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 多數中國人認為分封必亂，舉例有三，漢景帝之亂， 西晉八王之亂， 明朝朱棣之亂。 其實裡面大有爭論的餘地。 這裡只談明建文逼反朱棣。

朱棣篡位後，繼續了建文削藩的政策，但只削實權，不削待遇。朱棣之後，明朝諸王實際被圈養在封地，成為另一大禍害，但朱棣削藩成功之舉，至少說明只要措施得當，削藩也不是不可能的。 不說削藩，武帝小小推恩令就在分封諸王和諸王諸子之間打進楔子。

從大局而言，即使分封，中央有大義名分，實際勢力也強於地方。 地方諸藩野心再大，在諸藩都有一部分實力的情況下，實力遠弱於中央。所以從幾率而言，奪權成算並不高。 如果有人認為中國人個個野心極大，不管成功成算，只要是藩王就必然要造反，那麼至少要問為什麼中國能孕育如此多之“豬頭”。 一般而言， 我覺得即使野心家也還多少有點理智，總還要盤算成功的可能，成了得到什麼，敗了有失去什麼， 各有多高的可能。 越是神明英武之人，大概就越不會輕舉妄動。

朱棣奪權，一大依靠兀良哈三位，另一大依靠是寧王諸軍和朵顏三衛。

寧王朱權多才善謀，雄心遠圖。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 十三歲的他被封為寧王，二年後到北方邊境的軍事重鎮大寧（今內蒙古寧城就藩，「帶甲八萬，革車六千，所屬朵顏三衛騎兵皆驍勇善戰」。 1399年建文畏懼寧王助燕，詔寧王入京而寧王不從。 才有燕王和寧王見面， 燕王趁寧王出城為他送行伏兵夾持寧王，收大寧駐軍和朵顏三衛（蒙古騎兵）為己用。 如果寧王站在建文這邊，燕王還有多大把握造反呢？

分封制的要點是平衡和互相制約。 建文削藩，一味唯力是從，過激過快，不給被削者任何退路, 洪武三十一年五月朱元璋去世，七月建文廢周王庶人，元年四月廢齊，湘，代三王為庶人，湘王舉家自焚，六月廢岷王。 建文做事太絕，削藩常常望風捕影，名不正言不順（比如削周王，湘王），逼得諸王無路可退。

洪武末年駐守北方邊境的九位邊王（遼，寧，燕，谷，代，晉，秦，慶，肅）， 遼王為建文招到北京，改易荊州， 寧王為燕王所夾持， 谷王在1402投降燕王， 代王被建文所廢， 老晉王，老秦王都在建文登位前病故，慶王封在寧夏，肅王於建文元年自請內徙， 在某種意義，燕王坐大是建文搞出來的，也是建文逼出來的。

燕王能造反，一則是建文一系列措施讓他能打出請君側的旗號，爭取到諸王的中立，二則是北方沒有能制衡他的軍力。 建文提拔文臣過急過快，疏遠武人，讓武人感覺沒有出路，某種意義讓燕王把皇位之爭變成諸王生死之爭，文臣武臣之爭。

如果沒有這些，燕王未見得敢於發起造反。

當然，建文還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措施，比如放還燕王三子，讓燕王沒有後顧之憂。 建文如果能改封燕王諸子到南方，也比放他們會北京好得多。

日本封建時代多有人質制度。 有人說野心家從來不顧及親屬生死，人質制度是件沒有用的制度。 但日本人質制度不只是用親屬生死要挾野心家，它還有一個微妙的功能， 即當野心家要造反的時候，幕府可以廢大名，讓大名嫡子繼位。這等於對大名屬下提出了一種保證，讓他們有新的效忠對象。

造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如果一個世界只有兩個野心家，也許衝突是必然的。 如果一個世界上有三五十個野心家，中央有大義名分，那三五十個野心家也許都要權衡自己成功幾率，壓抑自己的野心。 如果野心家首先還有一大批野心家，那麼多數情況下，野心家造反是件成算不高對自己相當危險的事情。

很可惜，中國沒有多數人明白這個道理。 建文帝的臣子非要把幾十個野心家壓縮成兩個野心家的局面，只能說是可悲可嘆的一件事情。 政治運作需要耐心，需要經驗，需要自律，很可惜很多文臣缺少經驗，缺少耐心，缺少自律，志大才疏，言高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