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勵之是中國大變革的“第一推動力”？

蘆笛

方勵之先生辭世後，“民運“領袖們競相諛墓，其中以嚴家其與高皋伉儷合著的《方勵之是中國大變革的“第一推動力”》最為別致，堪稱獨擅勝場。文章說：

“可以說，中國大變革的“第一推動力”就是方勵之在1989年1月6日給鄧小平寫信‘要求釋放魏京生’，並由此觸發了‘天安門學生運動’。

1989年天安門學生運動，是當代中國劃時代的事件。這一事件一方面撕開了‘人民共和國’的面紗，暴露了鄧小平是‘中國最後一位皇帝’專制獨裁的真面目，另一方面，正是由於全世界對鄧小平‘六四大屠殺’的譴責，促使鄧小平最後放棄‘共產主義’，使中國走上了‘共產黨專政下非共產主義化’的道路。可以說，沒有方勵之，就沒有1989年天安門運動，也不會有1989年後中國‘非共產主義化’的大變革。方勵之是中國大變革的‘第一推動力’。”

這段話的論證思路非常淺顯明確，任何人都不可能誤解：1989年以來中國發生的“非共產主義化”是歷史大變革，而這變革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方勵之觸發了六四大屠殺，在全世界人民暴露了鄧小平的真面目，引來全世界譴責，促使鄧小平放棄了共產主義，使得中國走上了“非共產主義道路”。方勵之既是這一連串因果鏈的初始原因，當然就是中國大變革的“第一推動力”。反過來，如果他不觸發六四大屠殺，那麼當然也就不會有後面這一系列“壞事變好事”的良性變化了。所以，大屠殺是中國大變革的推動力（雖然不是“第一推動力”），而方勵之的歷史貢獻，就是作為“第一推動力”，推動了大屠殺的發生！

關於六四，本人寫了本25萬字的《六四功罪》，放在網上讓人免費下載。該書主題就兩個：譴責共黨的“屠民治國論”，以及批判學運領袖信奉的毛共“鬥爭哲學”。針對後一個論題，我反覆指出，八九學運不是什麼民主運動，而是中共革命的餘緒。運動的領導者與參加者對西方民主毫無了解，運動毫無公民權利訴求內容，指導思想完全是毛共的“鬥爭哲學”，具體策略則沿襲了毛共當年在國統區搞的“合法鬥爭”，其目的不是通過有節制的理性鬥爭，達成對人民有利的妥協，而是暴露中共的兇殘本質。

不但柴玲當年把這點說得清清楚楚：

“我們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讓政府最後，無賴至極的時候它用屠刀來對着它的，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們真正才能團結起來。”

而且，二十多年後，著名的“民運理論家”嚴家其先生還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毛共的“屠民治國論”，隆重推出了“屠殺動力論”與“屠民變革論”，雄辯論證了中共大屠殺是促使中國走上非共產主義道路的動力！

1969年，中蘇在珍寶島爆發流血衝突。國內公映了《蘇修在黑龍江和烏蘇里江上的挑釁》的新聞紀錄片，其中有這樣的場景：江中心主航線我方一側七里沁島上，全體民兵出動，人手一隻大木棒，用木棒痛打入侵的蘇軍的坦克與裝甲車。我黨的意圖一望即知：我方是手無寸鐵的平民，你方是武裝到牙齒的正規軍，我以平民對你的正規軍，看你怎麼辦？你敢殺人麼？殺了咱們的平民最好，讓全世界人民看看你們的兇殘面目和反動本質，用鮮血擦亮人民的眼睛！

這種無比下作、滅絕人性的龜孫子兵法，讓二十剛出頭的我看了從頭冷到腳，從此徹底打消了對我黨一切幻想。沒成想當年“學運背後長鬍子的人”如今還專門出來論證，這麼做就是偉大光榮正確的，只要中國能發生大變革，哪怕是蓄意觸發中共瘋狂屠殺百姓也是應該的。方勵之正是因為推動了大屠殺，才促使中國發生了良性的大變革，所以才能青史留名，萬古流芳！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此何人哉！

這種“理性論證”透出來的鐵血心腸（不說是毫無人性吧）姑不論，先看看理論家的邏輯。請問作者：大屠殺對“中國大變革”，到底是必要條件呢，還是充分條件呢？所謂必要條件是說，如果沒有大屠殺，中國就不會發生走上非共道路的大變革；而所謂充分條件則是說，只要發生了大屠殺，中國就一定會發生這個大變革。

我想，兩位再是鐵血心腸，恐怕也不敢認為大屠殺是大變革的充分條件吧？可惜，大作的整個立論基礎，就是認定了大屠殺是中國進步的必要條件——若兩位認為沒有大屠殺，中國照樣會進步，則方勵之也就不再是“中國大變革的第一推動力”了，弄不好還得是歷史罪人，是不是？既然如此，敢問二位：今後中國要繼續進步下去，徹底脫出共產道路，轉為民主國家，還得需要多少次大屠殺，以及多少個蓄意挑起它們的“第一推動力”？你們又準備犧牲多少無辜中國百姓？

任何一個過來人都知道，這些謬說完全顛倒了真實的歷史。八九學運前的中國，是1949年以後最有希望的時期。不但國家在胡趙體制的主持下，開始了一系列經濟改革，而且實質性政治改革即將出台。當時中共不但已經開始試行“黨政分開”，據戴晴披露，他們還準備把“四個堅持”從憲法中拿掉。在中共願意主動改革之時，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都該補台，不能添亂，遑論拆台。可方勵之先生卻以其一系列譁眾取寵的輕狂舉止，煽起了兩次毫無必要的學潮，生生斷送了中共建政以來絕無僅有的這一健康局面。

1986年底，科大學生為選學生代表起鬨，方勵之火上加油，在學生集會上公開煽動學生起來鬧事，胡說什麼：“民主不能靠自上而下的恩賜，而要靠自下而上的鬥爭。”那個講話立即被學生寫成傳單，寄到全國各大學，短期內就在全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學潮。那次鬧事的結果，是胡耀邦下台，他與劉賓雁、王若望、吳祖光等人被開除出黨。

胡耀邦的下台，給改革大業帶來了第一個沉重打擊。對方勵之的這一歷史功績，王丹先生作了充分肯定，在其追悼文章實事求是地指出：“方先生1986年擔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時，直接推動了86年的學生民主抗議活動。”按“民運”領袖奇特的邏輯，把胡耀邦鬧下台，當然也是對“中國大變革”一個推動。只是他們縱是利舌如簧，想來也無法解釋方先生為何會對鄧小平那陰森森的警告無動於衷。

86學運後，各大學傳達鄧小平講話。老鄧殺氣騰騰地說：“我們不怕流血！”“抓了一個魏京生，我們的國際形象照樣好！”（後來那講話被收入《鄧選》，但這兩句話被極大地柔化了，魏京生的名字也改成了“某些人”。）我當時就被嚇得全身血液都凝固了：憑我對偉光正的了解，我知道中共可是“說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為了人民立功勞”的，那話絕非虛聲恫嚇。正因為此，八九學運爆發後，我從一開頭就預見到中共一定會鐵腕鎮壓——老鄧早在兩年多前把這前景說得朗如天日了。

然而方先生卻絲毫沒受到驚嚇，非但不戒慎恐懼，反思一下他譁眾取寵的煽動言行已經造成的嚴重惡果，以及很可能在未來引出來的血腥後果，反倒更加躊躇滿志，意氣風發。作為中國的異議人士領袖，方先生要比後來的劉曉波、艾未未等風光百倍。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非常善於製造轟動國際的重大新聞。

1989年年初，方勵之給鄧小平寫信，說該年是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又是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由它所標誌的自由、平等、博愛、人權已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尊重”，因此建議“在建國四十周年的時候實行大赦，特別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樣的政治犯”。他除了通過正式與非正式的途徑向中共投遞了這封信外，還把抄件給了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的代表林培瑞，後者將它翻譯為英文交給外國記者，於是方勵之便成功地又一次轟動了國外傳媒界。如嚴氏伉儷準確指出的，這一公開信在國內的廣泛流傳，觸發了幾個月後的“風波”。王丹先生也承認，方是八九學運的精神領袖。

六四槍響，方氏夫婦才痛苦地發現了他們的失算——原來共黨傳授給百姓的“合法鬥爭”是用來對付有道德底線的國民黨的，並不能拿去對付什麼下作事都幹得出來的共產黨自身。可惜正因為從夢中突然嚇醒，方氏夫婦又跳到了另一個極端，自驚自嚇，毫無必要地逃往美國大使館避難，使得他輕易掙來的名聲遭受了重大損失。

方先生的個人損失無足道，令人切齒的，是中國人民為他和其他學運領袖的輕狂付出了沉重代價：數百乃至數千無辜平民倒在獸軍槍下，大批無辜志士遭到逮捕、判刑甚至處決；以趙紫陽為首的黨內改革派一垮到底，大批精英出亡國外；中共被“動亂”嚇破了膽，從此成了驚弓之鳥，行將出台的政治改革方案就此凍結；朝野之間喪失了良性互動可能；中國就此錯過了和平民主轉型時機，原來向各種可能性開放的改革，蛻變為官僚集團對國有資產的瘋狂掠奪，最終建成了今日的權貴資本主義國家，造出了一個巨無霸式的阻礙政改的既得利益集團，讓中國就此陷在僵局裡，迄今尚看不到一絲堅冰融化的希望。不意這種社會轉型中遭受的重大挫敗與畸變，竟被嚴、高二位大讃大頌，譽為“歷史大變革”！

更令人遺憾的是，對於他先後兩次闖下的大禍，方先生竟然至死無悔。如果說他在第一次學潮後尚不吸取教訓，是因為低估了中共的兇殘，高估了自己的聲望與能量，那麼，在六四大屠殺發生，他和李淑嫻親眼見到了共產黨並不是他想象中的那個紙老虎，而是什麼罪行都能犯的瘋狂野獸之後，總該萌生起碼的“責任倫理”觀念，沉痛檢討以“鬥爭哲學”去對付共黨是否適宜，而他在這一民族悲劇中應該承擔什麼責任吧？在我看來，這是任何一個有最起碼良知的知識分子都該有的內省本能。

然而方先生卻沒有。他從美國使館出來後，去英國當了半年的訪問學者，曾在當地的學人集會上講過話。那陣子海外學人還沉浸在中共大屠殺激起的悲憤之中，對我黨深惡痛絕，根本就不是如今這些海外黨衛軍。但即使如此，與會者仍然對方教授臨難先遁、望風而逃、把被他煽動起來的人民扔在血泊中的卑怯行徑深為鄙夷，在會上提了若干尖銳問題，質問教授為何要逃入使館，而不與被他煽動起來的人民共命運，搞得教授狼狽不堪，只好解釋，這種事在歷史上已有先例，梁啓超也曾逃入日本駐華使館，云云。

方先生不知道或是方便地忘記了，康梁在百日維新中當然也是輕狂肇禍者，但畢竟與他有個本質區別——人家並沒有煽動百姓起來鬥爭，為自己爭取民主。戊戌政變只是殺了“六君子”，雖然那些人也是受康有為謀反密謀連累的無辜替罪羊，但犧牲者的數量比起六四來簡直不值一提。何況康梁雖然逃走了，還有個譚嗣同敢做敢當，在慈禧太后獲悉他們的“圍園殺後”密謀前拒絕逃走，在家坐待公差上門。方先生更沒想想，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逃入使館並得到美國人的庇護。在煽動年輕人與歷史上最兇殘的統治者起來鬥爭前，任何一個天良猶存的人都得想到這個問題。當初輕狂不更事，忘了這點情猶可恕，在踏着百姓的鮮血逃出生天后，再不沉痛反思，對犧牲者、受害者以及歷史做個誠摯的交代，那就只有鐵石心腸才做得出來的事了。然而直到方先生辭世，我們都沒有等來他的懺悔。

不幸的是，“民運”領袖中就是不乏這種鐵石心腸者，在其悼文中，嚴氏伉儷最後說：

“方勵之和他夫人李淑嫻在1989年進入北京美國大使館，是為避免遭受迫害而迫不得已的行為，在‘六四大屠殺’後幾天、在隨意搜捕和殺害人的特殊情況下，方勵之、李淑嫻的行為是完全正當的行為。方勵之、李淑嫻都是為了中國的民主自由、為了科學事業奮鬥一生的人，他們是對中國、對中國人民、對科學事業作出了傑出貢獻的人。”

貪生怕死當然是人類正當天性，誰也不能指責。但已所不能，勿望於人，自己怕死，就得也為別人怕死。既不能率先垂範，冒死犯難，就該深知自己沒有煽動他人“鬥爭”的道義資格，否則就連中共當年的烈士都不如。在為中國社會和平轉型帶來難以逆轉的挫敗後，還要罔顧事實，“反敗為勝”，硬把它吹成“歷史大變革”，把為中國、中國人民作出了傑出負貢獻的不仁、不義、不智、不勇的輕狂禍國者捧到天上去，那就更是只有偉光正才做得出來的事了。敝人屢屢指出，許多所謂“民運”領袖乃是如假包換的毛共餘孽。嚴氏伉儷的大作就是最新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