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會轉型嗎？ —我在中國的5座監獄

第十六章 中國轉型的難產

美國聯合航空公司（UA）的班機2003年1月24日下午5點從北京起飛，到達芝加哥的時間是2003年1月24日下午4點，因為芝加哥同北京存在着14個小時的時差。

在飛機棧橋的另一端，美國國務院的馬克•柯樂（Marc Koehler）先生向我表達了熱忱的歡迎。馬克•蘭博特（Mark Lambert）先生將於明天返回北京的美國大使館，現在由馬克•柯樂先生陪同我立即飛往紐約。我向陪伴我跨越了兩個半球的辛苦的馬克•蘭博特先生表述了深深的謝意。

在前往紐約的飛機上，馬克•柯樂先生對我說，今後我在美國的身份有3種選擇：政治庇護、永久居民（綠卡）、美國國籍。我禮貌地表示：我仍然準備將來返回中國從事政治活動，所以我不打算取得美國國籍；“綠卡”對我似乎也沒有特別重要的實際意義；目前我擁有政治庇護身份就可以了。

馬克•柯樂先生又告訴我：美國的哈佛大學想邀請我做訪問學者，不知我是否願意。我表示樂於接受邀請。

到了紐約，我在曼哈頓中心地帶的一家旅館住了一些天。離這家旅館兩個街區，就是著名的帝國大廈。它是一尊100多層、400多米高的尖頂建築，在世界貿易中心被殘忍地撞毀之後，它重新成為紐約的最高建築。從帝國大廈再過去幾個街區，就是紐約最繁華的商業區，或許也是世界最繁華的商業區。在那裡，市場經濟的巨大能量和自由社會的旺盛活力交織成一幅生動的圖畫。當然，這一切絕不是完美無缺的，人們不需要對此頂禮膜拜。

2003年2月6日，我從紐約到哈佛大學的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擔任訪問學者。哈佛大學在優雅的波士頓城旁邊。從某種意義上講，波士頓是美利堅合眾國的胚胎。18世紀建立美國的獨立戰爭就起源于波士頓地區。哈佛校園的一處廣場，就是喬治•華盛頓就任民軍總司令的的地方。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20世紀30年代至80年代美國最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之一。早在高中時代，我就閱讀過翻譯成中文的費正清的著作。費正清的壽命似乎也可以同中國的長壽術相媲美：他在90多歲的高齡去世，這在西方人中是罕見的。

2003年2月的最後一天，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為我舉辦了一場專題研討會。研討會的前半部分由我演講，我的演講題目是：中共十六大的政治安排和中國政治改革的前景。我強調：中國新的領導層完全沒有政治改革的任何方案。在新的領導層中，雖然有少量溫和人物，但是大部分仍是保守分子。所以，國際社會需要更有力地支持中國的民主活動分子，推動中國的民主轉型。

研討會的後半部分由聽眾提問。這時發生了兩個有趣的插曲。

一位來自親共的哈佛大學中國學生會的先生，請我談談對中國新的領導人胡錦濤和曾慶紅的評價。他提出胡錦濤的名字並不奇怪，但是提出曾慶紅的名字卻別有針對性。曾先生在中國新的領導層中，實際上處於政治權力僅次於胡錦濤的重要位置。他作為江澤民的主要支持者，同胡錦濤的政治關係十分微妙。這個精力充沛、經驗豐富、熱愛權位的人，將對中國的政治進程發生非常敏感的作用。我同曾先生有過交往。親共的提問者顯然不是從學術興趣出發，更像是替中國的有關機構做政治性的探詢。

更生動的插曲還在後面。

一位哈佛的中國訪問學者舉手要求提問。會議的主持人、一位美國教授向他做出了同意提問的手勢。此時這位訪問學者身旁的一位中國女士低沉而明確地對他說：“我是中國國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員，希望你現在不要提問”。於是這位先生謝絕了主持人的提問許可。

研討會結束後，幾位美國、日本、台灣和中國的聽眾留在會議室，同我繼續交談。那位神秘女士的座位離我大約有7米或8米。這時她將自己的大衣抱過來，放在緊挨着我的座位的另一張椅子上，然後佯裝到室外去吃主辦單位提供的便餐。我猜想，身旁的這件大衣里或許隱藏着錄音裝置。

很久以來我就聽說，中共政權在美國的特工活動十分活躍。由於哈佛大學在美國知識界的突出地位，它也成為中國的特工活動的重點對象。但是，今天的特工跡象卻不比尋常：實際上是半公開的。這是中共政權在向我發出信號：儘管我離開了“社會主義祖國”，“黨和政府”並沒有放棄對我的關注。

2003年3月19日，美國發動了對伊拉克的軍事打擊。這場戰爭無論是在美國國內，還是在國際社會，都引起了不小的爭議。

爭議的一個焦點是：民主國家有沒有權利對危險的尋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國家或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實行先發制人的軍事打擊？

一般地說，民主國家似乎不必等待恐怖主義團伙一次又一次地製造“9•11事件”，然後被動地一次又一次地組織反擊。民主國家似乎更不必等待某顆導彈運載着化學、生物或核裝置，在世界的某個角落釀成慘禍，然後再來制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恐怖主義分子和流氓國家既沒有中世紀的騎士風度，也缺乏19世紀的貴族品格，它們不準備事前下達戰書，無視一切規則的突然襲擊是它們的鬥爭手段。從這個意義上講，民主國家對它們的危險動向進行先發制人的打擊是必要的。

迄今為止還沒有在伊拉克找到開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支持恐怖主義的重大的直接證據。無論伊拉克在將來的歷史教科書中能不能成為先發制人的合適例子，似乎沒有充分的理由否定先發制人的戰略原則。先發制人並不是僅僅為伊拉克發明的。

爭議的另一個焦點是：民主國家有沒有權利對極其惡劣的極權國家或獨裁國家發動軍事打擊，進而幫助那裡的人民建立自由制度和民主政體？這個問題比前一個問題更為深刻。

按照經典的國家主權理論，任何一個國家在和平狀態下，都不應該受到其它國家的軍事打擊，都不應該被外部力量更換政權。但是，這個古老的理論在冷戰後新的國際形勢面前受到了有力的挑戰。一些極其惡劣的極權國家和獨裁國家，譬如伊拉克、北朝鮮，看來失去了通過內部變革改善現狀的可能。那裡的人民遭受着殘暴的壓迫和深重的剝削，仿佛永無出頭之日：薩達姆之後還有他的兒子，金日成之後已經有了金正日。在這種沒有改革前景的情況下，由外部將自由的旗幟插到這些不自由的國家，由外部將民主的禮物帶給那些被剝奪了民主權利的人民，不失為一種人道主義的善舉。冷戰之後被國際主流社會廣泛接受的“人權高於主權”的理念，有助於更新傳統的國家主權理論。

伊拉克戰爭對中國的影響是複雜的。

從近期看，美國政府為了換取中國政府對這場戰爭的默認，將會進一步削弱對中國人權記錄的關注，進一步減緩對中國的戰略壓力，這將使中共政權獲得更大的政治空間和外交空間。

從長期看，伊拉克獨裁政權的覆滅，使中共政權失去了一個堅決抗衡自由世界的戰略盟友。伊拉克的新生，有可能成為改變中東地區政治版圖的起點，這將對中國同該地區眾多的流氓國家和專制國家的合作形成越來越大的限制。

伊拉克的戰事並沒有影響春天在美國按時到來。華盛頓的春天通常被認為是具有代表性的。2003年3月的最後幾天，我來到了美國首都華盛頓。

這時中國的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剛剛結束，胡錦濤成為新的國家主席，溫家寶成為新的總理。我在華盛頓接觸的美國官員，對中國第四代領導人的政治方向和外交方向十分感興趣。

美國國務院負責東亞－太平洋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蘭登爾•施瑞弗（Randall Schriver）先生同我見面時，特意告訴我，他曾經在哈佛大學的肯尼迪學院就讀。他說他從幾年前就一直跟蹤注意我的案例。

我告訴頭腦敏銳的蘭登爾•施瑞弗先生：中共政權是談判的高手，美國政府不要指望從談判桌上得到太多的實際收穫。中共政權更重視實力地位，它只有在強大的實力面前才可能做出合理的調整。所以，如果美國政府想促進中國的轉型，就需要保持有效的政治壓力和戰略壓力。

美國國務院負責人權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勞恩•克瑞納（Lorne Craner）先生在促使中國政府同意我赴美的問題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當然，美國駐中國大使克拉克•雷德 Clark Randt 先生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在同我見面時表示：美國政府不僅關註解決近期的、具體的中國人權問題，譬如，釋放單個的政治犯，而且關註解決比較長遠的中國人權問題，即要推動中國的人權狀況發生結構性的變化，促進中國建立保障人權的機制和保護人權的制度。

我對勞恩•克瑞納先生說：促進中國的人權狀況發生結構性變化的根本途徑，是推進中國建立民主制度。中國人權記錄不良的主要原因，在於中國的政治制度不民主。如果美國不能確立促使中國建立民主制度的對華政策目標，美國的對華人權外交就很難取得持久的明顯的成效。

勞恩•克瑞納先生祝願我能夠早日返回中國從事積極的政治活動，譬如參加民主選舉。我告訴他：我深信這一天將會到來，而且我希望這一天儘快到來。

2000年秋天，美國國會和美國行政當局共同組建了“國會－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ongressional－????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由國會授權該委員會監督中國的人權與法治情況。它的成員是一批聯邦參議員和眾議員，以及一批行政部門的高級官員。2003年3月我在華盛頓的時候，這個委員會的辦事機構為我舉行了一個座談會。

在座談會上，這個委員會的一個工作人員提出了一個饒有興味的問題：比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更年輕的高級官員中，在未來的某個時候有沒有可能出現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我對這個前瞻性的問題的回答是：在更年輕的高級官員中，的確有一些人比第四代領導人更開明。但是，即使是這種人，也不一定願意在將來主動發起民主改革。因為他們在共產主義制度中還有不少既得利益，而且他們的個人素質也很難達到戈爾巴喬夫的水平。不過，如果將來國際社會形成了強大的要求中國實行民主改革的壓力，如果中國產生了有力的民主反對派，不排除未來共產黨內的那些開明人物能夠認可或接受民主變革。

伊拉克的戰事如同我預計的那樣相當順利，出口狂言、虛張聲勢的薩達姆（ Saddam Hussein) 政權，與躲在洞穴中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權一樣地不堪一擊，開戰僅僅3個星期，4月9日美英聯軍就攻克了巴格達，伊拉克政權事實上垮台。這再次表明：當今世界的極權國家和流氓國家並不像某些人所渲染的那麼穩固和強大。

當薩達姆政權這隻爛蘋果理所當然地從樹上跌落下來以後，人們有理由注意仍然掛在樹上的其它的爛蘋果。

共產主義北朝鮮聲稱它擁有了幾件核武器，並且隨時準備投向任何敵人。長期以來，這個吃不飽飯的極權國家不但認真地開發着導彈技術，而且積極地向流氓國家和獨裁國家推銷導彈技術。這個政權對人民的態度可以使暴虐一詞增添許多新內容。如果考慮到北朝鮮位於潛存着多重衝突的東亞地區的敏感前沿，問題的爆炸性就更為明顯。毫無疑問，北朝鮮的尋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危險和醜惡統治絕不亞於伊拉克。

但是，當前美國政府對北朝鮮的主導政策是力爭以外交手段解決危機。2003年4月在北京舉行了美國、北朝鮮、中國的三方會談，毫無成果。2003年8月又在北京舉行了美國、北朝鮮、中國、日本、韓國、俄羅斯的六方會談，同樣毫無成果。沒有跡象顯示未來的六方會談將會取得實質性的收穫。如果回顧一下1990年至2003年國際社會同伊拉克前政權長達13年的無效談判。人們完全可以對北朝鮮危機的多邊談判的最終前景表示懷疑。

有人說，消除北朝鮮的核野心符合中共政權的利益，所以應該支持中國充當解決北朝鮮問題的談判樞紐。這是一種天真的判斷。中國是北朝鮮主要的經濟援助者和軍事援助者，因為中國充分認識到北朝鮮作為抗衡美國及其盟國的軍事前哨的戰略價值。一個擁有核力量的共產主義北朝鮮，有利於加強中國的國際地位和戰略地位。所以，中共政權並不急於消除北朝鮮危機，因為危機的存在本身就構成了對美國及其盟國的戰略壓力，迫使美國不得不尋求中國的幫助，不得不向中國作出其它方面（譬如人權問題、台灣問題）的讓步。

我一向認為，共產主義大國的轉型，不僅需要國內的民主變革，而且需要改變它的外交政策和戰略存在。因為大國的外交政策和戰略存在，對它的政治制度和政權實力具有重大作用。前蘇聯的轉型不僅是由於它的公開性與民主化，而且是由於它停止了同西方的冷戰，放棄了對東歐的戰略支配。一個熱衷於揮舞洲際導彈、傾心於擴充勢力範圍的蘇聯，不大可能實行轉型。所以，如果要推動中國轉型，就必須促進中國停止同民主國家的戰略抗衡。解決北朝鮮問題，有必要同改變中國的外交政策和戰略存在聯繫起來考慮。

不僅北朝鮮的共產主義蘋果徹底腐爛，中國的共產主義蘋果也出現了新的病變。2003年春天，薩斯（SARS）在中國蔓延，並且從中國走向了世界。

一些預言家猜測：中國的薩斯病可能像1986年前蘇聯的切爾諾貝利核事故（Chernobyl Nuclear Disaster） ，促使中國新的領導人開放新聞自由和政治改革。這是一個缺乏政治洞察力的比較。在切爾諾貝利核事故之前，戈爾巴喬夫就已經着手政治改革，他只是利用核事故加快政治改革步伐。中國的第四代領導人在薩斯病之前根本沒有考慮政治改革，他們只是將薩斯病當成意外事件進行就事論事的處理。中國的共產主義統治具有嚴密的控制系統和頑強的承受能力，不大可能由於天災人禍而改弦更張。上個世紀60年代初期，中共的錯誤政策導致的大饑荒餓死了幾千萬人，但是並沒有出現真正的變革。薩斯危機中死去的幾百人，不足以促使中國的領導層在政治上幡然悔悟。

中國共產主義蘋果上的新病變不僅存在於薩斯領域。第四代領導人執政後，中國的人權狀況非但沒有進步，反而出現倒退：更多的在互聯網（Internet）上發表政治看法的公民被抓捕，工人抗議的領導者被判刑，非官方的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的活動被取締，等等，等等。這同某些人討好地虛構的“中國新政”似乎不夠協調。

就在中國的人權狀況繼續處於黯淡之中、政治改革依然遙遙無期時，設在美國的“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Chinese Democracy Education Foundation）”在2003年5月宣布評選我為“2002年度中國傑出民主人士（2002 Distinguished Person for Advancing Democracy in China）”之一。這或許是鼓勵我不要參加“中國新政”的讚美小合唱。

從2003年下半年起，美國政府似乎也想部分地退出對“中國新政”的頌揚。因為儘管美國政府沒有在2003年春天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大會上提出批評中國的議案，但是中國的人權記錄卻在惡化，這是對美國的愚弄。

2003年7月2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指出：中國在2002年12月中美兩國政府人權對話時承諾在一些人權問題上取得進展，至今尚未兌現。

2003年9月12日，美國國務院負責東亞－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詹姆斯•凱利（James Kelly）在國會作證時表示：中國的新政府沒有明確顯示改善人權狀況的決心。中國今年在人權方面有所倒退，嚴重妨礙了美中關係的加強。

2003年10月2日，美國國會－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發布了它的中國人權和法治狀況的年度報告。這份報告的第一句話就是：本委員會認為在過去的一年裡中國的人權狀況總體上沒有改善。這份報告引用了我2003年7月1日在美國撰寫的一篇研究報告對中國新領導層的某些分析。

事實上，在美國政界，對華政策上始終存在着不同的聲音，不僅克林頓政府時期如此，目前的布什政府時期同樣如此。

2003年10月的下半月，我在華盛頓分別會見了兩位在對華問題上長期持不同見解的國會議員。事後我將兩次談話的要點整理成備忘錄：

同美國議員談話的備忘錄

2003年10月21日,美國眾議院議員弗蘭克•沃爾夫（Frank Wolf）在辦公室會見了方覺。沃爾夫先生是美國國會人權連線的共同主席 (the Co-Chairman of the Congressional Human Rights Caucus, a bipartisan of nearly 200 House members), 也是美國國會—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Congressional--????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的成員,多年來致力於改善中國的人權狀況。 方覺向沃爾夫議員表示: 今年下半年以來,美國國會和行政當局對中國人權記錄的關注與批評比上半年增多了,這是一個好的勢頭。因為在上半年，美國政府和一部分美國政治家期待中國新的領導層能夠改進中國的人權狀況並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但是事實表明,中國新的領導層並沒有在人權問題和政治改革方面採取實質性的變革措施。所以, 美國人民應該繼續關心中國人民的人權。方覺對沃爾夫議員說,美國國會—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CECC)今年10月公布的年度報告,比去年的年度報告有了進步。去年中國的人權記錄雖然不好,但是去年的報告對此的批評卻過於溫和。當時剛剛離開監獄的方覺對那份報告提出了書面的不同意見。今年的報告明確指出,中國的人權狀況在總體上沒有改善,這是符合事實的評估。

沃爾夫議員詢問方覺: 美國是否需要在明年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大會上提出批評中國的議案?方覺表示: 美國應該提出這樣一個議案。美國今年放棄提出這樣的議案,理由是中國政府在此之前承諾要改善中國的人權記錄。但是中國政府並沒有兌現承諾, 中國的人權記錄不是在改善, 而是在退步。所以,國際社會不應該放棄批評中國人權問題的正當權利。雖然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大多數成員是漠視人權的國家, 美國批評中國的議案不大可能通過。但是,提出議案的主要意義在於表達民主國家對中國人權狀況的關注,而不在於議案是否會被通過。

沃爾夫議員請方覺談一談對今後若干年中國政治進程的估價。方覺認為, 在中國新的領導層掌權的十年時間裡, 中國在經濟方面可能繼續取得進展, 但是在民主化方面不大可能取得實際的重大進步, 因為新的領導層的政治利益妨礙推動政治民主。所以, 國際壓力對中國的政治變化十分必要。

沃爾夫先生詢問方覺: 美國怎樣才能有效地促進中國的政治進步? 方覺認為,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徑可能有兩個:一是敦促中國在政權的各個層次實行普遍、直接、自由的選舉，二是更有力地支持在海外和國內的中國的民主反對派,以此推動中國逐步形成健康的民主力量。

2003年10月17日,美國眾議院議員邁克爾•蓬斯（Michael Pence）也在辦公室會見了方覺。蓬斯先生是美國國會人權連線 (the Congressional Human Rights Caucus) 和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成員。蓬斯先生仔細聽取了方覺對中國人權狀況、政治改革和外交政策的看法。方覺強調: 如果美國的政治家和政府對中國新的領導層寄予過高的期望,那麼很可能出現兩手落空的結局: 一手落空的是,中國新的領導層不會實質性地改變中國的不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抗衡民主國家的外交方針;另一手落空的是,由於美國沒有積極推動中國形成國內和海外的民主反對派, 所以當中國的一黨專制在未來的歷史進程中已經無法有效地治理國家時,中國可能不存在有力的政治競爭力量和公認的民主代表人物。這種兩手落空的前景將十分不利於中國的根本轉型。方覺希望美國的政治家和美國政府能夠富於遠見地看待和處理中國事務。蓬斯先生表示: 包括他在內的很多美國政治家,堅定地支持中國發生民主變化,並願意幫助中國的民主分子。

顯然，我希望美國政界能夠正確評估中國新的領導層，正確評估中國的政治前景，正確評估美國對華政策的基點。

每年11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四的感恩節（Thanksgiving）可能是美國最重要的節日，吃火雞是這個節日的主要特色。2003年的感恩節，我給中國政府送去了一隻不一定可口的“火雞”。

2003年11月27日上午， 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在華盛頓對我進行了約一小時的電視採訪，主題是評價中國第四代領導人執政一年來的情況。恰好中國的新總理溫家寶將於2003年12月訪問美國，並且預定要去哈佛大學演講。這次採訪通過電視和廣播對中國觀眾和聽眾同步直播。在採訪過程中，我還同十幾位主動給美國之音演播室打電話的中國聽眾進行了交談。這些聽眾中有右派，也有左派，有厭惡共產黨的，也有同情共產黨的，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公眾當前的政治意向。

採訪結束後，美國之音送給我一盤錄像帶。以下是根據錄像帶整理的該採訪的主要內容：

中國的大變革要在第四代領導人之後 －美國之音對方覺的直播電視採訪

主持人：以胡錦濤為首的中國第四代領導人從去年11月掌權以來，國際社會和中國公眾都在密切關注這一代領導人的走向。我們想請方覺先生就此發表看法。在此之前，首先談一條重要新聞。

昨天（2003年11月26日），旅居美國的中國人權活動人士高瞻，向美國聯邦法院承認有罪，她在1998年到2001年期間，非法向中國的有軍方背景的公司出售了80片具有軍事用途的計算機芯片。高瞻在2001年由美國回中國探親時被中國政府判處10年徒刑，判刑理由是“為台灣充當間諜”。經過美國總統布什和國務卿鮑威爾同江澤民和中國政府交涉，高瞻判刑幾天后即以“保外就醫”名義送回美國。但是高瞻卻向中國非法出售敏感技術，這確實是一條令人震驚的消息。

方覺：我絲毫不認為高瞻當前的案件令人震驚。實際上，不止一個打着“民運人士”旗號的人，同中共政權、同中國的安全機關、同中國的軍方保持着秘密聯繫。不僅有出賣技術情報的，而且有出賣政治情報的。高瞻的案件只是冰山的一角。若干年後，可能會有更突出的事例披露出來。

主持人：胡錦濤去年剛剛掌權的時候，西方很多人對他的政治理念和政策方向十分不清楚，當時有一個流行的說法：Who Is Hu? 即“胡錦濤是什麼人？”

方覺：其實胡錦濤的政治形象早就十分清楚了，西方人之所以說“Who is Hu”，是因為一部分西方人對他抱有不切實際的期望。

早在1965年，胡先生就是清華大學“又紅又專”的畢業生，所以留校兼任政治輔導員。胡先生在他將近40年的工作生涯中，從來都是聽共產黨的話，兢兢業業地為共產黨服務。他從來沒有發表過政治上的不同意見，更沒有參加過稍微帶一點獨立性的政治活動。胡先生的這個基本形象是非常清晰的。我不清楚的倒是，為什麼西方人會說“Who is Hu”？

主持人：今年上半年胡錦濤和溫家寶在處理某些重大問題時，比如SARS（薩斯），似乎表現出不同於江澤民為首的第三代領導人的新的風格。

方覺：胡先生和溫先生的工作風格確實與江澤民、李鵬、朱鎔基有所不同，更帶有親民色彩。但是這種親民色彩的改革含義十分有限。以處理薩斯病為例。中國公眾和國際社會主要是希望中國的新領導人通過薩斯危機啟動中國的新聞自由和政治改革。但是胡先生和溫先生僅僅是把薩斯當做嚴重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嚴重損害中國的國際形象的突發事件。他們僅僅是從技術角度處理薩斯問題，而完全沒有考慮啟動中國的新聞自由和政治改革。

主持人：您是不是認為胡錦濤沒有類似政治改革這樣的遠見？

方覺：胡先生從來沒有過政治改革的想法。我認為，在他掌權的可能的10年裡，他不會主動發起實質性的政治改革，除非出現兩種他所意料不到的情況。第一種情況，國際上的民主化和自由化的浪潮迅猛增長，迫使中國領導人不得不考慮政治改革；第二種情況，國內出現全局性的政治震盪或社會衝突，公眾的民主要求強烈，迫使中共政權不得不面對政治改革的抉擇。當然，胡錦濤先生並不希望出現這兩種不得不進行政治改革的嚴峻局面。

主持人：不久前中共對中國公眾有一個“三不准”的要求，即：不准討論修改憲法，不准討論政治改革，不准討論重新評價1989年“6•4事件”。有人解讀，這反映了江澤民的態度，而不是胡錦濤的態度。

方覺：所謂“三不准”的要求，是第四代領導人的集體決定，而不是江澤民的個人決定。不僅江澤民不願意中國公眾討論那些重大政治問題，第四代領導人同樣不願意中國公眾討論那些重大政治問題。

一段時間以來，有的人誇大胡錦濤和江澤民之間的政治分歧。但是，這些人從來沒有舉出過分歧的重要例證。據我所知，迄今為止胡錦濤和江澤民之間沒有發生過重大的政治分歧或政策分歧。

江蘇聽眾電話：胡錦濤是一個了不起的人。他從1992年到2002年做了10年中央政治局常委，沒有像劉少奇、林彪、胡耀邦、趙紫陽那樣失敗，最後終於接班成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

方覺：我認為對“了不起”的標準還要重新考慮。一個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長達10年的時間裡，沒有提出過任何重要的改革主張，沒有積極推動改革進程，相反，卻默認第三代領導人的保守路線，維護江澤民的“核心”地位，這恐怕不能算“了不起”的表現。

安徽聽眾電話：胡錦濤剛上台的時候，我對他抱有一點幻想，以為中國可能有了一個戈爾巴喬夫。但是一年來的情況表明，胡錦濤並不想進行重大的政治改革，所以現在我放棄了幻想。

方覺：安徽的這位先生能夠放棄幻想，代表了很多中國公眾對第四代領導人的看法。

1998年我在國內就對不少西方媒體講過，中國的第三代領導人中沒有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包括當時西方評價比較高的朱鎔基，也不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5年後的事實說明，朱先生根本不是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

不久前又有人推測胡錦濤可能成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我認為，這種推測將使胡先生感到苦惱。因為胡先生不僅不想做戈爾巴喬夫，而且十分擔心別人把他比做戈爾巴喬夫。我希望人們不要讓胡先生感到苦惱。

即使在胡錦濤之後中國真的出現了戈爾巴喬夫，也未必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現在是21世紀，共產主義的主體部分早已崩潰，冷戰早已結束，而戈爾巴喬夫是上個世紀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初期前蘇聯的改革象徵。如果中國21世紀的改革僅僅達到了前蘇聯20世紀改革的水準，那麼歷史的進步就太慢了。中國現在需要的是適合於21世紀全球民主化和自由化趨勢的新的改革模式。

安徽另一聽眾電話：胡錦濤、溫家寶執政後有一些關心群眾疾苦的舉動，但是他們這樣做的主要目的還是為了維護共產黨的一黨統治。

方覺：一部分國內公眾比較注意胡錦濤、溫家寶關心群眾疾苦，對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從兩個方面看。一方面，胡、溫關心群眾疾苦是因為他們具有一定的人道主義意識。他們出身於平民家庭，曾經在中國最貧困的省份之一甘肅長期工作，所以比較同情底層人民。另一方面，他們作為共產黨制度培養的職業官僚，力圖通過關心群眾疾苦爭取人民的支持。毛澤東當年就反覆強調領導人要聯繫群眾、深入基層。胡、溫是充分領會毛澤東的這種教誨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胡、溫的關心群眾疾苦又是鞏固共產黨統治的策略。

上海聽眾電話：胡錦濤、溫家寶上台以後，一點沒有推動政治改革。我認為，不能單純指望共產黨內的人去搞改革。中國現在面臨的根本問題是制度重建。

方覺：我十分贊同上海這位聽眾的制度重建的思想。中共領導的改革已經走到谷底。能夠改的事情，中共差不多改完了，剩下的是中共不願意改的事情。比如，改變中國的一黨專制，中共完全拒絕，包括胡錦濤先生也不願意接受。再比如，實行大規模的私有化，使大部分國有企業變成私人企業，中共不能同意，包括溫家寶先生同樣不贊成私有化。今後中國改革的重點應該是制度重建，制度重建的中心是民主化和私有化，不能夠繼續停留在技術性的小修小補上。

主持人：您認為中國制度重建的主要動力將來自哪裡？

方覺：主要來自三個方面。第一，必須有強大的國際壓力。中國共產黨不是一個有轉型願望的黨，如果沒有強大的國際壓力，它更願意沿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走下去，它可能想走一萬年。所以，世界的民主化和自由化的潮流對中國的制度重建十分重要。第二，必須有健康的反對派力量。反對派要能夠提供可以替代共產主義舊框架的新框架，要能夠產生新的民主政治的代表人物。第三，在中國的第四代領導人之後，或者說在10年之後，中國共產黨內能夠出現更開明、更年輕的第五代領導人，雖然他們不大可能主動推進民主化，但是如果他們能夠認可民主化的國內要求，那麼中國就存在着和平地制度重建的可能。

主持人：您是否看到了未來的中國第五代領導人中更為開明的人物？

方覺：我同有可能成為未來的中國第五代領導人的若干主要人物有多年的交往，我對他們比較了解。當國際的民主化和自由化潮流十分強勁的時候，當國內的民主改革要求相當普遍的時候，他們有可能認可制度轉變，而不一定重演1989年用坦克鎮壓民主的局面。當然，他們不大願意積極推動民主化，因為這將損傷他們的某些既得利益和他們所依賴的政權基礎。所以，我強調中國的制度轉變必須具備3個基本條件：國際壓力、反對派、中共第五代領導人中的開明人物。僅僅依靠一個或兩個條件是不夠的。

主持人：但是，公眾對可能的中國第五代領導人存在着不少爭議甚至非議。對此您是怎樣看的？

方覺：我也聽到過一些這類的爭議或非議。我想說明的是，未來的第五代領導人並不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他們來自不同地位的家庭，有不同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經歷，有不同的思想傾向和政治傾向。他們當中有的人比較開明、比較簡樸、比較正派，有的人則有較多的機會主義色彩，曾經為保守的第三代領導人推波助瀾、吹喇叭抬轎子。將來並不是每一個第五代領導人都能夠得到公眾的認同，都能夠得到國際主流社會的認同。對第五代領導人的最大考驗是，在歷史轉變的關鍵時刻，他們當中有誰能夠認可民主化的潮流。

福建聽眾電話：中國是一個有13億人口的大國，所以對中國領導人來說，第一位的任務是保持國家的穩定。

方覺：福建這位聽眾的話使我想起了幾天前溫家寶先生的話。溫先生12月上旬要來美國訪問，所以美國的一家主要報紙《華盛頓郵報》幾天前採訪了他。在一篇不太長的採訪中，溫先生好像先後5次談到了中國人口眾多，所以必須把穩定放在首位。我的看法是，中國有13億人口並不是一件新聞，這是眾所周知的數字。不能因為中國有13億人口，就推斷中國不能實行民主化和私有化。恰恰相反。正因為中國有13億之多的人口，才特別需要為13億人民建立能夠保障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民主制度，才特別需要為13億人民建立能夠保護私有財產的經濟制度。

福建另一聽眾電話：胡錦濤掌權後，在中美關係和台灣問題上處理得比較好。

方覺：這兩個問題的情形有所不同。胡錦濤執政後，在對美關係上並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胡先生對台灣問題的調子比較低，這是一個好現象。但是胡先生在這方面調子比較低，主要原因是江澤民仍舊是對台政策的最高決定者，胡先生作為配角不需要唱太高的調子。

江蘇另一聽眾電話：胡錦濤什麼時候能夠成為中國名副其實的最高領導人？什麼時候能夠執掌軍權？

方覺：按照中共領導層的所謂政治安排，江澤民的“攝政”地位，或者說江澤民的中央軍委主席職務，大概要維持到2007年中共的第17次代表大會。我想強調的是，即使江澤民在2007年以後完全退休了，胡錦濤也不大可能充分按自己的設想行事，因為在第四代領導人中，還有超過半數的江澤民的保守的支持者。

廣東聽眾電話：中國在胡錦濤手中不可能實行民主化。

方覺：胡先生正是缺乏推動中國民主轉型的長遠目標和相應的政策構想。

主持人：您認為胡錦濤和溫家寶作為中國的兩位新的主要領導人，最大的特點是什麼？

方覺：他們最大的特點可能是不善於考慮大事。他們都是工程師背景，都是從基層的小官員一步一步地升上來，在他們的大半生中，從來沒有考慮過大事情。他們兩位現在都已經61歲了。60多歲的人能不能開始考慮大事情，我表示懷疑。中國現在最大的事情就是制度轉型。胡先生和溫先生的個人素質大概不適合於考慮這樣的事情。所以，中國的主要希望不在第四代領導人執政時期，而是在第四代之後。

主持人：那麼您是否認為胡錦濤和溫家寶有可能成為向未來的大變革的過渡？

方覺：我認為他們是過渡的一代。

我在美國的第一個聖誕節（Christmas）快到了。聖誕節通常是休息時期的開始。 當我準備為這本回憶錄劃上句號時，深感未來中國的轉型很可能難產。一方面，這個嬰兒必須出生，不可能永遠留在母體中。另一方面，這個嬰兒的胎位不正，這位母親的生育條件也不好。為什麼中國的轉型將會難產？怎麼才能得到這個寶貴的嬰兒？我用自己在哈佛大學的另一篇研究報告作出未必全面的回答：

中國的轉型與全球戰略重點的再轉移

方覺

2003年8月1日

共產主義中國的轉型,是冷戰之後主要的全球性問題。2001年的“9•11事件”, 使全球戰略重點發生了突然轉變。隨着清除國際恐怖主義的鬥爭在今後幾年達到基本目標,全球戰略重點有必要再次轉移。全球戰略重點的再轉移,是為了推動中國完成轉型,從而為建立新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創造最重要的條件。

1.中國轉型的評估標準

對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和蘇聯的轉型,存在着公認的評估標準。但是,對中國的轉型似乎沒有明確的評估標準。中國的共產主義制度同當年蘇聯-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的制度沒有本質的不同,因此對中國的轉型不應該實行另一種評估標準。

中國的轉型至少應該包含下述兩方面的內容:

1) 啟動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進程, 在這個進程中, 共產黨需要承認政治反對派的合法地位，允許政治競爭，通過普遍、直接、自由的選舉產生中國的各級政府領導人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2) 進行國有企業的大規模的私有化, 允許私人企業進入一切經濟領域, 建立以私人企業為主導的自由市場經濟。

以這兩項基本標準衡量,中國還沒有出現實質性的轉型。

1991年蘇聯-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制度崩潰後,中國領導層的根本方針不是學習蘇聯-東歐的轉型經驗, 而是阻止中國產生轉型過程。

直到最新的中國共產黨的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仍然對中國的轉型作出了否定的回答。這次代表大會的主旨報告強調了5個問題（以下引用報告原文）:

1)“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國內發生嚴重政治風波,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 世界社會主義出現嚴重曲折,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面臨空前巨大的困難和壓力。在這個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歷史關頭,黨中央成功地穩住了改革和發展的大局,捍衛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

2)“實施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黨委在同級各種組織中發揮領導核心作用。”“使黨的主張成為國家意志,使黨組織推薦的人選成為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人員。”

3)“必須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

4)“要毫不動搖地堅持黨領導人民軍隊的根本原則和制度。”

5)“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 發展壯大國有經濟, 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

上述保守立場得到了中國新領導層的一致通過。

2002年11月至2003年3月產生的中國的新的領導層,已經在下述4個有指標性意義的重大事件上展現了保守的政治方向:

1) 2003年上半年,中國的人權狀況不但沒有進步, 反而出現退步。有比以往更多的持不同政見者被關押或判刑,獨立的宗教活動和勞工運動繼續受到迫害,中國政府在上一年向民主國家和國際組織承諾的改善人權狀況的措施並沒有兌現。

2) 2003年春季SARS病由在中國國內迅猛蔓延發展到向國際社會迅速傳播,但是中國政府並沒有真正反省掩蓋SARS問題的錯誤做法, 邁出新聞自由的步伐, 相反, 當SARS的高峰剛剛過去, 中國政府就加強了對媒體和公眾輿論的進一步的控制。

3) 中國共產黨新的總書記在他2003年7月1日的講話中, 完全沒有像某些中國人和西方人共同預計的那樣, 提出政治改革的主張, 而是重申了他的前任的保守思想和保守路線。

4) 2003年7月1日50萬香港人民舉行抗議示威,反對在香港製定侵犯政治自由的安全法, 要求香港實行民主化。在此之後不到20天,中國新的國家主席和新的總理分別表態:香港必須制定安全法,中國政府繼續支持已經失去民心的香港行政長官,中國政府堅持拖延香港的民主進程。

儘管中國新的領導層在某些次要問題上存在分歧並且有派別之爭,但是沒有事實可以證明他們在主要問題上存在着對立。很難想像中國新領導層內有準備推動中國轉型的力量。

2. 中國的戰略態勢

蘇聯-東歐共產主義國家集團崩潰後,中共政權為了預防中國轉型,一方面竭力壓制國內的民主化要求,另一方面認真地將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視為主要的戰略對手。

以高速的經濟增長和高速的軍備增長為後盾,中國展開了它的戰略態勢。

• 在東北亞,中國是北朝鮮的主要援助者,中國支持北朝鮮保持極權政權和龐大的軍隊,作為抗衡美國及其盟國的戰略前沿;

• 在台灣海峽,中國堅持對台灣的軍事威脅,這不僅是為了防止“台灣獨立”,而且是為了削弱美國在亞洲的戰略影響,並且通過製造台灣海峽的人為緊張，脅迫美國在其它方面對中國作出讓步;

• 在東南亞,一方面中國不放棄對南中國海爭議島嶼的軍事壓力,以此牽制東南亞國家聯盟不要過分靠近美國;另一方面,中國支持緬甸的軍事獨裁政權,從而在東南亞地區保持一個反民主和反西方的盟友;

• 在南亞,中國支持巴基斯坦的軍事獨裁政權和那裡的核開發與導彈開發,目的是鼓勵巴基斯坦同西方保持距離，並利用巴基斯坦抗衡對中國有地區競爭能力的民主的印度;

• 在中亞,中國主持幾個前共產主義國家組成新的集團勢力“上海合作組織”,試圖將民主國家的戰略影響排斥在該地區之外;

• 在中東,中國援助伊朗的神教政權和導彈開發,向敘利亞和利比亞進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敏感技術擴散,長期偏袒伊拉克的前獨裁政權,努力增強流氓國家對抗民主國家的力量;

• 中國和俄羅斯在戰略上和外交上互相支持,聯手制衡美國在世界的領導作用,力圖在國際體系中保留兩個非民主的世界大國。

冷戰之後中國的基本戰略方針,是阻撓建立由民主國家主導的新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保護自己的一黨專制。為此, 中國強調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 主張建立專制國家同民主國家“平分秋色”的“多極世界”, 有針對性地提出“加緊軍事鬥爭準備, 爭取打贏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

3.中國轉型的內部因素

中國內部有可能影響轉型的其它因素最終能否實現中國的轉型,存在着極大的疑問。

1) 私人企業家與市場經濟

通常認為,中國私人企業家的增多和市場因素的增長,將會導致中國走向自由化和民主化。這種看法過於簡單化。

中國私人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很大程度上要依賴中共政權和中共官員的保護 、特許、優惠。特別是規模較大的私人企業的成長, 往往需要獲取中共政權和中共官員控制的公共資源 (土地、貸款、公司股票上市, 等等)。為了自身的利益,大多數私人企業家傾向於支持中共政權而不是傾向於民主。尤其是資本較大的私人企業家, 一般來說總是靠攏中共政權, 拉攏中共官員。最近幾年揭露出的若干知名私人企業家同高級官員之間的腐敗關係,典型地說明了中國私人企業家的實際政治態度。

中國的市場因素在最近25年明顯增加。但是中國並沒有實行充分的自由市場經濟。中共政權仍然控制着主要經濟資源(壟斷性的大型企業、銀行、重要的能源和原料,等等),國有經濟仍然占主導地位,政府的具有政治意圖的經濟規劃和經濟政策仍然決定着中國經濟的走向。從這個意義上講, 計劃經濟並沒有完全消失。中國經濟改革的底線是:中共政權不準備允許私人企業成為中國經濟的主體,不準備放棄政府對主要經濟活動的控制。因為不這樣做, 中共政權有可能失去它的經濟基礎,進而有可能動搖它的政治權力。

所有已經轉型的共產主義國家,沒有一個是通過私人企業的成長和市場因素的擴大導致了制度的改變。恰恰相反, 所有已經轉型的共產主義國家, 都是首先進行了民主改革, 通過民主改革實現了制度改變, 進而打開了私有化和市場經濟的大門。因為共產主義國家的特點是極權的政治制度決定壟斷的國有經濟。在政治制度沒有改變的情況下, 經濟制度不會發生根本改變。沒有跡象顯示中國的軟弱的私人企業家和有限的市場經濟具有決定中國轉型的政治作用。

2) 知識分子

中國的知識分子中公開信奉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人數還很少,由於中共政權的壓制,他們的思想影響不易擴大,也難於走向政治行動。

在中共政權壟斷着教育和媒體的情況下,大多數知識分子接觸現代思想和世界信息的機會十分有限,從而限制了他們的精神追求和政治選擇。

很多知識分子仍然只能在中共政權直接或間接控制的機構工作,他們為了生存必須認同官方的意識形態。不少知識分子正在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謀求“致富”上。

中共政權通過向一部分知識分子提供比較高的收入、比較好的生活條件、比較大的專業名望或比較重要的職位,誘使他們忠實於共產主義政權。這種收買式的做法不無成效。上世紀90年代以來,確實有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為了追求個人利益而成為共產主義政權的積極擁護者和庸俗的辯護者。

所有這一切告訴人們,不應該對知識分子推動中國轉型的精神作用和政治作用估計過高。

3) 勞工運動

一種值得重視的積極現象是,最近幾年中國的勞工運動開始出現,幾千人或幾萬人參加的勞工抗議至少發生過幾十次,規模較小的勞工抗議則更多。

中國的勞工運動主要有兩部分參加者:城市的貧困工人和農村的貧苦農民。中國的城市工人超過1億,至少有1/3處於失業或半失業狀態。中國的農民大約有9億,一般認為至少有2億農民處於公認的貧困之中。勞工運動潛在的力量可想而知。

城市的勞工運動的現實目標通常是要求就業保障和失業救濟,農村的勞工運動的主要訴求是反對政府的某些專橫措施、不合理的收費等等。由於中國的貧富差距有擴大的趨勢, 政府的腐敗與治理不善難以改觀, 對失業人員和貧困人口的救助將長期不足, 因此今後中國的勞工抗議很可能增多。

勞工運動使中共政權處於政治上的尷尬狀態:它不能全面鎮壓人數眾多的抗議的勞工。2003年5月中國政府對領導2002年春天東北一個城市的幾萬名示威工人的兩位工人領袖分別判處了7年和4年刑罰,主要用意是恐嚇其它有抗議念頭的勞工。但是, 對社會底層的那些貧困甚至絕望的人們來說, 個別人的幾年徒刑並不構成巨大的恐懼。因此,當中國政府作出了上述警告性的判決之後,在中國的若干城市仍然發生了多起勞工抗議。這預示着勞工運動還有存在的空間。

中共政權抑制勞工運動的主要手段,是嚴格禁止獨立工會和獨立的農民組織。由於無法產生獨立的勞工組織, 更無法產生能夠相互支持、彼此聯合的多樣化的勞工組織, 因而中國的勞工運動不大可能發展成大規模的具有重要政治影響的抗議浪潮。

4) 宗教自由運動

另一個值得重視的積極現象是,一些年來中國獨立於官方教會的宗教自由運動持續發展。

特別有意義的是獨立的基督教(新教)活動和獨立的天主教活動。據估計參加這類活動的信徒達到數千萬之多。這類活動使中國人口的一部分通過宗教形式同西方主流文明相接觸。

宗教自由運動在兩個方面對共產主義制度發生着一定程度的分解作用:在精神信仰上,它正在擺脫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在組織形式上,它正在試圖同西方的教會組織或羅馬教廷建立直接聯繫。

中共政權對獨立的基督教(新教)活動和獨立的天主教活動不斷進行壓制,有時甚至監禁致力於傳教的神職人員。但是, 有信仰的人往往沒有畏懼。中共政權對宗教自由的鎮壓不可能取得明顯成效。

但是,中共政權抑制宗教自由的長期手段,是禁止在中國公開存在獨立的教會並禁止任何獨立的宗教活動同西方的教會組織或羅馬教廷形成直接關係。在真正打破中共政權的這一禁止之前, 宗教自由運動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解作用將受到很大限制。

5) 少數民族自治

如果注意到中國境內的主要少數民族生活的區域(西藏、新疆、青海、內蒙古等)占中國領土的一半以上,而且這些少數民族地區歸入中國版圖的時間並不太久,那麼就會對中國的少數民族自治的意義產生更深刻的印象。

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藏族流亡政府正在尋求藏族地區的真正自治,這一堅持了40年以上的民族運動獲得了大多數藏人的認可。

新疆地區眾多的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對他們的政治權利、經濟利益、文化特徵被侵蝕表示了越來越多的不滿和抗議。

內蒙古的蒙古人對這個地區日益嚴重的“漢化”趨勢感到深切的憂慮。

儘管中共政權對少數民族自治運動施加了持續不斷的壓力,但是完全中止這一運動的發展是不可能的。少數民族自治運動在兩個方面削弱了中共政權: 在廣大地區產生着對中共政權的整個民族的離心力; 使中共政權在漫長的陸地邊疆面臨着潛在的戰略不穩定。

但是,由於中共政權擁有對少數民族占明顯優勢的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因此,如果不能在中國確認民族自決原則,少數民族自治的目標很難真正實現。

4.中國轉型的外部因素

迄今為止,那些有可能影響中國轉型的外部因素,似乎沒有產生重大的作用。

1) 人權外交

西方的人權外交的意義不僅是改善專制國家的人權狀況,而且是要推進專制國家的民主變革。沒有民主變革, 人權狀況不可能得到持續的、結構性的改善, 因為侵犯人權的根源正是專制制度和獨裁政權。

對華人權政策如果沒有民主目標,就會大大減弱對中國的實際影響。

多年來對華人權政策的主要成果,是促使中國政府釋放了少量知名的政治犯。但是, 這並不是中國政府向西方提供的免費的午餐。這實際上是一種交換,西方必須向中國作出回報。

中共政權並不打算實質性地改善中國的人權狀況,它主要是利用人權問題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做交易。在過去的知名政治犯陸續釋放了之後, 中國政府最近正在積極創造新的“知名政治犯”, 而美國則可能為了營救那些新的“知名政治犯”向中國提供新的回報。這就使人權外交繼續處於某種有利於中國政府的不良循環:中國不斷地製造“政治犯”,美國不斷地為救助政治犯作出努力和回報,但是中國的人權狀況並沒有不可逆轉地改善。

中國政府知道,人權問題的核心是民主問題。它不準備在根本性的民主問題上作出讓步。因此,它千方百計地迫使西方人權外交的中心局限於政治犯個案。

2) 對華投資與貿易

西方對中國的投資和貿易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中國的轉型,現在還看不清楚。

當西方接納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時,它並沒有相應地要求中國開始私有化進程並實行充分的自由市場經濟。也就是說, 中國加入WTO不但沒有政治制度轉型的前提，甚至沒有經濟制度轉型的前提, 這在WTO的歷史上可能是奇特的。

無需置疑,西方在中國的巨額投資和大量貿易,對擴大中國的市場經濟成份並提高中國的消費水平產生了積極的作用。但是, 正如中共政權不會允許國內的私人企業成長為主導性的經濟力量, 中共政權同樣不會允許外國企業同壟斷性的國有企業展開完全平等的競爭, 而且將會長期限制外國資本和外國商品在中國市場的活動。原因是同一個：中共政權要保持自己在國內占優勢地位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影響。

不僅如此。現有的對華投資和貿易除了積極作用之外, 也存在着某些妨礙中國轉型的消極作用。例如,不少西方的在華企業中並沒有工會組織,或者只有中國官方的工會的分支。又如, 一些西方的在華企業竟然默許中國共產黨在外國企業中建立黨組織。這類做法既無助於中國的獨立的工會運動的形成,也無助於限制中共的極權主義。

更令人深思的是,西方企業同共產黨的國有企業(其中一部分是軍工企業)的合資或合作,對增強共產主義政權的經濟實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某些西方企業向中國出口的敏感設備和轉讓的敏感技術, 則直接幫助了中國改進國防工業和提高軍事技術。人們注意到美國政府近年處罰了有這種行為的個別的美國知名公司。但是實際存在的事例可能比暴露出來的更多。

分析這樣一種典型現象或許具有啟發性:中國是目前世界上對互聯網監控最嚴格的國家,中國的警察系統使用了世界上人數最多的監控互聯網的專業人員。但是, 中國本身沒有能夠有效監控互聯網的高級技術, 中國監控互聯網的主要設備和關鍵技術很多是從美國公司購買的。這就形成了一組相互矛盾的畫面:嚮往自由和民主的中國網民在互聯網上苦苦搜尋着來自西方的新聞或信息;美國公司無所顧忌地向中國政府出售扼殺新聞自由和信息流動的工具。這個現象生動地表現了西方的對華經濟活動有時候並非有利於中國的轉型。

對華投資和貿易給一部分西方公司帶來了利潤和就業機會,但是這僅僅是硬幣的一面。硬幣的另一面則是: 在中國的低工資吸引了大量外資和中國的低成本商品大量出口的衝擊下, 美國國內的製造業正在失去越來越多的利潤和就業機會, 而且美國每年承受着高達一千億美元的巨額外貿逆差。特別重要的是,對華經濟活動在西方形成了一種特殊利益集團,它們花費大量的資金和時間進行政治遊說,試圖誇大對華投資和貿易對中國轉型的積極作用以及對西方經濟的好處。對華特殊利益集團在西方對華政策的形成過程中似乎擁有太大的影響。在一個存在着多種利益集團的民主社會中,這至少不是一種平衡的情況。

3) 人員交流

大量來自中國的學生和學者在西方學習或研究,使得一些人產生了富於想像力的預測:那些在西方接受過教育的中國人將會在中國的轉型過程中舉足輕重。

但是實際情況不一定令人鼓舞。

由中國政府公派到西方學習或研究的中國人,都經過了嚴格的政治審查,他們往往認同共產主義或民族主義。他們被派到西方的主要任務, 是掌握西方的先進的科學技術或有用的管理知識, 以便回國後更好地為共產黨政權服務。

數量更多的通過非政府渠道來西方學習的中國人,絕大多數主要感興趣的是在西方取得學歷 、收入和新的身份(永久居留權或國籍),而不是怎樣使中國成為民主國家和自由社會。

近年來在中國政府的鼓勵和引誘下,一些在西方工作和生活的中國人回國開展商業活動或技術活動。但是他們並沒有像某些人所期待的那樣, 積極地促進中國的公平競爭、廉潔行政和法治。相反,他們當中的不少人正在積極地通過歌頌共產黨政權換取特殊的好處,正在積極地模仿中國的腐敗手段和腐化生活。

毫無疑問,到西方學習、工作、訪問的中國人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自由理念和民主思想的薰陶,這對中國社會的文明化會起一定的作用。但是沒有證據顯示他們有可能形成推動中國轉型的重要的政治力量或社會力量。

5.下一個全球戰略重點

如前所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拒絕轉型，而現有的可能影響中國轉型的內部因素,無法強大到實現中國的轉型，現有的可能影響中國轉型的外部因素,也無法有效地推進中國的轉型。

中國長期不能轉型,不僅將使世界1/5以上的人民得不到基本的自由和民主,而且將使中共政權繼續阻撓建立以民主國家為主導的新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

“9•11事件”發生後,民主國家將全球戰略重點轉向打擊恐怖主義,這是必要的。

恐怖主義在民主國家的占絕對優勢的力量面前,已經受到重創。那些支持恐怖主義的流氓政權, 有的被順利地推翻, 有的正在受到更有力的威懾與遏制。有理由相信,在未來的幾年中,打擊恐怖主義和反對流氓國家的全球鬥爭將會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但是到那個時候,共產主義中國依然存在。共產主義中國依然是唯一擁有同民主國家抗衡的政治意願和戰略力量的大國。

到那個時候,民主國家就有必要將促進中國的轉型確定為新的全球戰略重點。

如果說蘇聯-東歐共產主義國家集團的崩潰,消除了中國防止轉型的舊的戰略屏障,那麼清掃了國際恐怖主義和流氓國家,就將消除中國防止轉型的新的戰略屏障。這是冷戰之後在全世界最終結束共產主義制度和一切極權制度的歷史機遇。

（ 自傳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