“群起而攻之”，也是理所當然的咎由自取--活該。

但是，正所謂“沒有金剛鑽不攬瓷器活”。筆者之所以敢於對他們公開說三道四，甚至主動“亮劍”挑釁。說得露骨一點，就是“狐假虎威”甚至“狗仗人勢”。只是這個“虎威”或者“人勢”，不是什麼李剛或紅十字會，而是『建立在解壓縮絕對科學而先進、優秀的中國文化基礎上，形成的可以靠“以理服人”的手段，來認識或解釋人類或人類自己的人造社會中，所產生的一切現象或問題，並經得起全方位挑戰、質疑，或時間和實踐檢驗』的《新理論》。憑着這種《新理論》，不僅是筆者，其實任何掌握這種《新理論》的人，都可以“有恃無恐”地、對身邊的一切人和事“指手畫腳”，靠自由的語言或文字（言論），發動一場以理服人的“精神戰爭”。這難道不正是我們朝思暮想、夢寐以求，卻至今不可求的真正“民主社會”的理想境界嗎？

遺憾的是，《新理論》出現這十餘年來，經過無數“主動出擊”的實踐考驗，至今尚未遇到過任何“難以自圓其說”而需要迴避的尷尬，絕對具備了全面取代西方錯誤社會理論的實力。也曾公開在平面媒體上發表文字，或者通過掛號信件向一些所謂的“國學泰斗”、文化精英請益。可惜都像“堂吉訶德挑戰城門”一樣無動於衷。在中國文化已經到了“該出手時就出手”的關鍵時刻（中國正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全方位上，受到不擇手段的圍攻），還只知道坐在講台上，置民意的怨聲載道於不顧，一味誇誇其談地翻曬那點自己都莫名其妙的“陳芝麻爛穀子”，像他們的前人商鞅、王安石，或康有為、梁啓超一樣，只知道根據“病歷”上的表象，開出一些退燒針或止痛片之類“只能治標、不能治本”、甚至不能“入藥（以理服人）”的“改革、變法”餿主意。反而陷政府於進退維谷的尷尬兩難境地。這更是台灣雖有柏楊、李敖這樣的“寫病歷大師”，卻開不出一張治療那裡“社會病”的藥方，讓台灣國民黨、民進黨和親民黨的“民主三角窩裡鬥”症狀，惡化到如此慘不忍睹的地步的深層原因。結果不僅不能讓台灣社會成為大陸的“民主樣板、楷模”，反而等同於讓因吃錯（民主）假藥而長出“一臉雀癍（或青春痘）”似的台灣社會，成為“中國不能實行民主”的最佳“俊友”。由此可見，以柏楊、李敖等為代表的中國讀書人，在當前這個最重要的“民主問題（包括對待多數人暴力的態度）”上，誤導中國人表現出嚴重的認知偏差、從而產生社會不和諧的問題責任上，是難辭其咎的。因為根據《新理論》的觀點，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由中國文化加工出來的中國人，理應成為以中國文化引領世界真正文明潮流的“領頭羊”。可是現在卻偏偏成為“帶頭向錢看”的眾矢之的，成為全世界都想去“綁架勒索”的目標。甚至可以認為，同時受到“內憂外患”夾擊的中華民族，的確真正已經到了“國歌”中唱到的“最危險的時候”。而未來的世界趨勢必將證明：在解壓縮中國文化基礎上“因運而生”的《新理論》，就是可以指引中國人“絕處逢生”的唯一（請注意：沒有選項，是唯一的）希望。

只是經過無數風雨和實踐考驗的《新理論》，深知在讀書人千百年忽悠下形成的習慣勢力，已經積重難返。在不盡如人意的情況出現時，總是寄希望於“槍桿子裡出政權”的不民主事實。根據中醫理論，決定採用“以毒攻毒”或“擒賊擒王”的方法，有恃無恐地，讓學識、文采、口才或辯才等全方位上，都不能跟李敖大師相提並論的筆者出來挑戰，在“有比較才能有鑑別”的條件下，示範一場在真正民主社會中，只要是個人（而不是高等動物）就能打的“精神戰爭”，體會一下“絕對不可違背”的大自然叢林法則，在人的社會層面上應用的真諦。希望聰明絕頂，且已經具備“識時務”條件的李敖大師，能夠“福至心靈”，“心有靈犀一點通”地、放下“在猴子堆里稱大王”的唇槍舌劍，歸到《新理論》的麾下，以自己的真才實學，成為力挽人類社會墮落狂瀾的“中流砥柱”。最後護衛着必將“修成正果”的《新理論》一起，通過以理服人的方式，進入到“天人合一”的人類文明最高境界。

當然，如果李敖大師繼續執迷不悟，自持“天下無敵”的話。那就只能拿過來，給即將向以解壓縮前的中國文化為主要檢討目標，以及人類社會的一切錯誤觀念，發起主動攻擊的《新理論》，作為“祭旗”之用了！

特別要在此申明的是：筆者對上文中提到的一切觀點或判斷結論負全責。歡迎唯恐天下不亂的媒體或一眾喜歡看熱鬧、管閒事的讀者或網友，儘快將這篇文字轉帖出來。或者直接轉到『一向喜歡跟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或馬英九，以及某些演藝界名人等“因理虧而可欺的弱者”打官司』的李敖大師手裡，以便看看“不知天高地厚”的筆者，是如何“被修理得體無完膚，只能公開道歉或求饒”的？而筆者可以保證做到的，就是對任何善意的批評或惡意的攻擊，一定“來而必往、有問必答”。最後跟他們一起，留在可以立此存照的“試金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