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台北國民黨政府多次組織在歐美的大陸學人到台灣參觀訪問，希望我們這些學人繞道，把台灣的土改經驗帶回中國大陸。

中國先秦以來歷代有各種各樣的土地制度，比如公有制和私有制，有井田制、王田、課田制、均田制、官田制等。

1902年，孫中山在與章太炎的談話中初步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即“夫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故貢徹不設，不勞收受而田自均。”他明確地用“耕者有其田”這一概念是在1924年的廣州高等師範講解三民主義的演講中。他說：“農民問題真是完全解決，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們對於農民問題的最終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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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者有其田”，問題是怎麼讓農民有土地。孫中山要讓農民有土地，還要讓地主也不吃虧。也就是說，國民黨的土改是和平的、雙贏的土改。

蔣介石從孫中山那裡繼承下來“耕者有其田”的理念，但是，蔣介石在大陸的土改是失敗的，為什麼？因為國民黨當年在大陸的階級基礎不一樣，它代表地主和資本家的利益。這樣的國民黨，怎麼可能通過土改來改變自己的利益？國民黨在大陸有七大姑八大姨，這些利害關係阻礙了蔣介石在大陸的土改，到了台灣，他是外地人，跟本地的地主和資本家沒有什麼關係。

台灣土改分三步推進。第一步是“三七五減租”。從法律條例限定租額，地租不得超過全年主產品收穫量的37•5%，減輕農民的負擔。條例也保障地主利益，佃農按時納租，欠繳兩年地租地主可以解僱等。第二步是公地放領。從日本殖民者手中沒收的公地，全部用貸款方式賣給無地農民，土地所有權改變了，農民成為土地的主人。第三步是“耕者有其田”。1952年7月，台灣政府大量徵購地主土地。台灣政府頒布的《實施耕者有其田法條例》規定，地主可以保留政府法定田地數額，超過部分一律由政府徵購轉賣給尚未獲得土地的農民。補償地主地價以生產品全年收穫量的2.5倍為標準。以實物土地債劵（7成）和公營企業股票（3成）搭配補償。徵購後地主保留的土地，只占耕地總面積的5%，自耕農成台灣農戶的主體，封建土地所有制自然消亡。

台灣土改最值得稱道的是“階級合作”式的辦法。“地主、農民和政府坐下來慢慢商量解決土地問題的法子，叫農民得益，地主也不受損失。”地主的土地雖被徵收，但從中獲得大量的股票，搖身一變，成為新興的工商巨頭。

70年代台灣成為亞洲四小龍，實得益於50年代初之台灣和平土改的成功。

蔣介石在台灣和平土改的成功，奠定了台灣民主、人權，成為台灣政治昌明、經濟發展、文化發達、社會穩定的基礎。

這表示，孫中山在大陸所未能實現的“耕者有其田”理念，卻在台灣落實。

90年代以前，台灣《土地法》第30條規定：“私有農地所有權之轉移，其承受人以能自耕者為限，並不得轉移共有，但因繼承而轉移者，得為共有。違反前項規定者，其所有權轉移無效。”1990年台灣政府對此條款進行修訂，調整私有農地所有權轉移受讓人必須為自耕農的限定，從而為土地流轉制度的改革掃清法律上的障礙。其中的突破在於：一是放棄全面保護農場的立場，不再堅持優良農地不得變更為非農業用地的原則；二是同意農地變更使用從以往的供給引導，轉為需求引導，開放農地自由買賣，嚴格監控農地農用，落實農地管理。

如果說，“耕者有其田”是民國百年的土地資產，我們有什麼理由拒絕這份資產？大陸目前的“土地流轉”政策是否可以借鑑台灣經驗？
 
借鑑台灣經驗，還必須擁有一個獨立於政府之外的估價機構。德國法律規定，德國土地價格和房產價格並不是由開發商或政府決定，而是由房地產估價機構指定，其評估工作獨立於政府之外。評估職業者在評估工作中只對自己負責，並不考慮政府、委託人及個人的經濟利益，且評估職業者評估出的土地價格不需政府確認，但法院只承認評估師簽字的評估報告。在評估職業者進行評估時，政府無權干涉評估職業者的工作，即使評估結果有損於政府利益。

各地評估委員會則根據銷售價格總匯，每年制定地價圖，提出各個區域的標準土地價格。在地價圖中主要包含三種數據：用途、容積率和價格（每平方米）。每個投資者都可根據地價圖計算房地產的價格、建設規模、投資收益等。利用地價圖，德國創造了一個模式，城市可以自己決定走什麼樣的發展道路。地價圖目前已完全被德國市場接受，且在市場中通行。一般每年都會繪製一張新地價圖，但當估價師按經驗發現地價圖與實際不符，或國家需要時，評估師會繪製新的地價圖。地價圖可幫助政府測算稅收，目前德國政府都是依據地價圖來徵收地產稅。由於特殊的地價圖，德國房地產交易透明度非常高，這也為政府徵稅、城市建設等提供了諸多便利。

注釋：

1.《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9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