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謀維基——讀基辛格《論中國》

（二十九）改制

基辛格說：鄧帶領毛後中國走上了改革之路。

改制，使鄧成為毛所崇拜的“法家”人物。雖然整體來說，二者皆無任何創意：毛是“走蘇聯人的路”，鄧只不過是換個口味，“走美國的路”，但是鄧觸動了中國社會的底線。

毛和鄧的根本差別在哪裡？在二者對個人和歷史的不同的看法。毛理所當然地認為，個人有能力決定歷史，所以個人應該以其有生之年，儘可能地利用社會資源和權力，為所欲為，達到他所希望的一切。而鄧作為毛的偉大作為的受害者，可能對“偉大個人”的期望大打折扣——為歷史負責，個人的作用必須受到約束。

鄧的這種思想，本身是一種“西化”——來源和實踐——與中國人的文化決然相反。中國人的“成者王侯”，不但是“成者”的奢侈，更是廣大民眾願意接受的看法。民眾雖沒有參加“逐鹿之爭”，可同樣是被（暴力）征服者——從這點說，中國人奴性得到自然反映。

正因為如此，中國的歷史兩千年沒有分毫前進——我們的“成者”喪失自我約束，自我道德，作威作福，自取滅亡，形成所謂歷史怪圈。

鄧的破除“中國共產黨實際存在的終身制”，是第一次“成者約束”的試探。

雖然這一行為很偉大也很必要，但它是殘缺的。它只針對“中國共產黨實際存在的個人終身制”，而不是針對“中國實際存在的個黨終身制”。鄧的出發點是維持黨的“成者王侯”地位，而不是中國的整個社會的持續活力。

中國文化的最大受益者和受害者，都是中國人本身。但是作為整體，中國人是自身文化陷阱的獵物。

如果鄧意識到，即使對（優秀的成功的）“成者”個人也必須約束，那麼為什麼不引申為即使對（優秀的成功的）“成者”團體，同樣地也必須約束？答案：他的眼光和心胸畢竟還是太狹隘——或者說他內心對中國人整體的評價太低——堵住了中國的大歷史出路。

基辛格讚揚改制說：雖然他堅持政治專制，鄧拋棄了個人崇拜，拒絕清除他的前任華（讓他逐漸淡出），並開始策劃自認的接班。鞏固權力後，鄧拒絕在黨內占據要職。

當然，除過把持軍委主席一職。這一點就保留了鄧自己的終身制，基辛格避而不談。

鄧所做的一切，從根本上講，只是專制對自身的一種“優化”，（必須等到歷史的實際來證偽），可也已經極大地衝擊力中國的固有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