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文評新聞149)

　　自從溫家寶總理在這一屆人大最後舉行的記者會上答記者問時，語出驚人地提出了一個結論，說『如果不堅持改革，中國有可能再一次發生“文化大革命”』以後。引起媒體輿論的普遍關注，更在一些網絡論壇上，重新燃起對文化大革命(文革)的種種議論。更發現不少參與者的心態，都是出於對當前社會現狀的不滿和無奈，從而寄希望於再次以類似“文革”的激烈手段，來加以變革、以期一蹴而就。從而證明溫總理的這一警示，既不是空穴來風，也不是無病呻吟。而是對基層民情、民意的一種真實感知。而且種種“內緊外松”的跡象，說明中央領導層已經注意到這種危險趨勢可能性的存在，並已經開始着手“防患於未然”了。

　　但是根據極富哲學內涵的中醫理論、以及中國歷史的經驗教訓，已經告訴我們『如果方法和手段不對，光有良好的動機並不一定就能取得預期的效果。而真正的痼疾，更不能靠止痛片或退燒針來根治』而毛澤東企圖用所謂的“新民主主義”來克服歷史周期律，以及用文化大革命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徹底失敗事實，就是最有說服力的證據。由此可見，作為民主主人的“大眾皇帝”，如果期望以一個已被實踐證明的錯誤方式(如文革)，來改變現實，結果註定只有一個“事與願違”。理由也是再簡單明了不過的了：那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自己，從來沒有認真反思、檢討過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和教訓的真正根源之所在，從而不具備“不犯第二次同樣錯誤”的條件，也避不開歷史的宿命』

　　那“文革”錯誤的真正根源或要害到底是什麽呢?根據科學《新理論》的判斷認為，就是『毛澤東和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始終沒有在取得初步勝利的基礎上，找到或發現一個可以靠“以理服人”的革命或社會理論，來領導因中國文化加工而具備“通情達理”條件的中國人，找到一條屬於自己的光明大道，卻選擇了繼續同時當並不完全正確(甚至相當錯誤)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歷史的“跟屁蟲”』最後反而在當初許諾的所有“革命紅利(如打土豪分田地、過物質豐富的好日子等)”出盡後，就只能靠揮舞“階級鬥爭”的大棒，來“以力服人”。像“走迷宮的小白鼠”一樣地改來改去(所謂“摸石頭過河”)，一直來到今天這種幾乎走不下去的現狀，讓人有理由擔心會不會重新走上歷史輪迴的老路?所以要強調“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以免重蹈覆轍)”，還是一句並不過時的格言。

　　不過，中國人應該注意到一個真正屬於自己文化的機遇。那就是宏觀而言，地球上的人類社會，正處在一個“變革”的歷史節點上，何去何從的前途不定、吉凶未卜。甚至不排除偉大的愛因斯坦說“未來可能要用石頭來打世界大戰”的、跟“瑪雅預言”吻合的科學推理。

　　但是“科學推理”跟“瑪雅預言”之間的原則區別，就在於站在客觀的角度來看，前者是一種主動權掌握在人類自己手裡的微觀選擇和調整;後者則是某種宇宙運行的宏觀規律;兩者根本不在同一個可以相提並論的層次上。所以根據“易經”，理論上就有以“改運”來避免“(世界)末日”，並使其向好的方面轉化的可能。這恰恰正是中國文化當仁不讓的“天命”所在，和中國人應該全力以赴的當務之急。而科學《新理論》就是為達到這個目的準備的“利器”。

　　希望有 “近水樓台條件的中國讀書人，一起來“共襄盛舉”，嘗試用“精神戰爭”的方式，來關心這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問題。不要有小聰明卻無大智慧地“聰明反被聰明誤”，在只知一味“窩裡鬥”、打文字官司中，出於一己之私而對其(已有無數事實做背書的科學新理論)故意裝作不屑或看不見，貽誤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機遇。最後不僅不能讓國家以“釜底抽薪”的策略來另闢蹊徑，利用文化優勢“反敗為勝”，擺脫當前的尷尬處境。反而讓自己有可能再次淪為只配挨毛澤東在反右或文革中“整”的一隻替罪羊!

　　請看數年前發表的老文章：文革的啟示(文責自負，內容歡迎打假)

　　中國大陸共產黨領袖毛澤東所發動的一場舉世震驚、國家動亂、人民受難、民族元氣大傷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已成為歷史。三十一年後的今天，縱觀人類有史以來所發生的全部民族內部的“人禍”，無論從什麼角度，將這場“浩劫”冠之以“史無前例”的稱號，大概是沒有人可以提出異議的。如果說五千年來的中華文化，在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的全部領域內，都對人類文明的進化，作出過舉足輕重的貢獻。那麼，這場浩劫又從反面向人們顯示了它的不可掉以輕心的 “能量”，應了“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這句古訓。

　　可惜，作為“肇事者”的共產黨及其領導人，沒有一點敢於承認錯誤的勇氣，一味地希望將這段不光彩的時代，從歷史上和人們的記憶中抹去。而另一部分受害者和要推翻極權統治的人，卻只是將其作為可以痛罵共產黨的根據和必須推翻它的理由，並沒有從民族精神文化的層次去檢討。這也許正是中國近代史上，從晚清政府以來，每一屆政府都是以“獨裁”“腐敗”的罪名，被舉着“民主、自由”旗幟的 “革命黨”所打倒，而上了台的“革命黨”，又總是照單全收了上一屆政府的全部“遺產”-包括被打倒時所擁有的罪名和“下場”，時間在前進，內容卻總是在循環的現象的癥結。所以筆者同情受害者和他們的親友的痛苦，對種種無視人權、踐踏人的尊嚴、破壞文明的行為表示最大的厭惡和遣責。但覺得更重要的，是應該深入挖掘一下真正的根源，才有可能確保自己和子孫後代，不會再重複過去的苦難。否則，實在沒有理由讓人相信，中國人這一次坐上的“改革火箭”，一定不會是那最後還要停在起點的 “雲霄飛車”!

　　筆者親身經歷了 “文革” 的全過程，卻又由於種種主、客觀的機遇，竟然沒有結下任何個人“恩怨”，所以在慶幸的同時，也覺得有責任從另一個理性的角度來檢討一下“文革”，使我們得以充分利用民主社會言論自由的條件，為中國的未來，真正總結出一點有益的經驗和教訓，而不至於讓這種寶貴的“言論自由”，僅僅成為缺席控訴和審判共產黨罪行的講壇(不幸這經常成為事實)。因為“控訴和審判敵人的自由”，是連法西斯和共產黨等極權統治下的社會，也從來沒有“告缺”過的。可惜中國近代史給我們提供的事實已經可以證明，光有這樣的“自由”，只能讓自己的社會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變得更加偏激而已。

　　毛澤東是“文革”的策劃人和導演兼主角，這大概是沒有疑問的了。所以通過“文革”中出現的種種現象，我們可以看清楚他後期所作所為的真正性質，而不用再拘泥於任何書本或文字的教條分析。

　　1966年的中國大陸，國家和社會剛從58年的“大躍進”和接踵而來的“三年自然災害”所造成 “人財兩空”的苦難中恢復過來。對一個擁有近十億人口的國家，在面臨過一場完全違背科學和經濟法則的社會總動員的“人禍”，和全國性大饑荒的“天災”(其實也有部分“人禍”的延續)後，竟然能在短短的兩三年內就重新獲得了生氣，不能不說是一種值得稱讚的“奇蹟”。以致大多數普通老百性，在迅速來到的生活改善中，根本就沒有想過要追究什麼人的責任。相反，更加大了這種迅速改善和還沒有來得及從記憶中完全消失的、國民黨政府後期的腐敗無能的對比反差。自動地向共產黨和政府奉上了可以對自己予取予求的“信用金卡”-迷信和盲從。這同樣也使執政的共產黨內負責調整政策的領導人獲得了信心，覺得他們的確有比毛澤東高明的時候，而想走一條至少從當時看來，是更符合國家發展前途的道路。但是後來的事實證明，就中國的政治而言，他們比起熟悉中國歷史和“帝王權術”的毛來，實在是太不“高明”了。在這樣“人民生活好轉”的時代背景下，硬要把毛說成是因為看到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才決定發動“文化大革命”，最起碼也是中了毛的“奸計”。對所有的專制獨裁政權而言，總是要預先設立一個“魔鬼”或“危險的敵人”之類的攻擊目標，訓練群眾習慣於永遠將槍口對準這個目標，然後把一切要打擊的對象，只要套上這個靶標，即使“牛頭不對馬嘴”，都會成為這個罪名下的犧牲品。而“反黨”和“走資本主義道路”，正是毛給中國人民選定的中空靶標，把他要反對的任何人和事往中間一擺，只要一聲令下，就成為“眾矢之的”了。

　　就在劉少奇等領導人，一面在農村搞“四清”運動，以圖改善農民的處境，保證國家糧食供應-這個國計民生中最重要的基礎，避免重蹈58年的覆轍。另一方面，開始另一輪的工業躍進-發展電子等新興工業，以便趕上世界發展之潮流。從65年到66年初，中國大陸是一個社會重新充滿朝氣和信心的年代，如果“改革開放”是和那個時代連接的話，中國的形勢就可能不是現在這樣的不倫不類的了。可惜，那個作為“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的毛澤東，這時卻發現他自己的利益-不容分享的權力和地位，正在因其他領導人的成功而受到挑戰，竟然是和人民的福趾“背道而馳”的。就像中國歷代帝王一樣，他也選擇了優先鞏固自己的霸業為重的取向，從而決定在政治戰場上，搶先利用人民給予的“信用金卡”，以民族的“透支”犧牲來換取他的勝利。所以，不去認識和批判中國封建的“帝王情結”，孤立地把某個個人看成是惡人或“暴君”，並不能解決以後不再出現暴君的問題，不管他是叫皇帝、主席還是總統。只要“淮北的土壤”沒有改良，什麼樣的“橘子”種到那裡，都會變成“枳”的。

　　如果毛真正是“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所考慮的問題也的確代表了自己政黨和階級的利益。那麼即使身處第二線，以他當時所具有的實際威望和黨主席的地位，完全可以通過政治局辯論，甚至要求招開黨代表大會來取得支持。只是他自己很清楚所要達到的目的其實是不顧大多數人的利益，所以是不可告人的，因此才會以一種不太光明磊落的“聲東擊西”手段來突然發難，並採用了歷史上只有民間勢力或在野黨才會採取的“發動學生鬧無政府主義”的破壞政府行動。當他為了慶祝和鞏固“紅衛兵” 為他取得的勝利，而站在天安門上接見全國“紅衛兵”時，那種狂熱、愚忠的場面，除了宗教和法西斯外，就只有封建帝王才願意和可能製造出來了。後來發展到事事處處要“三呼萬歲”、家家設“紅寶書台”天天 “早請示、晚回報”，跳“忠字舞”，建“萬歲館”等，極端的個人崇拜現象，更是百分之百的中國封建主義的典型表現。毛澤東到了這個時期，無論是他主觀精神的狀態，還是客觀社會對他的態度，都已經把他當成十足的“封建帝王”。要是這些還不足以為一個人定性的話，那簡直有必要考慮，也強調“專政”的秦始皇或武則天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祖師，或支持過義和團造反的慈禧太後會不會是 “無產階級領袖”了。而一個承認並能接受“封建帝王”統治的社會，又能是什麼樣的社會，不是再清楚不過了嗎?

　　至於共產黨的其他領導人，他們真是因為要想走資本主義而被打倒的嗎?看看鄧小平和現在共產黨的表現就可以找到答案了。其實這些人秉承了共產黨自成立開始就形成的，在“(和自己人)鬥爭中成長” 的傳統，所以把毛的這次舉動，看成是又一次可以藉機排除異己，提高自己地位的機會。從“文革”開始，就不斷出現一批人通過“批判、打倒”另一批人，而神氣活現地進入“毛主席的司令部”。但不久又被灰溜溜地趕了出來。每一個人都想表盡忠心“站在毛主席這邊”，卻又都因“反對毛主席”而被打倒。今天，我們雖然不能假設“如果這些人在開始就團結起來一致反對毛主席”(因為是沒有可能的)，中國的歷史會出現什麼樣的結果。但已經出現的事實卻可以證明，共產黨內的許多其他領導人，在心態上和毛並沒有太大的不同，只是這些人的“政治智商”比起毛來，實在差得太多，結果正中了毛的“拉一批打一批”“各個擊破”的計策，利用他們的私心，毫不留情地打擊了所有的人，讓每一個給別人製造“悲劇”的，又都成為另一個“悲劇”的主角。所以，拿他們的處境、表現及遭遇來和封建王朝的大臣相比，才會發現真是“何其相似乃爾”。拿這些事跡寫一部“演義”，活脫是又一出現代“開國功勳和立國皇帝間的恩怨”的戲文。在這種明顯的事實面前，我們在批判它時，為什麼總是還要拉德國人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來“陪斬”?萬一有一天，馬先生的哲學理論重新又獲得重視時(其實現在也並沒有真正被批倒過)，難道我們也願意給中國共產黨對民族犯下的這段罪行“平反”嗎?

　　再來看一下“文革”中出現的種種有代表性的現象，幾乎無一不是可以從本國歷史上找到相似之行為的。所謂的“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其權力之大遠在合法的中央政府之上，但其名之不正和言之不順，正好拿來和武則天以及其後某些朝代用來排除異己的特務組織對應;“文革”開始階段，由共產黨高乾子女組成的“紅衛兵”組織，打出“老子英雄兒好漢”這樣典型封建主義繼承論的法統思想，帶頭引發對所謂“出身不好”的人的任意毆打直到殺害，以不可一世的氣焰，到全國各地去煽風點火、指手劃腳。他們的行為，完全是封建王朝時代各種“衙內”的 “蠻不講理”“隨心所欲”的翻版升級;學生“破四舊” 的愚蠢狂暴，可以和兩千年前，項羽的軍隊“火燒阿房宮”作聯想;“打砸搶”則是大多農民“起義軍”，只要不加約束，就一定會發生的行為;至於“奪權”和 “派性”“武鬥”，則更是歷代中央政府癱瘓之後，所必然會出現的現象;而在文化精神領域裡的“打倒百家，只樹一幟”的作為，和秦始皇 “焚書坑儒”的動機完全相同，只是嚴重後果擴大了不知多少倍而已。到此為止，上述種種從上到下(領導到群眾)的行為，已經構成一幅全面而典型的封建社會亂象。有人將這一切都歸罪於“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此之前，統治中國十七年所造成的後果”。這未免高估了他們的能量，或貶低了傳統文化對民族行為的影響力。我們不是經常強調漢族文化的力量，連成功地征服了漢人的異族統治者都改變不了，甚至自己反而被同化溶合嗎?而毛和他的共產黨，還根本不是馬克思派來入侵的異族人，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能改變自己民族的行為，這種說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所以，要是批判“文革”不和自己的文化結合起來檢討的話，就像情朝末年的“革命黨”或後來的共產黨，把中國不振的全部責任，都推到滿清或國民黨政府的腐敗身上，而不去進一步追究封建傳統文化中，某些“製造腐敗”的根源。除了逞一時口舌之快，卻並不能防止自己走向同樣被人民唾罵的結果一樣，是達不到“懲前毖後”的效果的。

　　其實，共產黨也發動過一些用意良好的全民運動，如“學雷鋒”運動。在運動中，所有國家領導人都出面支持，中央直接發文件，開動所有宣傳機器，還要層層樹立具體“標兵”榜樣，不可謂不認真努力。但除了表面上熱鬧了一陣子外，長期效果是極有限的。而“文革”中，許多過火的行動，非但中央沒有下過什麼贊成的正式指示“文件”，甚至還公開表示一點反對，結果反而越演越烈。很多越軌或極端愚昧的行為(如打砸搶和跳“忠字舞”、設“紅寶書台”之類)，都是自下而上地發揮出來的。這是什麼原因呢?惟一可以解釋的，那就是因為前者是少數人的主觀願望，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而後者卻是出於整個社會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識的反映。記得當初共產黨誇耀自己領導全中國人民推倒了壓在自己頭上的“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買辦階級，如果真是如此，應該承認是為中國人民做了大好事。可惜的是，帝國主義勢力是被趕了出去，官僚買辦階級也至少在一段時期內被消滅掉(也許現在又從新形成了)，而封建主義-這個最大最重最壓得中國人喘不過氣來的一座 “山”，卻從來沒被認真的搬過，最多只不過在上面鏟了幾鍬“土”(如頒布“婚姻法”之類)而已。“文革”正是毛澤東用他從歷史上繼承來的那點“帝王情結” 的“星星之火”，點燃了中國社會原本就存在的封建主義“乾草”，從而才能引起這幾乎毀了中華民族的“燎原之災”!這也許才是經得起任何推敲的結論。

　　今天，海內外的大多數中國人，仍然推崇中華文明，以此為榮並認為是解決當前社會種種道德危機的良方。筆者也有同感，但認為真是如此的話，這種文化一定要是敢於面對現實、承擔責任的文化，而不是只知道隱惡揚善、文過飾非、誇誇其談、為虎作倀、“事後諸葛亮”的文化。作為肩負繼承、發揚民族文化重任的知識分子，更有必要結合自己的歷史遭遇，切實檢討一下自己的缺失。而不要一味在被利用時，將自己看成是“民族精英”、“國之棟梁”。受到打擊時，又以為自己“懷才不遇”，是無辜的 “受害者”。在這方面，“文革”有很多值得思考、討論的地方。

　　“文革”實質是一場政治權力鬥爭，這是無容質疑的事實。但毛卻選擇以文化為“突破口”、拿知識分子“開刀”，這有他“聰明過人”的地方。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條“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觀念，對社會的影響很大。造成只要有相當學歷的人，不管他是否對社會有過什麼貢獻(如明朝末年那些只知道混在妓女堆里發表“高論”的名士)，就可以高高在社會之上，根本沒有群眾支持的基礎，相反還由於自然流露出來的，某些看不起普通社會大眾的態度而造成群眾的反感，所以總是將安全感寄托在政權的庇護上。他們一方面因為有用嘴和筆來宣傳、解釋、傳播精神文化，影響社會動向的絕對能力，但又是受到“個人自掃門前雪”“明哲保身”“危邦不住，亂邦不入”等，未必完全正確的傳統觀念影響最深，因而最不團結，最不能取得行動一致的階層。毛對這些特點看得很清楚，並且從延安開始，就用拉和打的兩手，將知識分子作為他“得心應手”的工具。讓一部分人作為“毛”附在共產黨的“皮” 上，替自己打扮成老虎去吃人和嚇人，而拿另一部分人當做“儆猴(社會大眾)”的“雞”。“文革” 是毛這種手段運用最突出的表現，他一方面利用一批像姚文元之流希望找靠山“飛黃騰達”的無良文人，為他製造必要的輿論。另一方面以反對“師道尊嚴”“學術權威”“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名義，將其餘的知識分子打入另冊，徹底剝奪了他們發出反對聲音的可能，得以製造出“全民一致擁護”的假像。毛的這種目的之所以能得逞，除了本身的操縱能力外，也因為他對中國知識分子整體的弱點太了解了。“文革”中將“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人)、右(派)”又擴大到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黑九類”，且不說這種分類法根本上之荒謬錯誤，但這些身分的大多數，在字面上至少是被那個社會公認為負面的。惟獨“知識分子”是個例外，不僅過去歷代奉行“學而優則仕”的政策，連共產黨不時也要肯定一下知識分子的作用，如果不是缺乏群眾支持的基礎的話，毛就不敢、也不會就這麼輕易做到的。正因為這種弱點，使得中國的知識分子的 “筆刀舌劍” 只能被極權統治集團所利用，而不能成為有群眾支持基礎的“民主代言人”-他們本來最應該、也最有資格擔當的角色。難道真是只能如此嗎?

　　筆者有一親戚，他有“複雜的海外社會關係”-一個“文革”中足以讓許多人由此倒霉的重要因素。“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正在一個地處南北交通要道的中等城市的科技部門工作，是一個“知識分子成堆” 的地方，而且他們的機關所在，馬路對面就正好是一所省重點中學-市紅衛兵的總部，本來這個機關和他本人都是最有可能受到“文革”衝擊的。只是他自小受到家庭薰陶和親人各方面的呵護，毫無“社會經驗”和“政治嗅覺”，也不懂“難得糊塗”的道理。“文革”前只知不斷向本職業務的難度挑戰而受到領導重視，和同事坦誠相待，既無害人之意，也無防人之心，連自己是“內控使用對象”都不知道。正是這種背景下，“文革”開始後，雖看不慣“破四舊”和“打砸搶”行為，但出於看到各級政府，竟然要把許多起來反對他們“的確存在的某些錯誤”的人打成反革命的義憤，居然帶頭出來“造反”，並成為這個系統造反派的總頭目。由於當初 “造反”的動機並無個人的任何野心或“公報私仇”的企圖，所以一切均以正面的政策理解和人性道德為準則，加上他的不懂“政治牌理”和“世故”(這在正常時期可能行不通)，只知合乎道德情理地處理一切，遇事總讓在場各方都處在理性的狀態下，反而經常獲得“無往不利”、“出奇制勝”的效果。結果這個機關原有的各級領導人，即使在被“奪權”之後的批判中，也幾乎沒有受到人身傷害，群眾之間從沒有發生過武鬥，而機關場所也沒有受到任何外來的衝擊破壞，還能繼續出一些業務成果。他本人也從“文革”開始到“四人幫”倒台後的整頓期間，歷經不同時期的政治環境，都“奇蹟”般地沒有受到任何打擊迫害，連所謂“講清楚學習班”都沒有被要求參加過，保持了完整的人格和尊嚴。這也許可以成為現實的“因果關係”的有說服力的實例，他無意中種下積極幫助周圍的人不(或少)受害之 “因”，收到了自己不被加害之“果”。這個絕對真實可考的例子是否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發：雖然知識分子個體並不都具備直接和極權抗爭的力量，但只要其中的大多數，意識到自己對民族和社會的責任，將一味“逆來順受”的消極被動，改成儘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積極主動發揮一點理性道德的影響，讓社會大眾在面對重大事件時，有善與惡、是與非的對比機會，相信大多數人都會作出正確的選擇(否則“民主”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了)，那麼，即使不能阻止“文革” 的發生，但至少可以將不人道、不理性甚至無知透頂的行為，減少到最低程度，自己也就不用老是扮演要被同情的“受害者”角色了。

　　正是由於中國的知識分子，總是將自己的立足點寄予統治政權而不是人民大眾(真正民主的主人)身上，當政治出現不穩時，他們中間的一小部分，直接投靠當權者，極盡 “搖旗吶喊”“推波助瀾”“助紂為虐”之能事。而大多數比較正直不願“同流合污”的(或者還有一些想“進身”而不得其門的)，馬上就失去了“靠山”而感到 “孤立無援”，只能“噤若寒蟬”“任人宰割”或有可能的話“周遊列國”去了。而這兩者都起不了“知識分子應具有一定的良知，對社會的不公正和現存價值具有批判精神”(西方字典中對“知識分子”的定義)的作用。所以，對這場幾乎全民參加的“不民主運動”之所以能發生，並可以持續十餘年之久，從“嚴於責己，寬以待人”的角度，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有作自我檢討的必要的。

　　事實上，每一個民族的精神文化，主要是靠知識分子來繼承，詮釋，發展和傳播的。在這個過程中，知識分子要擔負“去偽存真”“棄其糟粕，取其精華”的重任。如果說文藝是社會精神面貌的反映的話，那麼在中國總是大行其道而廣受歡迎的描寫歌頌帝王將相或“清官”的文藝，不正證明他們所期望的，其實只是要一位聖明的皇帝和“包青天”那樣為民作主的“父母官”而已嗎?而這些帝王或“清官”，無論他們有多麼大的才能或貢獻，但行為準則上都肯定是和現在宣稱要實行的“民主”制度背道而馳的。這裡面反映出的作者(知識分子)和讀者或觀眾(社會大眾)之間的供求互動關係，可以認為中國之所以至今擺脫不了專制極權的統治，絕不是因為共產黨或它之前的歷屆政權的強大，而是整個社會從上到下，都還沒有從和民主格格不入的傳統封建思想的桎梏中解脫出來。“八九民運”中出現的，那些諸如 “文革”式的口號，和“下跪請願”之類、讓只能和“文明”“尊嚴”“自豪”等聯繫在一起的“民主”感到尷尬的行為，更進一步為上述論點提供了論據。而這個責任，在有“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傳統觀念的社會裡，應該主要由誰來負是很清楚的。

　　三十年後的今天，中國大陸又面臨一個選擇自己前途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走自己的封建主義老路，早已被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了。走西方的，連他們自己的學者都認為只是“第二好”的資本主義民主道路嗎?實在不能想象中國的有識之士，會相信“中華文化加上一人一張選票就等於民主”這個公式的。作為一個有數千年悠久歷史和十幾億人口的國家，其出路應該、也只有從自己的文化中去找。但願“文革”這場以犧牲了無數傑出人才、葬送千萬有為青年的前途和無法計算的經濟損失為代價的浩劫，能激起中國人認真檢討自己文化的勇氣，讓優秀的中華文化一洗幾千年來不斷沾染上去的污垢，以其真正內在的“博大精深”的特點，為自己國家和民族找到一條切實可行的 “光明之路” ，再以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優勢，必將重新煥發出它應有的光芒。這才是我們對祖先和所有因國家和民族災難而犧牲的同胞們的最好的緬懷，和對自己千秋萬代的子孫們最負責任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