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人民網 http://cpc.people.com.cn/18/n/2012/1114/c350837-19582905.html

[2] 以下引用來自趙京：“斯賓諾莎《神學政治論》再考”。最初發表於《比較政策評論》2001年 http://cpri.tripod.com/cpr2001/spinoza.html 後收入《安那祺主義：理論與實踐》，ISBN: 978-0-557-01635-8，2008年第一版。

[3] 後來洛克在《政府論》（1689、1690年）中更明確地發揮了政教分離的思想，而且在英國，客觀上有條件實踐這個原則。

[4] “三個代表”垃圾論的提法，據說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楊尚昆、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楊白冰兄弟，據說他們因此失權。興許，把“三個代表”歸結為新“三座大山”更貼切一些，因為它實際上把中國革命的主要成果出賣了。

[5] 1989年“六∙四”事件之際，中國科學院院長盧嘉錫正在大阪大學訪問。他不僅讚揚“八九”民主運動精神已經超越“五∙四”，還糾正在會的同學們：“鄧小平不是老糊塗，而是發瘋了！”。由此可以看出當時有良知的中國人的普遍感覺。見趙京：“如何翻過當代中日關係史上最黑暗的一頁”http://cpri.tripod.com/cpr2012/64-sino-japan.pdf

[6] 一時找不到更合適的政治詞彙。官方廣為宣揚的他的一個叔父早年參加共產黨，但對他本人和其父親1949年前的背景卻語焉不詳。當然，作為一個公民，他的出身不應該妨礙他投機政治，但如果沒有那場民族悲劇，他會從地方大臣退場，過一個有人性的老年退休生活，不至於對中國社會帶來多大危害。

[7] 隨便提一句：趙紫陽本人胸無大志，沒有管好自己的兒子和“智囊”，是導致個人和中國的悲劇的重要原因之一。八十年代初，趙紫陽剛當上總理，人們都看好他的前途。有一天我去北京航空學院見我的高中同學，他突然指着一個人說：“看！那是趙紫陽的兒子，剛從南昌航空學校轉學來。”當時的中國，社會風氣尚算簡樸，趙紫陽讓自己的兒子從一個普通中專“轉學”到很好的大學，使我想到占這種小便宜的趙紫陽頭腦單純，沒有準備可能的政敵攻擊。我的預感在1989年“六·四”事件不幸成真後，又使我意識到：一個不占“小便宜”（不貪婪）的官僚其實反而爬不上去了，因為那樣做背叛了他所在的統治階級，上司、同僚們會忌諱他。所以，我對後來的兩個總理的“反貪、清廉”神話，都一笑置之。他們的兒子都在他們直接管轄下的中國金融行業“大顯神通”，就是一個證明。

[8] 更形象的說法是“不管黑貓白貓，捉住耗子就是好貓”的“貓論”。

[9] 這個悲劇的發生有許多原因，但從其直接政治權力落入什麼樣的人的手中這個結局來看，這個悲劇是有可能避免的。

[10] 陳雲就很忌諱這個說法，一再否認中國存在新官僚階級。

[11] 我在清華大學因為力圖推進1980年後被停掉的學生會差額選舉，被斷定為“有改造共產黨企圖”，畢業時被取消預備黨員資格、發配蘭州，這個經歷使我對政工幹部的印象不佳。不過，胡政治輔導員最終沒有賴在中央軍委主席的位子上，至少顯示出不怕清算的勇氣和正常人判斷，值得表敬。我們當然不可能知道原因，也不感興趣探究內幕。如果是與趙紫陽放棄在中國政治上東山再起的企圖一樣，他也因為知道自己的無能為力而放棄，這也很難得。

[12] 順帶提及：中國的官僚階級的可怕、可惡，倒不是今天中國的特殊現象。除了韋伯對國家社會主義（當時的布爾什維克）制度下官僚階級的預言（見趙京譯《社會主義》ISBN: 978-0-557-01998-4, 2010年），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冊（素麥維克節錄，曹未風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也有很貼切的紀錄。古埃及“杜亞夫的教渝”：“我見過挨揍的人，...我見過在強迫勞役以後被釋放了的人，...石匠想盡辦法找工作，什麼硬石頭都不管。石頭雕完了，他的手臂也毀了，他的力氣全用完了。...還有在田地上工作的人，...也是精疲力盡、無法形容。...工廠里的織工，比什么女人的命運都更悲慘。...打魚的人又怎樣？他不是在河上生活，成天同鱷魚打交道嗎？...你聽我說，隨便做什麼工作都要聽人使喚，除了當官。當官的人是使喚人的。” 而中國的官僚“也象古代埃及的同行一樣執拗，想盡辦法占據着這種騎在別人頭上的地位，甚至西方文化的衝擊都沒有動搖過他們。舊式的科舉已經廢除了，但是這些官僚們還是可以用一張芝加哥大學的或倫敦經濟學院的文憑在農民面前作威作福。”（第103-104頁）

[13] 其中一個主要的指標是人道地解決由“三個代表”暴發戶本人一手造成的法輪功鎮壓問題。

[14] 首先從公布“六·四”歷史事實、公正人道地恢復受害者權益開始。連梯也爾政府幾年後都能對巴黎公社參與者“大赦”，中國共產黨為什麼23年後還不願、不敢、不能承擔歷史責任呢？說起來，除了幾個靠人血饅頭成名、得到日本國家權力（國立神戶大學）、美國政府幫助的唯恐天下不亂的敗類，連參與鎮壓的儈子手都願意公布“六·四”事件的真相。

[15] 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創始人陳獨秀在“我的根本意見”中，“最後已經放棄了列寧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回到/達到民主自由的社會主義的立場。”見趙京：“陳獨秀：問題、思想以及“復興”的可能”,收入安那祺主義文庫 R-6《鮮為人知的俄國革命》，ISBN: 978-1-4583-0411-7,2011年。

[16] 例如，南斯拉夫的德熱拉斯在《新階級》（陳逸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63年，北京）中早就反思過。序：“當我對於當代共產主義現實愈來愈遠時，我就愈來愈接近民主社會主義的觀念”（第2頁）。第六章 對思想的專制統治：“馬克思與恩格斯理論與眾不同之點，並非由於他們所提出的理論的本身，而卻是由於他們運用這些理論時所用的方法。他們不承認同時代人們思想里的任何科學及進步的社會主義的價值，常常一古腦兒稱之為‘資產階級的科學’；這樣一來，一切認真的討論和研究都被他們預先阻止了。”（第111頁）“馬克思、恩格斯兩人進行本身的工作，並不了解同時代的許多最重要的思想，也輕視他們同一運動內部所有與他們相反的意見。…馬克思、恩格斯對付他們在社會主義運動里反對者的辦法完全是憑凶暴與不容異說。這對於蒲魯東的社會學來說也許是不重要的；但對社會主義及社會鬥爭的發展來說，特別在法國，卻是非常重要的。同樣的情形也可適用到巴枯寧。馬克思在他的《哲學的貧困》一書裡，除了把蒲魯東的意見一筆抹煞外，他又輕蔑地說了好多的題外話。他同恩格斯兩人以同樣方法對付德國的社會主義者拉薩爾以及他們自己運動內部的其他反對派。”（第112頁）

[17] 除了上面提及的《新階級》，在安那祺主義文庫 R-6《鮮為人知的俄國革命》（ISBN: 978-1-4583-0411-7,2011年）一書中，我翻譯、介紹了馬赫諾運動，也引用了已經議成中文的基於解禁的蘇聯原始檔案的《蘇聯歷史檔案選編》、《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納烏莫夫、科薩科夫斯基編，任建華等譯，人民出版社，2007年）、《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蘇聯歷史專題研究（1917-1991）》（沈志華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等大量新資料。

[18] 關於國際工人協會（也被簡稱為國際，即國際歌中的“英特納雄耐爾”）幾乎所有的中文文獻和引用都持同一論調，來源於為列寧主義政治目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服務的馬克思教義（所謂“馬克思列寧主義”）。除了直接參與者馬克思以及後期為了排擠巴枯寧派進入國際的恩格斯、拉法格（馬克思的女婿）的文章，別的翻譯成中文的資料，例如，根據俄共（布）中央出版社1934年版譯出的《第一國際巴塞爾代表大會（文件資料）》，都宣示出對國際中所有非馬克思派、特別是馬克思以外的各社會主義潮流的敵視，曲解了國際的精神和基本原則。國際的精神和基本原則主要體現在世界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度的歐文式社會主義（工聯主義）和最先進、豐富的歐洲大陸社會主義發祥地法國的蒲魯東式社會主義（安那祺主義），被後來者正確地稱為anarcho-syndicalism安那祺-工聯主義，也多少帶有對被資產階級出賣的法國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精神7的嚮往。如恩格斯承認的那樣，正是因為“有一個不致把英國工聯派，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魯東派以及德國的拉薩爾派拒之於門外的綱領”。（引自趙京：“國際工人協會的精神和基本原則”，2012年９月３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international.pdf）

[19] 巴黎公社是社會主義運動歷史上的里程碑，所有的社會主義流派都在此一顯身手，所有後來的社會主義流派都為此滔滔不絕地辯論、誤導，都以此指導、修正、影響自己的實踐。其中最主要、最有影響的見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流派，特別是在中文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巴黎公社的見解是唯一的話語源。可以說，正是在巴黎公社的立場上，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和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 政治理論。（引自趙京：“巴黎公社悲劇的意義”，2010年11月8日第二稿。http://cpri.tripod.com/cpr2010/paris.pdf）

[20] 趙京：“國際工人協會的精神和基本原則”。

[21] 趙京：“巴黎公社悲劇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