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群居集聚而至社會共處的初始模式,不論兩河流域蘇美爾人或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希臘﹑古羅馬﹑古印度和古中國,都各各因應其得以產生的地理﹑氣候﹑資源出產環境和與之相應的生存(生產)方式和人口規模.

因地理﹑氣候﹑物產的原因加上早期農耕的出現並因農耕方法﹑工具﹑選種的進步,中國的中原一帶能支撐相對密集的人口規模.眾多的人口,加上中原及毗鄰地區地理上的容易通達,交往就頻繁.在資源和土地充足的條件下,自然是“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見《老子.八十章》)12的安然無爭狀態.一旦既有生產力在給定的條件下不能有效支撐增長的人口日益增加的欲求,爭奪和戰爭就成必然趨勢.自華夏文明公認的始祖黃帝﹑炎帝起,戰亂頻仍幾成歷史常規.夏﹑商﹑周三代更替,無一不是以戰爭為手段.周天子式微,經春秋三百六十餘年間禮崩樂壞,至戰國成七雄爭奪,再經二百五十來年大小戰爭無數,最後由秦之力成天下一統.

秦始皇采李斯之策,“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亂之患”(見《史記.李斯列傳》)13.行郡縣制,取消封建,銷毀兵器,核心目標是圖從今以後杜絕戰亂-中國曆朝歷代的最大憂患,而“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14也是維護“並有天下…而定一尊”15的免亂之舉.所以,中國天下歸一的模式,首先是維護最高同時也是唯一統治者的最大利益,在此同時也對威脅民眾生命財產和社會安定的無休止戰亂作出回答應對,符合歷史進步和大多數人的切身利益.這是成本最低的路徑,因為只要滿足一個且僅有一個君王的利慾,而不需要供養多君乃至拉鋸式各路君王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對社會和民眾的榨取.這也是由統治者強加而民眾相比無盡戰亂的另外選項尚能接受的妥協.當然這裡的妥協是折服,沒有平等可言.

在天下歸一的模式中,對財產和權力具擁有權的僅君王一人.社會以此專一而至高無上的權威保障天下的穩定和民眾的安生.這份權威的無可挑戰,被解釋成“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 天下之人同心歸之, 若歸父母……”(見《漢書.董仲舒傳》)16.因是天命,就不可抗而必須象歸依父母一般歸順之.以超然力不可抗拒的天道和人性最本能的父母之位作勸,實為當時知識和認知條件下最為無可辯駁的詮釋.權威一旦建立,給予全體丁男(婦孺老幼附於丁男)一份足夠家庭生存的生產要素-在農業經濟下就是土地-的使用權,這樣與另一生產要素即每家每戶自有的勞動力結合,整個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就有了基礎(宋以后土地可以上市買賣多少改變了以丁配地的結構,但最高統治者可以將任何社會成員對任何生產要素和財產的使用或所有權乃至其對自我生命的支配權隨時剝奪的特質絕無改變),而生產力的發展變革,並非此模式考慮的內生變量,亦即基本以被動接受的態度順應自然,以應天時求達到或超出均值的結果.也難怪,長年戰亂,一旦休養生息,生產恢復到正常年景下應有的合天時應地利的自然態,比起殺戮侵伐﹑顛沛流離的歲月不知好上多少.所以和平年景被稱為太平盛世,而不是認作起碼應該的常態水準.那麼在此基礎上的生產力突破性革新更無從談起.社會生產力供給與社會成員需求的動態平衡,被由上而下的等級秩序規範指定.任何庶民不得有物質上的非份之求.所有為君王服務的官僚代理人依等差的需求,由官位帶來的等級待遇保證.最高統治者的奢侈需求則因基於天下一統的規模來征斂而得以滿足.整個模式在剷除一切可能挑戰﹑保證君王權威至高無上而制定建立的等級秩序下讓民眾以缺失權力和權利的代價換取和平生存,通過服從來換取溫飽.官僚階層則通過依附君權代理社會管理之職換取人上人(相對百姓而言)的待遇,從而維持社會穩定.順帶提一下,因為中國社會長期基於農業且是以家庭自產自足為特徵的小生產農業經濟,統治者早已知曉人口(兵員和稅收﹑賦役的來源)﹑土地(疆域和產出)和糧食(與支撐人口和國家用兵及抵禦饑荒有關)乃為國之根本.“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 (見《管子.治國》)17,所以鼓勵農事,數千年不變.而執“末事”之商人,“不擇鄉而處,不擇君而使,出則從利,入則不守”(見《管子.侈靡》)18,其不定居不能成為固定稅賦來源,逐利游居難管控,危難守土時難以依靠,不象農人依賴土地生存,必與國土同在的君權共存亡.農商之取捨,原來關乎君權的鞏固和維護.在傳統中國以交換﹑商貿為基本行為方式的市場經濟永不能成主流,蓋出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