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學史上所沒有的文革史
幾乎所有的人都在說，文革期間文化上就是一片荒漠。如今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大大小小的版本也有一百多種，但是裡面涉及的文革文學，幾乎基調出奇一致，就是文革是一片荒蕪，文革是扼殺文學的搖籃。即使有一兩個版本說起文革，就像觸動雷區那樣小心謹慎。或者乾脆有人說文革時期的文學藝術就“八個樣板戲，一個作家”，這個作家就是寫了長篇小說《艷陽天》、《金光大道》的浩然。如果文革十年，真的是一片荒漠的話，好像一夜春風，像雨後春筍吹醒的中國當代文學。可悲的是，我們一步一步地走了過來，在對待教科書的時候，可以質問朱自清的《背影》，可以說狼牙山五壯士不適合現在的孩子閱讀，那麼，你就不質疑一下中國的文革期間就“八個樣板戲”?就這麼輕易地相信了中國的作家，只有一個浩然?我們常常被告誡要實事求是，看來提倡說真話，提倡實事求是確實是需要的。
按照官方的“十年文革”或“十年動亂”的說法，文革時期在文化上說是一片荒漠，說那時中國就浩然這“一個作家”，那麼請問一下：寫《閃閃的紅星》的李心田是不是作家?寫《大刀記》的郭澄清是不是作家?寫《沸騰的群山》、《探寶記》的李雲德是不是作家?寫《紅雨》的楊嘯是不是作家?寫《萬山紅遍》、《海島女民兵》、《小號手》的黎汝清是不是作家?寫《桐柏英雄》的前涉是不是作家?寫《連心鎖》的克揚、戈基是不是作家?寫《平原槍聲》、《追窮寇》的李曉明是不是作家?寫《雁鳴湖畔》的張笑天是不是作家?寫《彝族之鷹》的楊大群是不是作家?寫《渤海漁歌》、《燕嶺風雲》的單學鵬是不是作家?寫《征途》的郭先紅是不是作家?寫《分界線》的張抗抗是不是作家?寫《小英雄雨來》(又名《雨來沒有死》)的管樺是不是作家?寫《萬年青》的諶容是不是作家?寫《高玉寶》的高玉寶是不是作家?寫《難忘的戰鬥》(又名《糧食採購隊》)的孫景瑞是不是作家?寫《青春》、《邊城雪》、《戈壁花》、《草原似錦》的張長弓，是不是作家?寫《雷鋒的故事》的陳廣生、崔家駿，是不是作家?寫《二十響的駁殼槍》(被改編為連環畫《一支駁殼槍》)的苗風浦是不是作家?寫《南瓜生蛋的秘密》、《帶響的弓箭》的張登魁是不是作家?寫《虎子敲鐘》的李田夫是不是作家?寫《海花》的余松岩是不是作家?寫《小馬倌和大皮靴叔叔》(並由作者本人改編為電影《烽火少年》)的顏一煙是不是作家?寫《紅電波》的謝學潮是不是作家?寫《東風浩蕩》的劉彥林是不是作家?寫《機電局長的一天》的蔣子龍，是不是作家?
上面提到的作品，還只是文革時期出版的長篇或中篇小說，當然也有少數幾篇出版於文革前，但文革中或再版，或繼續發行，或被改編為其它藝術形式廣為發行。比如連環畫，在文革時期是很繁榮的，有不少精品，例子也舉不勝數。上述被改編為電影故事片的也不少，比如《大刀記》、《沸騰的群山》、《紅雨》、《雁鳴湖畔》、《征途》、《難忘的戰鬥》等。《海島女民兵》被改編為電影《海霞》，《小馬倌和大皮靴叔叔》被作者本人改編為電影《烽火少年》，《閃閃的紅星》被王願堅、陸柱國改編為同名電影。《桐柏英雄》改編得稍晚一些，電影《小花》上映時，文革已經結束了，中國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
就憑這些影片，說文革時期只有“八個樣板戲”，大概也不符合實際吧?而事實上八個樣板戲確實是文學藝術的經典，革命現代京劇《沙家浜》、《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襲白虎團》;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和交響音樂《沙家浜》。這是文革初期的戲曲改革成果。後期的革命現代京劇《龍江頌》、《杜鵑山》、《平原作戰》、《磐石灣》、《紅雲崗》和舞劇《沂蒙頌》等，都沒有包含在內。也就是說，僅就“樣板戲”而言，也不只是八個，而是十幾個。此外還有其他許多劇種和地方戲曲，比如那個湖南戲《園丁之歌》，毛看過，還帶頭鼓了掌。直到粉碎“四人幫”後不是也備受推崇嗎?
由此可見“八個樣板戲，一個作家”這句話，是經不起推敲和檢驗嘛。你說就浩然一個作家，本意可能是為了抨擊和否定那個時代，或順帶貶損一下浩然，但客觀上不是把其他許多作家的勞動成果也一起否定和抹殺了嗎?
事實上除了以上提到了大約20多位作家，還可以列出20多名作家，以及他們在文革時期創作、出版的作品：比如《火網》(王世閣)、《春潮急》(克非)、《陳勝》(劉亞洲)、《農奴戟》(克揚)、《昨天的戰爭》(孟偉哉)、《激戰無名川》(鄭直)、《李自成》第二卷(姚雪垠)、《擒龍圖》(張駿)、《向陽院的故事》(徐瑛)、《新來的小石柱》(董邊)、《響水灣》(劉萬隆)、《山村槍聲》(木青)、《紅石口》(龔成)、《山川呼嘯》(古華)、《使命》(王潤滋)、《小兵闖大山》(莫應豐)、《鋼鐵巨人》(程樹榛)、《洪雁》(王小鷹)、《漁島怒潮》(姜樹茂)、《瓜瓜看瓜》(李述寬、岳長貴)、《牛田洋》(南哨)、《千重浪》(畢方、鍾濤)、《保衛馬良山》(李豐祝)、《春潮》(海笑)、《丹鳳朝陽》(碧野著)、《紅纓歌》(紅萬林)、《戰地春秋》(胡萬春等)、《高高的苗嶺》(葉辛)。還有一些作品，寫於文革時期，待出版時，文革已結束了，也就成了“新時期文學”，如張孟良的《津郊武工隊》(又名《血濺津門》)，楊沫的《東方欲曉》，魏巍的《東方》。這些作品，有的被攝製成電影故事片，有的被改編成連環畫。
除了小說之外，詩歌、散文、劇本就更多了，詩人、散文家也就不勝枚舉。在文革時期影響較大的就有：《祖國呵，母親!》、《緑色的沙漠》(又名《沙漠的春天》)的瑪拉沁夫(他也是著名的小說家);《黃河少年》、《開山的人》、《十月的風雲》的雁翼(他還是個著名的詩人);《特殊任務》、《南海長城》的梁信;《創業》的張天民;《山花》的孫謙、馬烽(著名的“山藥蛋派”作家);《長空雄鷹》的陳立德;《英雄兒女》的毛烽(小說原著巴金);《南海風雲》的陸柱國(也是著名的小說家);《車輪滾滾》的薛壽先;《楓樹灣》的陳健秋;《年青的一代》的陳耘、石方禹;《大刀記》的曲延坤、邱勛(小說原著郭澄清);《陳玉成》的劉征泰;《蘆盪火種》(《沙家浜》)的汪曾祺(也是著名小說家);《平原作戰》的張永枚(還是著名詩人);這些劇本，除《陳玉成》外，都拍成了電影在全國上映。《陳玉成》被改編為連環畫。
以上提到的一些作家，有的在當時可能還不太知名，但進入新時期以後，寫出了更有影響的作品，有的至今仍活躍在文壇。比如文壇上的一些聲名顯赫的作家，比如古華、劉心武、賈平凹、陳建功、李存葆、韓少功、陳忠實、蔣子龍、鐵凝、路遙等等，包括詩人葉文福、梅紹靜、雷抒雁、紀宇、顧城等，文革時期就已經開始寫作並發表作品了。
那個吹響傷痕文學的代表人物劉心武不是在1975年也出版的中篇小說《睜大你的眼睛》、短篇小說《蓋紅印章的考卷》了嗎?陳忠實的短篇小說《無畏》寫的都是“與走資派作鬥爭”等文革時期時髦的題材。賈平凹的第一本小說《兵娃》就寫於文革時期(1977年由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是歌頌文革中的紅小兵、反映農村中兩條道路鬥爭的短篇小說集。他在《後記》中寫道：“貧下中農把我推薦上了大學，我開始拿起了筆參加戰鬥。在三年的大學期間，我們按照毛主席的教導，開門辦學，到農村的幾次實習中，我又回到了小夥伴中間，那些紅小兵的可愛形象，時時使我感奮，使我激動。於是，我斷斷續續寫下了這一支支對新一代的讚歌!對文化大革命的讚歌!”這些作品顯然比較幼稚和粗糙，特定時代的烙印很明顯。
文革時期，除了文學新人和繼續堅持寫作的一些文革前成名的中老年作家的新作，也陸續再版了一些有影響的優秀作品，如賀敬之的詩集《放歌集》，張永枚的詩集《螺號》，石祥的詩集《兵之歌》，魏巍的通訊特寫集《誰是最可愛的人》，馮志的長篇小說《敵後武工隊》等等。還翻譯出版了一些外國的文學名著，如前蘇聯高爾基和奧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的作品。《水滸全傳》等中國古代的四大名著也在文革中後期再版。所以，文革期間文化是一片荒漠的說法，純粹屬於荒謬。將文革時期文學藝術簡單地說成是“文革空白論”，這樣做的目的：既損害了文學史研究的嚴肅性，又使一些文革時期堅持創作的作家和他們的藝術創造被遮蔽，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和客觀公正的評價。
四、文革期間，我國國防建設停滯不前了嗎?
對外關係從來離不開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如果沒有我們國家的軍事實力作後盾，從來就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看得起我們。“文革”期間，有人說是我們國家的國防建設停滯不前的十年，那麼我們來看看在國防科技方面，我們取得了怎樣突飛猛進的發展：
1966年，1月28日，我國的導彈核武器實驗成功;10月27日，第一枚核導彈發射成功，才使我們國家真正的擁有了核威懾力;1967年6月17日，中國的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1970年4月26日，中國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潛艇研製成功;1971年3月3日，中國成功發射一顆科學實驗衛星;1971年8月22日，中國第一艘核動力潛艇首次以核動力駛向實驗海區，從此中國海軍作為世界上第五個擁有核動力潛艇的海軍跨入了世界海軍的行列;1975年11月26日，中國成功發射回收式地球衛星等。
在毛的領導和毛思想的指導下，國防科技工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落後到先進，建立起了包括電子、船舶、兵器、航空、航天和核能等門類齊全、綜合配套的科研實驗生產體系，取得了一大批具有國內或國際先進水平的科研成果，為隊軍現代化建設和切實增強的綜合國力做出了重要貢獻。這些國防科技的突飛猛進，在抗擊外敵入侵和支援第三世界國家的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在軍事鬥爭方面：1969年，蘇聯強行占領中國的領土——珍寶島，毛以極大的勇氣和智慧，冒着打核戰爭的風險領導中國人民向蘇聯軍隊發起了自為反擊戰，最後，經過英勇的人民解放軍的戰鬥，取得了保衛珍寶島的勝利，打擊了蘇聯的囂張氣焰，使中國再次贏得了世人的尊重和敬仰。
1965年，美國全面介入越南戰爭，企圖在中國的南大門打開一個口子，毛洞悉了美帝國主義的陰謀，毅然全力支持越南人民抗擊美國侵略者。向越南提供了大部分的武器彈藥、糧食、藥品等，並派出軍事顧問團和數十萬工兵支援越南，直到1975年越共統一越南，美國得到徹底的失敗。美國在越南戰爭中再一次領教了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決心和意志，再一次不得不承認自己失道寡助，必將失敗的最終結果。中國在幫助第三世界國家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中又取得了一次勝利.
1974年，南越在美國的挑動下侵占中國的西沙群島，爆發了中越西沙之戰，中國以四艘小掃雷艇和獵潛艇反擊南越的四艘美制驅逐艦，危機時刻中國海軍士兵靠近越艦以衝鋒鎗和手榴彈進行近戰，最終打得越艦狼狽逃竄，開創了世界海戰史上的奇蹟，一舉打出了中國海軍的軍威，從此打消了所有想要侵占中國領土的國家的想法，使得他們不敢再侵犯我們國家。通過這幾次戰爭的勝利，為我們國家打出了一個和平的外部環境，爭取了一個進行外交關係的有力優勢。反觀現在，在某些人“韜光養晦”的政策的允許下，我們國家的領土可以被任何一個小的國家進行肆意的侵犯，而我們卻不敢對它們進行合理的回擊，這是何等的差別啊!
在軍隊建設方面：毛十分重視軍隊的建設，為了消除軍隊裡面的等級制度，中國於1965年取消了軍隊裡面的軍銜制，採取官兵平等，官兵一致的政策，贏得了廣大官兵的擁護，提高了大家保衛祖國，保衛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另外，在軍隊中廣泛宣傳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人民戰爭的思想，以及軍隊自力更生的思想。在自力更生方面， 1966年5月7日，毛在關於總後的一份批示中指示道：“只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乾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教社四清運動;四清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兼起來、但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兩項，不能同時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通過這些措施的影響，提高了廣大官兵為人民服務的意識，提高了他們的認識和分辨能力，也提高了他們自己動手、減輕國家負擔的意識。在以後“抓革命，促生產”的號召下，軍隊積極響應號召，官兵一起動手，基本做到了軍隊糧菜的自給，減輕了國家的負擔，在文革期間我們劃歸軍隊建制(包括生產建設兵團)的戰士應達千萬，這是不得了的數字，但是我們國家和人民卻並不感覺負擔沉重的原因就在與此。另外在“軍隊要支持左派”的號召下，積極的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間，在軍隊參與地方管理的過程中，基本上做到了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和指示、始終為人民服務。正是通過這樣的教育，我們國家的軍隊才在人民中間受到親人般的待遇，軍民一家親，其樂融融。但是，再看現在，一些人一提到解放軍就露出鄙視的態度，說他們是兵痞之類，軍人的地位也與日劇降。你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真實的結果，雖然你可能不會承認這正是在丟掉了毛思想後我們的軍隊的必然結果。美國人有一句話說的好，“我們不怕中國軍隊的現代化，因為他們永遠趕不上我們，但我們最怕中國軍隊毛澤東化”真實的道出了毛思想在人民軍隊裡面的極其重要的作用。
讀了以上的史料，我們大致知道了文革是不是真的是一場“浩劫”了。或許從政治上看，現在一切是官本位的中國高官們不能將百姓當奴隸驅使，反受百姓“四大”困擾，不能錦衣玉食，作威作福，發財致富，反而被弄到幹校參加勞動，甚至被草民批鬥，對他們而言，那的確是場浩劫。從經濟上中國有了兩彈一星等，對帝國主義及其中國的走狗而言，再也無法用武力征服中國，對他們而言，的確是場浩劫。從文化上而言，那些以精英自居、而且被要求與工農劃等號，參加老百姓才有的勞動的知識分子，對他們來說的確是一場浩劫。還有想嫖娼者無處嫖娼;想賭博者無處賭博;想吸毒者無處吸毒;想貪污者不敢貪污等等，對這些社會惡人而言，文革十年不能如願以償，的確是一場浩劫。
文化大革命是幹什麼的，說到底文化大革命是保衛社會主義制度的，從根本上說是保護廣大勞動者的根本利益的。這種鬥爭對人們的靈魂觸及之深刻是史無前例的;對社會上業已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對一心要重新登上剝削和壓迫勞動人民地位的人的這種企圖的打擊力度是史無前例的;與歷史上任何時代的改革相比，對後世的影響也將是史無前例的;正由於此，文革與歷史上其它改革相比，遭到的惡毒攻擊與誹謗的程度也必然是史無前例的;把這樣一個全世界追求進步的勞動人民曾經敬仰過的、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以廣大勞動人民為主體的、為追求社會進步而進行偉大探索的政治運動說的一無是處，全盤否定，甚至為將其污衊成史無前例的大災難所使用的手段之卑劣程度，恐怕其本身就又是個史無前例。
結論：民主的中國，請從重新評價文革開始
時間承載歷史並推動社會發展，而我們活在幾千年歷史當中，卻常常無從感知歷史的存在。文革的歷史，就是一個特例，給文革定性與定罪，與其說是在總結歷史，不如說是在清算歷史。當然，這不是我們想要看到的。即使是為了我們後人的某種需求，為了某種利益，但是不要忘記一點，沒有任何一種利益，比得上“國家”和“人民”這兩個語彙更能夠讓人們獲得那種利益分享的愉快了。不管怎樣，作為歷史的承續者，我們希望的歷史，應當是客觀的、實事求是地，這樣才可以讓我們更好地思索歷史，並且以史為鏡，並照亮未來的路。所以，文革需要實事求是地展現在歷史書上，而不是簡單粗暴地被定性成這麼籠統的一個結論。文革也應該被重新評價，這不僅僅是對文革的負責，而是對歷史的負責，是對人民的負責。文革是屬於歷史的。給文革定性，不應如此匆忙。文革是歷史，是只可以批判而不可以審判的。畢竟徹底否定文革，就會使後人無法正確理解真共產黨的歷史，無法理解當時黨的領導人，也無法正確評價毛澤東，而只是從無限誇大的錯誤和全盤否定中來認識他們，而最終的中國歷史，就根本無法正確地延續。我們可以迴避這段歷史，但是我們不能迴避自己的過去，不能迴避我們的良知。如今，官僚假共，以及中國人民曾經都在擁護的，參與的，被毛澤東自認為平生兩件大事之一的文革理解成這個樣子，這是我們對待歷史的態度嗎?歷史不是精英論斷出來的歷史，而是客觀事實的反映。是非對錯，交給人民去判斷，交給時間去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