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中共暴政，奔向自由世界

——我的去國聲明

余杰

2012年1月11日下午，我們一家三口登上了從北京赴美國的飛機。五名國保人員從家門口將我們一直押送到登機口，並要求與我合影照像，之後揚長而去。

作出離開中國的選擇，對我來說是艱難的，也是漫長的。

我自1998年在北大讀書期間出版第一本書《火與冰》，便受到中宣部和安全部門的嚴密監視。2000年從北大碩士畢業，在當局的干預下，一畢業即失業，從此成為靠寫作維持生活的"不自由撰稿人"。在江澤民時代，我的部分作品還能夠在國內發表和出版，在國內還有一定的言論空間。2004年，胡溫上台之後，我遭到全面的封殺，從此不能在國內任何媒體上發表一個字，連其他人文章中提到我的名字都會被刪去。我的人雖然在國內，卻成了一名"內心的流亡者"和一個在公共空間中"不存在的人"。

儘管如此，我仍然沒有停止寫作。作為一名獨立知識分子，我持續地批判中共的專制體制，並與劉曉波成為親密朋友，並肩作戰。我在海外出版了十五本左右的著作，發表了上千篇的文章。由此，我多次遭到傳喚、軟禁、恐嚇等各種騷擾，處境日漸困難。那幾年，我訪問美國和歐洲國家的時侯，有朋友勸我留下來，我的回答是："只要沒有生命危險，我就不會離開中國。"作為一名作家，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是最基本的；作為一名基督徒，宗教信仰自由是必不可少的；而作為一名普通人，免於恐懼的自由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從2010年10月8日我最好的朋友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消息傳出之後，我便失去了這幾項最基本的自由，非法軟禁、酷刑、監視、跟蹤和"被旅遊"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歷盡一年多的非人待遇和痛苦掙扎後，我不得不選擇離開中國，與法西斯化的、野蠻的、殘暴的中國共產黨政府徹底決裂。

這一年多以來我個人的遭遇是這樣的：2010年10月8日，劉曉波獲獎的消息被宣布的當天，我正在美國訪問，白天在南加州大學發表一場演講，晚間聽到了劉曉波獲獎的消息。當時，我感到萬分激動和鼓舞，立刻準備回國。有朋友告誡我說，中國當局的反應一定是惱羞成怒，並導致國內的人權狀況急劇惡化，他們勸我暫時先留在美國。但是，十年以來，劉曉波是我最親密的兄長和朋友，劉曉波擔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期間，我是副會長，這些年他參與的幾乎所有的人權活動，我都是親歷者。從2008年12月劉曉波被捕之後，我就獲得劉曉波的妻子劉霞的授權，開始着手寫作劉曉波的傳記。因此，我迫切的希望回到國內，繼續訪談劉曉波的親友，以便儘快完成這本重要的著作。

獲獎消息頒布五天之後，10月13日，我就從美國回到了中國。一下飛機，立即被北京的國保警察非法軟禁在家中。四名便衣警察24小時守候在我家門口，甚至直接用一張桌子抵住我家的大門，並在我家前後安裝了六台攝像頭和紅外線探測器，天羅地網，如臨大敵。

剛開始幾天，我妻子還可以出門上班，劉霞托他弟弟與我的妻子聯繫，幫劉曉波購買衣服和食品。不幸的是，有一天，警察從劉霞弟弟身上搜出劉霞寫給我妻子的紙條。由此，我妻子的手機也突然被停機，同樣被日夜軟禁在家，不允許去上班。

有一天，我妻子生病了，發高燒至四十度，幾近昏厥，警察仍然不允許她去醫院。朝陽區公安分局的一個名叫郝琪的國保窮凶極惡地揚言說："你就是病死在家中，我也不讓你出門，你死了上面自然有人來負責！"萬分焦急之際，我上網求救，有一位好心的朋友從推特上看到我的求救信息後，打電話叫來120救護車。但是警察仍然把醫生阻攔在門外，幸運的是，經過醫生的力爭，最終被同意進門來為我妻子量了體溫。醫生說高燒情形很危險，必須到醫院輸液救治。幾經交涉，最後到了凌晨，妻子終於被救護車送到醫院，6名警察貼身跟隨，而我被禁止陪同妻子去醫院。

接下來的情況越來越糟糕。從11月初開始，我家的電話、網絡和手機等全部被切斷，任何人都不能與我們接觸，我和妻子在家中處於與世隔絕的狀態。我們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只能寫在紙條上，由守候在門口的國保警察代為購買，然後再付錢給他們。我們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不能與父母和孩子聯繫，這樣的日子一天天持續着，不知道何時是個盡頭，感覺比坐牢還要艱難，坐牢還有個具體的刑期，有親人探視的權利，每天還有放風的時間，但我們根本就是陷入無盡的黑洞，度日如年。這樣差不多持續了兩個月時間。

12月9日，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前一天，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降臨了。下午一點多，此前常與我接觸的朝陽區的一個名叫王春輝的國保，在我所在地豆各莊派出所的馬副所長的陪同下，敲開我家的家門說："我們領導要找你談話。"我完全沒有懷疑這是一個陷阱，身上還穿着一套家居服，只是在外面罩了一件大衣，便隨同他們出門了。

一走到樓下，我就發現情況不對。有十多名便衣和幾輛汽車在樓下守候，瞬間兩個彪形大漢衝到我面前，一巴掌打掉我的眼鏡，用一個黑頭套將我的頭套住，並把我拖上一輛轎車的後排。汽車立即開動，兩名便衣左右兩邊扭着我的雙手，不准我動彈一下。

大約過了一個多小時以後，車開到了一個秘密地點。一名國保把我的頭夾在他的腋下，將我拖進一個房間。他們命令我端坐在椅子上面一動不能動，一動便對我拳打腳踢。整個過程中我一直被戴着黑頭套，呼吸十分困難。

到了大約晚上十點左右，他們解開我的黑頭套，我剛要鬆一口氣，立即又衝進來幾個便衣，不由分說便對我進行劈頭蓋臉地毆打。他們脫光我的衣服，將我赤身裸體地推倒在地上，瘋狂地踢打。在毆打的過程中，他們還拿出照相機拍照，並得意洋洋地說，要將把我的裸體照片發在網絡上。

他們把我按住跪在地上，先後打了我一百多個耳光，甚至還強迫我打自己的耳光，我必須讓他們聽到響亮的聲音，他們才滿意，然後發狂地大笑。他們還用腳踢我的胸口，把我踢倒在地上後再踩在我的身體上。我胸口的一根肋骨像斷了一樣，後來疼痛了長達一個月的時間，連彎腰起床都感覺十分困難。

他們還強迫我攤開雙手，然後將我的手指一根一根地往反方向掰。他們說："你的兩隻手寫了許多攻擊共產黨的文章，要把你的手指一根一根地折斷。"他們還用用灼燒的煙頭貼近我的臉，我的皮膚感受到了滾燙的疼痛，他們還侮辱性地將嘴裡的煙噴到我的臉上。

他們不斷地用粗話辱罵我，罵我是賣國賊，是漢奸，是垃圾。同時，他們還辱罵我的家人和朋友。接着，他們強迫我跟着他們的說法來罵自己。如果我不罵自己，他們就加倍對我拳打腳踢。

帶頭的那個國保警察宣布："你有三個主要的罪狀：第一，這十年來劉曉波做的所有反動的事情，你都積極參加，你們都是帝國主義顛覆中國的工具；第二，你在香港出版《中國影帝溫家寶》一書，惡毒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我們好言勸告你不聽，就只能用暴力來對付你；第三，你還在寫作劉曉波的傳記，如果你要出版這本書，我們肯定把你送進監獄。"

他還說："如果上面下了命令，我們半個小時就可以在外面挖個坑把你活埋了，全世界都沒有人知道。就在此時此刻，外國人在給劉曉波頒獎，羞辱我們的黨和政府，我們打死你來報復他們。"他接着說："根據國保掌握的情況，國內反對共產黨的、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總共也不會超過兩百個人，一旦中央覺得統治出現危機，一夜之間就可以將這兩百人全部抓捕，一起活埋。"

整個毆打辱罵的過程不知道持續了幾個小時，後來我昏迷了過去，而且全身不斷抽搐。他們開車將我送到醫院搶救。那時，我已經沒有了大部分知覺，只在迷迷糊糊中聽到，這是北京郊區昌平的一個醫院。醫生說，這個人傷勢嚴重，我們這裡沒有辦法搶救，你們得送到城裡的大醫院去試試看。警察說："那麼，你們派個救護車，我們付錢。"醫生說："我們醫院的救護車沒有那些特殊設備，你們要立即從市內調有急救設備的車來，否則就沒救了。"

不久，救護車從市內趕來，將我運送到市內的一家"高幹醫院"----北京醫院。他們給我報了一個叫李力的假名字，對醫院說："這個人是癲癇病發作。"

經過幾個小時的搶救，我終於從死亡線上掙扎過來。到了第二天早晨，醫生來查房，詢問我的情況，我剛剛掙扎着說了一句"他們打我"，在旁邊的一個警察頭子立即將醫生叫到一邊。而另一名警察貼近我的耳邊兇狠的說："如果你再亂說話，我們把你身上的管子全都拔掉，你就去死吧。"

10日下午，他們看我已經脫離生命危險了，便將我從醫院帶出去，帶到旁邊的一個酒店，休息了一下午。傍晚，他們告訴我，他們的領導要來看我，就把我帶到另外一個套房中。來見我的官員自稱姓於，是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和國保總隊的總隊長。他虛偽地說："昨天的事情是個誤會，是下面的人做得不對，你不要對外說出去。"之後的幾天，他們在郊外安排了一個地方讓我去住，每天審訊我這些年從事的活動和寫的文章。他們強迫我寫下一份承諾書，

直到2010年12月13日，我被釋放回家。此後兩周，我和妻子可以出門，但必須告知在樓下24小時監控的國保警察，要去哪裡，什麼時候回家。十二月底，我返回四川老家，他們把我送到機場。此後，我在老家居住了四個月。在這些時間裡，差不多每隔半個月時間，國保警察便前來盤問我的生活情況。他們是一個由一名自稱姓姜的處長、自稱姓張的科長和其他幾名年輕下屬組成專門負責我的"團隊"。

此後一年，一遇到所謂的敏感時刻，比如節日、紀念日、開會日、外事訪問日等，我就被非法監禁在家，或者被要求到外地去旅遊。這樣幾乎三天兩頭，有差不多一半的時間我都失去或部分失去自由。我也被迫幾乎停止了在海外發表文章，因為每有文章發表，國保警察立即上門來威脅。我們一個三口之家，被迫生活在三個不同地方：我被監控在外地，妻子在北京工作，孩子在四川老家由爺爺奶奶照顧。很快，由於國保警察三次去妻子工作的公司施加壓力，她的工作也失去了，這種情形不是第一次發生。在大部分時間裡，我也不能到教會參加聚會和查經，不能過一個基督徒正常的信仰生活。這對我來說，是極為痛苦的事情。

在這樣艱難到連基本的生活都不能為繼的時侯，在一家人都不能生活在一起的時侯，在我的寫作自由全部喪失的時候，在基本的生命安全也沒有保障的時候，在堅持在國內做一個說真話的知識分子十四年之後，我被迫作出出國的決定。

但是，當2011年夏天我向國保方面提出出國的要求時，他們卻告知上級不准我和妻子出境。經過反覆的談判，他們答應聖誕之後可以考慮我出國的事情。聖誕之後，我購買了赴美的機票，並告知國保警察，無論如何我也要走，如果我在機場被扣留，我絕對要奮力反抗並說出一切真相。他們回答說，他們會儘量做工作，讓上級解除不准我和妻子出境的禁令。

1月9日，我的赴美機票時間的前兩天，北京國保總隊的姜姓處長告知，新任的北京市公安局劉副局長（兼北京市國保總隊總隊長）將約見我。1月10日，他們將我接到一個酒店的套房內，與我會見的官員自稱姓劉，是此前與我見過的于姓官員的繼任者。他要求我寫一份保證書。（內容見附件），然後再考慮我的要求。他說："中國日漸強大，美國日漸衰落，你何必去美國呢？"他敢如此質疑送女兒去哈佛讀書的習近平副主席嗎？

在被迫寫下這樣的保證書後，我被批准放行。這名高級官員警告說："不要以為到美國就自由了，如果你說了不該說的話，做了不該做的事，你就不可能回國。你的家人還在國內，你難道不想回來探望他們嗎？你要繼續謹言慎行。"一個政權居然用憲法賦予公民的出入境自由來要挾其公民，可見它的虛偽和虛弱。

就這樣，1月11日，我們全家在國保警察的嚴密監控下登上了到美國的飛機。

如今，我來到美國這個自由的國家。在此，我鄭重宣布：在酷刑和逼迫情形下所作的筆錄和保證書，是違背自己真實意願的，全部作廢。

我更宣布：我向國際社會公布自己這一年多以來我所遭遇的一切，並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機構提出控訴。我將繼續從事批判共產黨專制制度的寫作。這個日漸法西斯化，越來越野蠻和殘暴的政權，是自由世界的最大威脅，是一切熱愛自由的人的最大威脅。我將矢志不渝地反對中共的暴政。

赴美之後，我近期內的主要寫作計劃是：計劃兩個月以後出版《劉曉波傳》的中文版，以後陸續出版此書的各種外文版本。這本傳記在二零零九年初便開始寫作，也是由劉霞授權的惟一的一本劉曉波的傳記。我期望通過這本傳記全面地介紹劉曉波的生平、思想與創作，讓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全球讀者更加深入地認識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以此為契機，我將在一切可能的場合呼籲人們持續關注劉曉波和劉霞的命運，以便讓他們早日獲得自由。

我還將計劃在半年內出版新書《冷血暴君胡錦濤》，這本書將成為《中國影帝溫家寶》的姊妹篇，將是致即將退出歷史舞台的胡錦濤的一份"悼詞"。書中將全面分析胡錦濤的執政方式，對"和諧社會"、"大國崛起"、"中國模式"、"維穩"等胡錦濤時代的重要特徵進行分析和評述，讓國內外的讀者以及國際社會認識到中國經濟增長背後專制肆虐、腐敗盛行、人權惡化、環境破壞、道德滑坡的諸多真相，而胡錦濤和溫家寶是罪不可赦的歷史罪人。

我離開中國之後，國內很多朋友對我的選擇表示同情和理解，也對我提出一些鼓勵和期望。對此，我深受感動與鼓舞。我在自由世界中可以接觸到更多的資訊，由此我的寫作和思考不僅不會退步，反倒會有進展與提升。我相信，我會不斷寫出不負朋友們期待的好作品。

另一方面，我也將在更加廣闊的國際社會的平台上，為中國的民主與自由奮力發出自己的聲音。特別是呼籲國際社會更多關注仍然被剝奪自由的人士的處境，如劉曉波、劉霞、陳光誠、高智晟、胡佳、范亞峰以及相對不為人所知的劉賢斌，陳衛、陳西、楊天水等人。我已經獲得了來之不易的自由與安全，為那些仍然處在不自由、不安全的境況里的同胞仗義執言，是我不可推卸的責任和使命。與捆綁者同捆綁，與哀哭者同哀哭，也是上帝對基督徒的教導。

我是一名真正的愛國者。莎士比亞在《麥克白》中有這樣一句台詞："我想我們的國家正在重軛之下沉淪，在哭泣，在流血。每一天，她的舊痕之上都在增添着新傷。"我為此而憂傷痛苦，我將把揭露和批判共產黨的暴政作為我一生的事業，這個竊取與掠奪中國財富，奴役與殘害中國人民的政府一天不垮台，我對它的揭露和批判就一天不會停止。我更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會回到實現民主自由的中國，那時，我們的生活將如同聖經所說"弟兄姊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而那些施行暴政的竊國賊者和賣國賊，從胡錦濤、溫家寶到每一個作惡的國保警察，都將被送上審判席，等待他們的將是比薩達姆、穆巴拉克、卡扎菲們更加可恥的下場。讓我們為那一天的早日到來而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