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這一年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劉俊 特約撰稿 廖穎 

    編者按：過去的一年裡，在重慶，“唱紅打黑”退潮，主政領導更替，國學院出現，民營經濟重建，重慶市的政治和社會生活經歷了建市以來最為劇烈的轉折。無論政治風向如何變化，普通重慶人的生活從未被摧毀。

    王立軍調整分工的那天中午，重慶公安局食堂里的人少得可憐，很多人都到外邊餐館喝酒慶祝去了。

    “大力宣傳民營企業家的先進事跡，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掀起全民創業熱潮。”

    反法治的東西最終是行不通的。“人治踐踏規則，付出的代價是非常慘重的。”

    2013年元旦前的晚上，經過重慶市區解放碑的市民們，會聽到商場裡傳來熟悉的新年快樂歌。要是在一年前，你聽到的可能只有紅歌。

    那時，整座山城都籠罩在紅色之中，各階層的人們，都在“唱讀講傳”。隨着重慶主要領導調整和媒體曝光，“紅都”重慶不為人知的另一面浮出水面。

    現在，山城開始回復往日的秩序。運動式的唱紅不見了，遍布街頭的“五個重慶”標語也消失於無痕，被“黑打”的警察陸續被平反，新主政者不止一次強調，要堅決維護民營企業家的合法權益。

    此外，在重慶官方報道中，已經難覓“經濟增速位居全國前列”這樣的字眼，取而代之的是“重慶仍處在欠發達階段，仍屬於欠發達地區”這樣的表述。

    更微妙的變化，隱匿在人們的內心深處。一位擔任打黑專案組智囊的法學教授，幾年來一直在政治任務和良心之間掙扎，現在睡上了安穩覺。一個跟“黑老大”子女私交甚篤的富二代，依然堅定地想移民國外——雨過天晴之後，他仍然生活在後怕之中。

    紅歌會、肖竹、廣告與國學院

    “《天天紅歌會》後來節目源不夠，就到學校街道拍他們唱紅歌，質量跟縣電視台播的差不多。”

    在重慶七星崗做婚紗租賃的沈老闆，已經大半年沒接過大單了，“唱讀講傳”一停，他的紅歌服裝生意一落千丈。

    過去，沈老闆經常帶着裁縫，坐上政府部門的豪車，一路暢行直達市委機關大院，給官員們挨個量身定做禮服。“量一個外加200塊，他們眼睛都不眨一 下。”他回憶，最大一筆單子來自某政府部門，他們一共訂製了400套；第二年，該部門又搞了一場“海之魂”朗誦，由於之前的紅色禮服跟主題不搭，女幹部們 又各做了套淡藍色禮服。

    幾年來，不獨黨政機關，從學校、書籍到官方媒體，都一片“紅色”。即便在2012年2月局勢轉變的關口，當地主要媒體上“唱讀講傳”的宣傳也並未減 少，有時一天兩個整版。2月8日當地主要媒體頭版還刊登了一封重慶市委主要領導寫給宣傳部的親筆信，要求宣傳工作者“堅持真理，扶正祛邪，無所畏懼”。

    當時，重慶衛視的《天天紅歌會》依然在每天早上7點半準時跟觀眾見面。紅色節目是在領導訓斥後推出的。一位接近重慶衛視的官員回憶，當時重慶市委主要領導曾把文廣局領導叫去談話：“外地媒體都在宣傳重慶，重慶衛視怎麼能這樣不講政治？”

    3月15日重慶市委主要領導被免去職務，當天重慶衛視就在《新聞聯播》後插播了第一條廣告，幾天后，《天天紅歌會》由日播改為周播。同樣在3月16日，“唱讀講傳”在《重慶日報》上消失，同時消失的還有“五個重慶”、“縮差共富”專題和一個名叫“肖竹”的記者。

    翻閱2012年3月15日之前的《重慶日報》，凡是跟市委主要領導有關的報道，都由肖竹負責采寫。接近宣傳系統的人士說，這是重慶主要媒體的一個寫作小組，肖竹是小組的諧音。

    重慶衛視元氣大傷。之前重慶衛視收視率曾一度排進省級衛視前五，改為“紅色”頻道後跌到了20名開外。“《天天紅歌會》後來節目源不夠，就到學校街道拍他們唱紅歌，質量跟縣電視台播的差不多。”上述接近重慶衛視的官員說，重慶衛視恢復元氣至少還得三五年。

    “唱讀講傳”的另一個重要宣傳手段——紅色書籍，也變換了模樣。解放碑的新華書店四樓有一個20平米的紅色讀物展台。2012年4月擺放的還是《重 慶模式》和《薄一波文選》，如今已被《四人幫興亡》、《失落的巔峰》等書籍取代。暢銷兩千多萬、重慶幹部人手一冊的《讀點經典》也消失了。4月後，這本涵 蓋了中外經典和名人名言的小冊子，就已停止出版。

    幾年來，大中小學生是“唱讀講傳”的主力軍。除了誦讀經典，每個學校還有表演任務，如渝北區葵花幼兒園負責歌舞《紅星歌》，西南政法大學負責朗誦《廉政箴言》，四川外語學院則是用八國語言誦讀《共產黨宣言》。

    某校一位參與過表演的大學生記得，2010年寒假，很多人買好了回家車票，但突然接到學校電話，說要參加重慶衛視春晚錄製，“很多女生都哭了”。那 時突擊彩排是家常便飯，只要有貴賓來重慶，他們就要參加有組織的匯演。隨着“唱讀講傳”退出歷史舞台，大學生們的課餘生活恢復了正常。

    紅色浪潮消退後，2012年10月，旨在提高市民素養和學生國學底蘊的重慶國學院在西南大學掛牌，這是中國惟一由政府命名的國學院。

    2012年6月，為期一周的重慶文化周在德國杜塞爾多夫舉行。不見紅歌，沒有“五個重慶”，參會者帶去了傳統雜技《紅舞鞋》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梁平木板年畫，以及一台《影響世界歷史的重慶》的演講。

    “大力宣傳民營企業家的先進事跡”

    企業家黑不黑，完全由公安說了算，如果檢察院不聽，公安會說：“讓王局長跟你們談談。”

    幾年來，重慶打黑重點指向民營企業家和民營企業，有關企業家原罪的議論頻繁見諸報端，令民營企業界人心惶惶。一位重慶檢察官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連偷稅漏稅都可以往黑社會上靠。企業家黑不黑，完全由公安說了算。如果檢察院不聽，公安會說：“讓王局長跟你們談談。”

    2012年3月，重慶市委主要領導調整前後，重慶企業家的信心降至谷底。三星3月份從重慶撤出了一個70億美元的內存芯片項目；當年1至2月，重慶財政收入比2011年同期下降9.5%，固定資產投資增幅比2011年回落25.4%。

    企業家信心能否恢復，關繫到GDP和社會穩定。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兼任重慶市委書記後不久，就提出了重慶應構建國資、民資、三資 “三足鼎立”發展的格局。履新第一個月裡，張德江先後接見了至少四位重量級外資企業家。跟台灣宏碁公司董事長王振堂會面時，張德江承諾重慶會繼續堅持改革 開放，並保持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

    民營企業家的疑慮更大。2012年年初，重慶市委統戰部副部長、重慶工商聯黨組書記蔣平調研了重慶五十多家民企，並對媒體表示，“對於重慶民營企業來說，一個廉潔、民主、誠信的政府，不是奢侈品，是生活必需品。沒有這個條件，民企發展難上加難。”

    安撫的高潮出現在6月8日，當天重慶民營經濟大會在重慶人民大禮堂召開。在這個曾舉行唱紅匯演、打黑表彰的地方，龍湖地產董事長吳亞軍、隆鑫控股董事長塗建華等人斜背着紅色綬帶，和幾百名企業家一起接受領導表彰。

    之前，市里已經為他們送出了兩個大禮包，一是重慶市政府每年撥出20億用於扶持民企，一是民間稱為“挺私45條”的《大力發展民營經濟的意見》。

    在擴大投資領域上，教育、衛生、公交、城建、市政和電信等原先民企無法進入的領域，現在允許進入了；在改善環境方面，“未經法定程序，不得查封、扣留、凍結企業財產和資金”也被寫進該意見。

    細心的人發現，重慶高級法院院長錢鋒、重慶市檢察院檢察長余敏也在大會現場。為了安撫企業家人心，所有政治力量都被動了起來。

    重慶市檢察院在2012年7月的一份緊急通知中，要求對情節輕微的“兩虛一逃”（虛假出資、虛報註冊資本、抽逃出資三種違法行為）案件，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訴可不訴的依法作出不起訴處理，同時要求民警在辦理此類案件時，要謹慎立案，慎用刑事強制措施。

    2012年5月7日，重慶市工商局發文，要求對逾期年檢行為做出寬鬆處理，逾期不超過三個月的，責令其限期接受年檢，免予財產處罰。重慶市人大領導在6月的一次會議上要求，“切實加強立法、修法和執法檢查工作，確保關乎民營經濟發展的各項法律、法規落到實處、不打折扣”。

    宣傳系統的導向也在急劇轉變。時任重慶市委宣傳部長何事忠，要求宣傳戰線“大力宣傳民營企業家的先進事跡，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掀起全民創業熱潮”。

    2012年4月23日起，《重慶日報》要聞版多了個新欄目：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每期主角是重慶一位優秀的民企老闆。開欄語說：“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重慶日報》還派出四組記者，歷時一月採訪數十家企業，完成了“民企發展調查報告”。報告對渝商描寫充滿溢美之詞：“改寫西部 經濟史”、“有擔當顧大局”……

    “反法治的東西最終是行不通的”

    “我們心裡很清楚怎麼回事，但都不會說什麼，政治就是這樣。”

    躊躇再三，“打黑第一人”黎強的女兒決定在2012年11月末開通微博，“讓大家認識一個紅色重慶的‘黑’家庭”。微博上並沒有血淋淋的控訴，倒是 顯露出幾分重慶人的樂觀：“我的家難只是大歷史事件中的一個現象，但我們已經中了這張彩票……”如果不是時局突變，即便是這樣溫和的表達，外界也很難聽 到。

    那時不僅黎強的女兒在某種高壓下，身處風暴中心的高級官員更是噤若寒蟬。一位副廳級官員回憶，當時的重慶市委主要領導經常凌晨召集他們開會。除了在台下獻計獻策，還要在官方媒體上為領導鼓與呼。

    當過打黑智囊的重慶某大學法學教授王強（化名）也曾備受煎熬。因為偶然的機會，王強被打黑專案組拉去當智囊。他被頻繁安排接受指定官媒採訪。王強的生存技巧是，“就法律談法律，不談案情好壞”，既不得罪當官的和校領導，又不違背良心和底線。

    到後期打黑擴大化後，王強覺得事情越來越不對勁，壓力越來越大。直到重慶市委主要領導被免職那天，他才睡了個安穩覺。

    打黑鼎盛時期，律師界一片風聲鶴唳。當時代理過涉黑案件的重慶律師說，那時所有代理重慶打黑的律師，在專案組那裡都有登記，辯護律師在電話里說話都異常謹慎。

    就算參與打黑的警察，當時都有很強烈的不安全感。王立軍調整分工的那天中午，重慶公安局食堂里的人少得可憐，很多人都到外邊餐館喝酒慶祝去了。重慶 市委領導一被免職，曾在打黑專案組裡呆過兩個月的警察陳沖（化名）就四處托關係逃離公安系統，最終在一個區縣政協謀得一個文職。“你生活在一個沒有規則的 環境，所有人都會擔心，某一天會不會輪到你自己。”陳沖說。

    也有人選擇繼續背負壓力，比如打黑明星麼寧。這位重慶市檢察院公訴二處處長，因為在李莊案中以公訴人的身份說“李莊嫖娼”，至今被綁在道德十字架上。“她現在壓力很大。”麼寧的一位同事說，“她有什麼辦法，重慶市委主要領導喜歡她。”

    麼寧所在的檢察系統，更是背負了各種罵名。一位接近檢察系統的人士說，當時檢察系統和法院還是希望守住底線，但在公安強勢的大環境下，“扛不住也沒有辦法，不可能說我為了案子丟掉職務”。

    風暴過去後，很多人在暫時獲得解脫的同時，也在反思，是什麼讓一個最初看起來充滿希望的做法偏離了方向？為什麼又沒人敢出來糾偏？這個話題，王強在 飯局上、茶館裡，經常聽官員、學者、律師們提起。大家討論的共識是：反法治的東西最終是行不通的。“人治踐踏規則，付出的代價是非常慘重的。”

    “老百姓日子該哪樣過還是哪樣過”

    無論是這幾年的唱紅打黑還是2012年一年的急劇轉變，普通重慶人的生活從未被摧毀。

    也許是離廟堂太過遙遠，這一年來重慶的劇烈變化，對於大多數普通重慶人而言，只是茶餘飯後的一個談資。

    周偉（化名）在重慶一家都市報跑熱線。有天晚上，周偉在解放碑一家盲人按摩店裡，跟一位中年男子提起重慶的人事更替，那人遞過來一根煙，說，“誰是老大我不關心，我只知道在我家裡，我老漢（父親）走了後，我是老大。”

    即便這幾年公權力空前介入重慶人生活的時候，你也能聽到重慶人對政策的調侃。2010年，重慶曾一度花大力氣整治街頭大排檔。一天晚上，在街頭巡邏的警察劉建民（化名）和同事到一個大排檔吃夜宵，老闆娘笑着說：“你們書記不是要清理我們嗎，你還來吃？”

    “作為基層老百姓，他們只想着過好自己的日子，只關心實實在在的實惠，樹是不是多種了，路是不是修好了，物價是不是上漲了。他們不會去思考深層次的問題，所以我經常開玩笑說，老百姓有一種樸素的正義感。”王強說。

    重慶人對大事漠不關心，很多人歸因於重慶房價低，生活沒有壓力。也有人說，這是這座城市的性格所致。碼頭文化薰陶下，重慶人耿直幽默。最典型的場景莫過於，在五星級酒店樓下一間不起眼的麵館門口，一個身家過億的富人，和一群“棒棒”一起排隊吃七塊錢一碗的牛肉麵。

    沒有什麼比生活更讓重慶人在意。即便是紅歌主宰媒體的歲月，像《天天360》這樣報道“狗兒咬人”、“鄰居吵架”的民生節目，永遠是重慶電視台收視率的保證；而“15個年輕人吃火鍋霸王餐”、“暗訪人體胎盤團伙買賣”這樣的新聞，往往是都市報最鍾愛的頭版。

    劉文平是一名有六年爆料史的職業爆料人。跟別人不同，能被他相中的新聞不僅要“有趣好耍”，還得讓他有成就感。前些年，他爆的料以城市髒亂差居多，如地下通道被養雞場占了、解放碑“牛皮癬”捲土重來等，可近些年，想找這樣的負面新聞都難。

    這兩年，除了繼續挑刺，劉文平也在尋找“正能量”。比如臨江門有兩個1950年產的窨井蓋至今沒壞；有個妻子錯將炎症當癌症離家出走，丈夫貼500張尋人啟事尋妻等等。

    55歲的劉文平住在解放碑一棟1980年代的公房裡，靠下崗遣散費度日。1997年，重慶剛直轄那會兒，劉文平發現重慶人超沒自信。如今大樓林立的解放碑，當時還一片破敗，1996年重慶人均GDP還不到500美金，和肯尼亞水平相當。

    15年裡，重慶一直在加速追趕，最近這座城市又樹立了新目標：到2017年在西部率先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解放碑附近商場裡不斷有新的世界頂 級奢侈品進駐。預計重慶很快將取代成都成為西南最大的奢侈品銷售地。重慶人過去習慣喝啤酒，這幾年流行起喝紅酒，過去三年，紅酒銷售增幅每年都在50%左 右。

    但在劉文平眼裡，無論是這幾年的唱紅打黑還是2012年一年的急劇轉變，普通重慶人的生活從未被摧毀。他覺得不管發生多大的事，老百姓的日子該哪樣過還是哪樣過。

    劉文平說這話的時候，是在2013年1月初的一個清晨。他剛剛坐上一趟從解放碑開往沙坪垻的公交車，準備開始一天的找料生活。窗外霧靄沉沉，車載電視裡說，當天主城區的能見度只有200米，但好消息是，明後天將迎來多雲天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