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曾被尊為“亞聖”的孟子的確有民本思想，例如他引用並肯定了《書》經中“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等名言，而且他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句話一直被視為民本思想的又一典型表述。孟子的這一民本傾向是孔子所沒有的，所以後來曾有人認為“孔孟”並稱是個誤會。

孔、孟的確從氣質上講就有明顯不同，孔子的學究氣很重，而孟子則有些狂士氣；在民本這點上孟子也不同於孔子；而且孟子也比較肯定法治，如《離婁上》中的“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但在其它一些方面，如不言利、不談兵、誇大“仁”“禮”的作用、盲目復古等，孟子與孔子又是一致的，而且孟子盛讚孔子之“聖”，所以“孔孟”並稱也是有道理的。不過與後來的董仲舒、程朱等相比，孟子在孔門中的確有些“另類”，這也是我們不能不承認的。

同我們每個人一樣，孟子的言論中肯定會有正確的，也肯定會有不那么正確或者錯的，只不過比例、深淺、粗精各人有所不同就是了。在孟子錯的、影響非常負面的言論中，他的名言“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無疑在其中，這是一種令人厭惡的繞着難題走的怯懦、油滑主張。這反映出孟子和孔子一樣，骨子裡都有幾分欺軟怕硬，儘管都善於用語言掩飾。我們知道，在春秋戰國時期，“巨室”往往比君主更難得罪；而要使國家富強，就必須得罪這些“巨室”。春秋戰國時期凡是國強民富的諸侯國，都是通過變法成功抑制了舊貴族勢力的國家，反之就衰落貧弱。

春秋戰國之後的歷史也是這樣。我們分析秦代以後各朝代滅亡的原因，主要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由於君主昏亂暴虐，如秦二世、王莽、隋煬帝、宋徽宗等；另一種則是由於朝廷抑制不住權貴、軍閥、豪門勢力的膨脹，形成國弱民窮而“巨室”獨大，既平息不了內亂也抵禦不了外患，因而亡國的，如東漢末、唐末、南宋末、明末等。

以明末為例。明代是一個對宗室藩親非常仁厚的朝代，這些人擁有的土地是免稅的。到明代中期的弘治十五年（1502年），全國田地總數為835.7萬頃，實際徵收田賦的土地只有422.8萬頃，僅占50.59％。明朝君臣也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也作了一些改革，這一改革到張居正時達到高峰。張居正加強管理、清查隱瞞土地、改革賦稅，得罪了一大批“巨室”，但國家財政狀況顯著好轉，出現“中興”。張居正死後被抄家，之後再沒人敢幹得罪人的事，君臣上下因循苟且，國弱民窮而“巨室”獨大的狀況越來越嚴重。例如天府之國四川本來是國家重要的糧倉和賦稅來源地，可到明末四川的土地“為王者什七，軍屯什二，民間僅什一而已”。國家越來越重的財政負擔都壓在越來越單薄的小民身上，小民能不造反嗎？

李自成以“迎闖王，三年不納糧”為號召，三年不納糧幾十萬大軍吃什麼？吃官倉，吃大戶。打下一個地方來，當地的官倉、富戶就夠大軍糧餉了。如果打下一個藩王所在地，財富更是幾年用不完。要是朝廷多幾個張居正，得罪得罪“巨室”，讓他們多少也負擔點兒租稅，讓小民能過得去、有碗粥喝，是不是不至於到處造反，“巨室”們的榮華富貴也損失不了多少？

明代是禮教道學思想居統治地位的朝代，這種思想的弊病之一就是把“義”與“利”、“理”與“欲”對立起來。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士大夫大多諱言財利，朝廷儘量讓利於民，因此明代的商業稅低得令人難以置信。據有關資料，萬曆時每年商業稅收入包括鹽稅250萬兩、茶稅10余萬兩、市舶稅4萬兩、通過稅60萬兩、營業稅20萬兩，總額不過340萬兩。這個數字有多可笑，研究者作了對比：唐朝僅從兩淮地區每年就可得鹽稅600萬緡，宋代僅鹽酒茶三項專賣收入就在2400萬貫至4700萬貫之間。（一緡和一貫與一兩銀子基本相當。）這些每年數千萬兩的巨額利潤去哪了？老百姓沒得着，都流向了少數權貴和富商腰包。從明代的一些筆記和文學作品中可以看到明代權貴富商們的豪奢。

可相形之下，朝廷軍餉連年發不出來。邊防前線的士兵們有些連衣服也沒有，常常光着身子穿鎧甲，兵器裝備也多生鏽腐壞。小民們在生存線上掙扎，一遇天災就是饑民遍地。朝廷要籌餉，始終就只有“加征加派”這一個辦法，生生把小農們逼反。要是朝廷用幾個理財專家，實行一下鹽酒茶專賣，適當收點工商稅，給軍隊發發餉、補充補充裝備，給災民們運點糧，明朝是不是亡不了？等明朝亡了，無論是農民軍來還是滿洲人來，這些富可敵國的權貴富商們也都好不了，身家性命全沒了。

明朝是崇禎十七年亡的，崇禎十三年時，內亂外患兩面要餉，國庫又真的沒錢了，再加征加派又怕出新的亂子，崇禎於是打算向殷實的皇親勛貴們籌些款。崇禎選了相當富有的武清侯李國瑞，要他帶個頭，借給朝廷十萬兩銀子。李國瑞哭窮，說自己沒錢，看在皇上面子上，答應借給朝廷一萬兩。崇禎火了，把他下了大牢。這回皇親勛貴們表現出空前的團結一致，都為李國瑞作後盾，四處活動替李國瑞說情，行賄的銀子沒十萬兩也差不多。對具體情況有不同說法，但最後的結果是李國瑞生病死在牢裡，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錢一兩也沒籌上來。崇禎在位十七年，對內閣宰輔、兵部尚書、領軍大員說換就換、說殺就殺，但對皇親勛貴卻不肯得罪，朝廷財政也再沒有辦法了。

到李自成兵圍北京時，守軍兵餉已很久未發了。崇禎再次下令這些公、侯、伯們會商議事，準備籌些款，結果只來了兩位皇親。其實就憑抗旨不來，崇禎就有充分理由治這些人的罪，但崇禎竟然只是自己發頓火也就算了。都說崇禎勤政，還算個好皇帝。但對於最高領導人來說，勤政並不一定是優點，關鍵事情抓不住、處理不好，別的小事再忙活也沒用。到該打仗時，每個守城士兵只發了十幾個銅錢。守城士兵站在城樓上衝着圍城軍隊大罵朝廷，你說這城有法守嗎？

有人說這時北京城內鬧鼠疫，削弱了明軍守城能力。但即使真的鬧瘟疫，也不會是失守的主要原因。據有資料講北京守城軍隊四十萬，也許實際沒這麼多，但總會多於李自成十萬左右的攻城部隊。就算一半人得傳染病，守那麼高、那麼厚的北京城問題也不大，更何況還可以從市民中招募。實際上，李自成進北京根本沒費勁，在進城“戰鬥”中總共就死了兩個人，北京等於是“和平解放”的。

李自成大軍進城後，這些明朝的皇親國戚高官勛貴們絕大多數思想非常開通，一點也不僵化，“衣冠介冑，叛降如雲”，紛紛表示要為新政權效力。李自成真對得起這些人，早就定好了“助餉”指標，設立“比餉鎮撫司”，由頭號大將劉宗敏主持，拷掠京師諸公臣僚，“冤號之聲不絕於耳”，打死者不在少數，據載僅白銀擠出了七千萬兩。當初崇禎要是心硬手硬些，從這些人身上擠出一兩成家產來，或是這些人仗義些，拿出一兩成家產來，北京是不是能守住？這些人的性命和大部分家產是不是也能保住？

（二）

現在人們在普遍談論“中等收入陷阱”。這是一個世界銀行在2006年提出的概念，意為在擺脫了人均GDP兩千美元的低收入水平之後，難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經濟增長進入長期的停滯徘徊狀態，甚至有所下降、倒退。

現在世界上成為發達經濟體的國家和地區有三十多個，這些發達經濟體的共同特點之一，就是它們都有適度的“均貧富”、“抑豪強”、“與權貴豪民爭利”、“得罪巨室”的有效措施，使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被控制在0.4以下。或者反過來說，只有通過適度的“均貧富”、“抑豪強”、“與權貴豪民爭利”、“得罪巨室”的有效措施使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被控制在0.4以下，才有可能進入發達經濟體行列。

馬克思主義者總是講：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但這種說法很可能並不正確，因而影響了我們對很多問題的理解和判斷。在現實生活中，各方面的利益衝突並不總是不可調和的，國家的政策、措施也不總是符合某一個階級的利益。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舉行的英國大選中，以民主社會主義為綱領的工黨大獲全勝，竟把丘吉爾給頂下了台。工黨領袖艾德禮成為英國首相，他領導的民主社會主義改革主要內容是：銀行、礦山、交通運輸、鋼鐵及社會服務性企業實行國有化，使經濟領域中的國有成份達到百分之二十；通過級差明顯的累進所得稅，使總收入的五分之二通過稅收由國家實行再分配；採取“全民福利”的方法，對所有人實行疾病、事故、年老、傷殘、失業、生育、死亡等廣泛的保險，並對所有的人提供免費醫療；中小學生享受免費教育。艾德禮說：“工黨政府正在英國建立一種優於資本主義和蘇聯式社會主義的最好的制度。這種制度叫做民主社會主義。”

英國工黨在20年代就曾執政，他們的政黨綱領基本源自英國19世紀後期興起的費邊社會主義傳統。英國工黨的這種政經主張影響了歐洲幾乎所有的左翼政黨，這些左翼政黨在多個國家多次、乃至長期執政。我們很難說這些左翼政府是完全代表了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是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美國是純資本主義的代表。相比之下，美國基本沒有國有經濟、稅收政策近幾十年也一直向有利於富人傾斜，確實比大多數西歐國家“右”一些。但美國也一直是在左右翼思想博弈下發展起來的，對代表私人大資本利益的右翼勢力也一直是有抵制制衡的。遠的不講，2000年6月，美國民主黨的時任總統克林頓參加了在柏林召開的第三條道 路（第三次）首腦會議，他在會上說：“我們要經濟增長又要社會公正。我們不相信自由放任主義，但我們也不相信單靠政府能解決這些問題。”現任民主黨總統奧巴馬在多次演說中講：“這場危機（指08年金融危機）提醒我們：沒有監督時，市場發展將失控；當市場只偏愛有錢人時，國家無法永續繁榮。”

不過，美國私人大資本操縱經濟、政治、社會的能力要比歐洲國家強，在所有發達經濟體中也許是最強的、至少是之一，所以美國的貧富差距也是偏高的。在發達經濟體中，美國和以色列收入最高的10%人口與收入最低的10%的人口收入差距最大，為14：1；英、法、日、加等國為10：1；德國和北歐國家這一比例最低，為6：1。德國和北歐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穩定性一直好於美國和其他歐洲國家，多項經濟和社會指標都位居世界前列，這同他們的貧富差距小應該有直接關係。

（三）

中國國家統計局去年六月的一次調查顯示，占中國人口10%的最富有人群掌握着國家45%的財富，而占人口10%的最貧困人口只擁有國家1.4%的財富，這一比例差距是多少？美國基尼係數曾長期處於0.35與0.38之間，近年有所上升，達0.45；據2013年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數字，我國2012年基尼係數為0.474，而有些學者認為早超過了0.55。中國前400位富豪的財富占GDP的比重在2010年就已經達到10.45%；而美國前400位富豪占GDP的比重到2011年才超過10%。美國即使是共和黨這一右翼政黨的最右翼，也不會反對累進稅、遺產稅、資本利得稅、房產稅等，只不過要求稅率低一些；而我國至今還在為是否開徵這些稅眾說紛紜、威脅狡辯、舉棋不定。

近年來，看到有一些有影響的經濟學家，如林毅夫、宋曉梧、華生、劉紀鵬等，積極主張開徵富人稅，但響應者似乎不多。一些右派人士敢於指責權貴、指責權力尋租，但唯恐私人資本發展壯大不夠快、不夠順，唯恐講稅收讓這些人不高興。一些左派人士對迅速發展的私人資本深惡痛絕，但小心翼翼地避免“權貴”這一話題。

    大約自去年年中，全社會熱議養老基金缺口問題。這一缺口有多大？今年年初人社部有關負責人接受採訪時表示，政府對養老保險基金的補助金額“已從1998年的20多億元增加到2012年的2100億元”，當然以後還會增加。

怎樣彌補這一缺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表示：“相應推遲退休年齡已是一種必然趨勢”。有些人主張到年齡退休、但延遲領取養老金，有位教授想得很具體：50歲退休後“男人做園丁，女人洗衣服”十五年再領養老金。還有些人這時想起了國有企業，主張用國有企業上繳利潤補充養老金（不知這些人里有沒有平時罵國有企業的）。總之，三十六計都是圍繞着怎樣使老實的小民和國有企業進一步勒褲帶、勒脖子。

但另一方面，今年3月16日，央視主持人勞春燕在《焦點訪談》“問計‘兩會’數評”節目中，在談到工資改革時，用圖表顯示，工資支出占企業運營成本比：發達國家50%；2011年中國10%。這種情況國企、私企應該都有，而私企恐怕更嚴重些，因為私企的職工待遇普遍不如國企。近兩年不少私人老闆移民西方國家，但不久基本都回來幹了，因為在西方國家要找到年利潤15%以上的項目基本不可能，要逃稅也基本不可能。

我國情況呢？中國房地產業平均利潤率30%，世界第一，其它行業恐也不乏暴利的企業和個人。但我國的累進稅實際只是工資稅，對多數富豪基本不起作用，因為他們的個人名義收入普遍不多，開支多列入公司企業成本；我國個稅的65%來自占個稅繳納群體80%的中低收入者，相比之下，美國普通工薪階層只承擔了聯邦所得稅的5%，10%的高收入者承擔了個稅的65%，其中1%的最高收入者承擔了30%（如以前所述，這已經是比幾十年前大大優惠富人、在發達經濟體中貧富差距最大的稅收結構了）；而遺產稅、資本利得稅、房產稅等富人應盡的義務我國還一件也沒落實。

我國稅收占GDP20%，美國占28%，法國占41%，德國占40%，英國占39%，巴西占36%。中國GDP現為50余萬億，稅收占比增加一個百分點就是5000多億，彌補養老金缺口用不了。我國的稅收結構和水平只要向現在美國看齊，還不要說歐洲和美國若干年前，全民福利也能接近歐美水平。

據位於美華盛頓全球金融誠信組織（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2012年12月發表的非法資金外流報告指出，2000～2011年，中國因逃稅、貪腐或犯罪而產生的非法資金外流達3.79萬億美元（約合人民幣23.6萬億元），占發展中國家非法資金外流的近五成，是非法資金流出最多的國家。把這些非法外流資金追回一半、三分之一、甚至只是亡羊補牢，我國養老、社會保障、醫療都不是問題。

權貴豪民人數雖然少，但勢力大、操縱能力強，不好惹。小民好欺負，但小民日子如果太苦，經濟也發展不起來，再逼急了也會造反。

如果我們的領導層像崇禎那樣心軟手軟、不得罪巨室、不能抑制權貴豪民特權、甚至沿着“國窮民窮豪強富”的斜坡繼續下滑，如果我們的權貴豪民不仗義、千方百計地逃避責任和義務，如果我們的理論界、輿論界大V們昧着良心、花言巧語地維護權貴富豪的眼前利益，那我們會因為邁不過貧富差距擴大這道坎而始終陷於“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