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茉莉:習近平將怎樣治理西藏? |
| 送交者: 瑞典茉莉 2012年01月03日02:14:40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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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將怎樣治理西藏? 茉莉 預測北京中南海未來的政策動向,大都如“哥德巴赫猜想”一樣,有點高深莫測。因為專制政權不按牌理出牌,中南海新任的領導人缺乏透明度。例如十年前中國知識分子曾熱切期待“胡溫新政”,那種一廂情願的盼望,在今天看來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那麼,為什麼我要談“習近平將怎樣治理西藏”的問題呢?無論中國新任領導人多麼神秘,他的本質仍然如馬克思所說:“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這說明人的社會屬性,人都是處於一定社會關係裡的人。而且,習近平不像胡錦濤和溫家寶一類“大掌柜”,他是中共高幹的第二代,正宗世襲的紅色接班人。他的父輩留下的歷史資料很多,他本人也長期從政。因此,我們可以根據習近平的社會關係以及個人經歷,去分析推理,預測他的未來。 ◎ 習仲勛曾招降西藏反叛首領 在中共高幹中,習仲勛是口碑較好的一個。他是陝西人,年輕時就加入共產黨,開展農民運動。五十年代中共執政後,習仲勛曾任中共中央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這樣一個忠誠的共產黨人,卻在1962年因為受小說《劉志丹》的牽連,遭受長達十六年的迫害。 在習仲勛的生平中,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在1987年鄧小平開會批判胡耀邦時,習仲勛為了維護胡耀邦,當場和薄一波、鄧力群等人拍桌子吵架。由於自身遭受迫害的經歷,習仲勛對搞改革開放、平反冤假錯案的胡耀邦是很有感情的。 二是習仲勛在五十年代任西北局書記時,在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的土地改革和剿匪、鎮反運動中,採取了“慎重穩進”的寬鬆政策,與班禪喇嘛和達賴喇嘛都有過友好交往。當年習仲勛招降西藏第十二代千戶項謙的事跡,被毛澤東稱讚為“諸葛亮七擒孟獲”。其實,習仲勛是按照中國的《孫子兵法》:“不戰而屈人之兵。” 1950年,青海藏族昂拉部落的第十二代千戶項謙,領導當地藏民開展反叛運動。他們憑着險要地勢武裝自己,拒絕服從漢人的統治。當時,中共青海省軍政當局準備用五個團去鎮壓項謙,習仲勛不同意,他提出在充分軍事準備基礎上以政治爭取為主的方針,爭取項謙的歸順。在兩年零七個月時間裡,習仲勛先後派出多位官員和藏族首領、活佛等,十幾次勸說項謙。最後項謙向中共投降。 胡耀邦在八十年代初要求大多數漢人撤出西藏,給西藏人真正的自治權利,習仲勛似乎沒有這樣的民主觀念和權利意識。但習仲勛參與統治西藏,其做法有其特點。首先,他認識到西藏問題的特殊性,不能用與漢族相同的政策統一執行。他的工作方法比較溫和穩當,多少會考慮一點少數民族的利益。 ◎ 被利用的“漢藏友誼”與“王道” 習仲勛在西藏工作上的另一特點是:善於爭取西藏的上層人士。他和班禪喇嘛的交往長達四十年,已經成為漢藏友誼的佳話美談。班禪喇嘛去世後,習仲勛於1989年2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深切懷念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朋友班禪大師》,也強調他們之間的深厚友情。 但如果我們仔細考察一下這種“深厚友情”,就可發現,其中明顯地帶有異族統治者拉攏並利用被統治者的性質。 第一,按照毛澤東指示,扶植班禪喇嘛,以制衡達賴喇嘛的影響力。 1951年4月,應邀前往北京參加談判的十世班禪喇嘛路經西安,習仲勛代表西北局到機場迎接。那時候,習仲勛看到的是“一個活脫脫的英俊藏族少年活佛形象”。二人一見面似乎就很投緣。 讓我們看看在此之前發生了什麼。1949年9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一文,其中談到:“從西藏統治者內部矛盾來說,是以達賴和班禪的對立為其集中的表現。” 一旦毛澤東等共產黨認識到西藏人內部的矛盾,他們就要加以利用了。 在毛澤東看來,班禪喇嘛是親國民黨的,國民黨雖然是共產黨的敵人,但畢竟還是漢族人。中共認為受英美支持的達賴喇嘛比較難以控制,而班禪喇嘛是格魯派的第二大活佛,在康區有一大批追隨者,中共需要班禪喇嘛作為統治西藏的棋子。於是,中共以促進西藏內部團結為名,支持班禪喇嘛重返西藏,以制衡達賴喇嘛。 第二,利用“護送班禪喇嘛回西藏”的旗號,中共重兵進藏兵不血刃。 1951年12月19日,十世班禪喇嘛自青海西寧啟程返藏,習仲勛親往送行。但是,習仲勛送的不只是班禪喇嘛一行,他手下的西北進藏部隊打上“護送班禪喇嘛回西藏”的旗號,每人配備兩匹馬、四條氂牛、一匹騾子,跟隨班禪喇嘛進藏。就這樣,中國進藏部隊兵不血刃地進了拉薩。 應該說,習仲勛“慎重穩進”的政策在當時還比較得人心,這屬於中國封建主義統治術中的“王道”。但魯迅先生就很懷疑王道背後的目的,他在《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說:“在中國的王道,看去雖然好像是和霸道對立的東西,其實卻是兄弟,這之前和之後,一定要有霸道跑來的。人民之所謳歌,就為了希望霸道的減輕,或者不更加重的緣故。” 事實確實如此。在護送班禪喇嘛回西藏時,習仲勛是讓西北部隊的重兵跟着進入拉薩的,準備隨時實行霸道。從1955年起,藏民自發的起義運動風起雲湧,中共不耐煩再講什麼王道了,轉而使用赤裸裸的霸道,強橫地以軍事暴力鎮壓藏民的反抗。 由此看來,沒有基本的民主制度和人權保障,在統治階級內部偶然出現一個講“王道”的人,只能短期減輕一點霸道帶給人民的痛苦,並不改變專制的根本性質。習仲勛的王道,在當時的少數民族地區,只是對中共的霸道做了一點調濟,為專制統治製造了一點人性的光環。 ◎ 習近平會像其父一樣溫和開明嗎? 由於習仲勛在西藏問題上曾有過溫和開明的態度,因此,國內外很多人對習近平是否會繼承其父的溫和作風,抱有期望。他們希望習近平如其父一樣,對西藏人表現出同情心。 我的看法是,習近平不會像習仲勛那樣溫和開明,因為習仲勛所有的一些條件,他的兒子並不具備,兩人所處的時代也不同。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去看父子之間的區別。 第一,習仲勛雖然是共產黨人,但他從小成長於陝西鄉村,受到民間佛教傳統的影響,對藏傳佛教的高僧大德懷有敬仰之心。在晚年生病時,習仲勛說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保佑他,並長期保存達賴喇嘛多年前送給他的一塊金表。這種傳統信佛的集體無意識心理,使習仲勛在處理行政事務上,比較尊重藏傳佛教領袖,也比較尊重西藏佛教文化。 而習近平從小就是中共高乾子弟。雖然曾受父親“反黨問題”的連累,但他仍然在培養紅色接班人的北京八一學校讀書,接受共產黨的無神論教育。習近平下鄉時去了共產黨的紅色聖地延安。在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省長時,習近平在清華大學在職進修博士,讀的是反宗教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專業。 第二,五十年代中共進藏的艱難險阻,今天不再存在。當年沒有汽車、火車和飛機,解放軍大兵只能背着乾糧徒步進藏。高山缺氧、天寒地凍,營養不良,這種險惡的自然環境造成軍隊大量的傷亡。據說僅僅是翻越一座唐古拉山,習仲勛的西北支隊就死了幾十人,駱駝死了上萬頭。所以習仲勛要儘可能避免與藏民作戰,而是爭取西藏上層民族、宗教人士的支持,發動藏族人去進行共產黨的革命。 後來中共修建了進藏公路。就像紅色歌曲里唱的:“一條金色的飄帶,把北京和拉薩連起來。”今天更是“天塹變通途”,青藏鐵路通車,坐飛機進藏對漢人來說也是家常便飯。六十年的統治,大量中國軍隊駐紮西藏,西藏已是囊中之物。 因此習近平對西藏的態度比其父要強硬得多。今年8月18日,身為中共副主席的習近平在北京與美國副總統拜登舉行正式會談,就中美關係發展提4點建議。重點強調了“台灣、涉藏問題事關中國核心利益”,警告美國“必須謹慎、妥善處理”。習近平的態度已經非常清楚,西藏問題是一條絕對的“紅線”,只要美國觸及這根“紅線”,就會損害中美關係。 第三,早期共產黨人的民族平等思想,當今太子黨已經沒有了。習仲勛是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當時中共成立不久,還非常弱小。他們全面接受列寧主義殖民地學說,提出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基本道路是:實行民族自決,推翻民族壓迫,以民族自由聯合代替民族的壓迫。後來中共建國了,就放棄了民族自決的口號。 作為早期共產黨人,習仲勛多少還保留了一點民族平等的理念。而他的兒子在紅旗下長大,滿腦子大中國思想。在與美國副總統拜登的談話中,習近平以十三億人的代表自居,說“台灣、涉藏問題事關中國核心利益、事關十三億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他把六百萬西藏人的民族感情,統統以十三億人的感情代替了。 ◎ 難實行改革卻會避免嚴酷鎮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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