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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外蒙古独立——奉劝汉人反思一下自己的国家民族观
作者：秋风秋水
来源：瑞典蒙古网
2008年6月
2008年5月香港发行的《争鸣》月刊中，登载了李大立先生的《蒙藏双重标准，共产党不如国民党》一篇文章。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论述：“……蒙古帝国鼎盛时期，同时兼并及统治西藏和中国，建立元朝。元朝灭亡后明清各代乃至国民党政府期间，外蒙古一直属于中国。……1950年毛泽东迫不及待和苏联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不但出卖了大量国家领土和主权，而且承认外蒙古独立。从此蒙古民族一分为二，中国数千年以来的领土完整也从此丧失。……”读了此文之后，就汉人所抱有的国家民族观念，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李大立先生的观点有悖于史实
元朝灭亡后，近300多年明王朝的统治期间，明王朝与蒙古一直处于对峙状态，中间既有自1370年起至1424年期间明太祖和明成祖两代帝王对北元以及北元之后的蒙古三部落进行的数次征讨，（每次征讨之后均“班师回朝”，这与后来的1979年春邓小平出兵“教训”越南如出一辙，其中明成祖死于第五次班师途中）；也有1449年御驾亲征的明英宗被蒙古瓦剌部所俘获的土木之变（请问李大立先生：如果说蒙古在明代属于中国的管辖，那么俘虏自己的皇帝岂不滑稽？）；还有1550年土默特部俺答汗为强迫明朝开放边贸集市而发动的庚戌战争（为做生意而发动战争，这比鸦片战争早了290年）。到了17世纪面对着努尔哈赤后金的崛起，特别是经过“萨尔浒战役”后大伤元气的明朝为避免两面受敌的窘境，转而向蒙古这个宿敌求援，而当时统治蒙古诸部落的林丹汗也意识到了后金的威胁，因而与明朝达成共同防范后金的默契共识，所以在明帝国辽东防务吃紧的时候，蒙古并没有从背后捅明朝一刀。因此为表示对蒙古的谢意，明朝每年向林丹汗赠送白银千两。从朱元璋将蒙元帝国赶回大漠，后来又经过你来我往的军事冲突与对峙，直至先后被清朝所统治的近300年期间，蒙古与中国的明王朝始终是各自独立一方，蒙古没有在明帝国的掌控之下，蒙古在明朝属于中国的这个说法实属荒唐。
把蒙古与中国捆绑在一起的是清帝国的满州女真人，而并非是中国的汉人。在明王朝灭亡之前，是满州女真人对蒙古各部落通过联姻、诱降、征战等软硬兼施的方式在17世纪将蒙古各个部落归降于清朝的麾下，从而避免重蹈金朝的覆辙。随着清军挥师南下，明王朝的疆土并入清王朝新帝国的版图后，蒙古也一道被挟裹到了这个新帝国里来。值得一提的是，自洪武年至万历年期间的明王朝，为防范蒙古以及后金的入侵，对长城这个自先秦以来的北方要塞，劳民伤财地加固整修不下20 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入主中国后的清康熙皇帝则视长城为无用之物，这条防线既没有挡住“蒙古鞑虏”的铁骑，也没有挡住“满洲鞑虏”的铁骑，与历代王朝不同，元朝和清朝这两个“虏廷”都没有拾掇打理这条绵延千里的 “中国的马其诺防线”。
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在蒙古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在受清帝国统治之前，蒙古民族从没有受过任何异民族的统治，而是自己把握自己的民族命运，在长达280年的清帝国统治结束之后，从1911年到1921年的10年期间，取清王朝而代之的中华民国的北洋政府对外蒙古的实际控制连3年都不到。不过，清帝国灭亡后的蒙古的势力已经大大衰落，和当初被明朝逐出中国时的蒙古已经不能同日而语，面对取而代之的中华民国的强权控制，为寻求民族独立生存，弱小的外蒙古不得不借助北方邻国的协助帮忙，而无论是沙俄还是白俄还是最后的苏俄都先后不遗余力地协助外蒙古从清帝国的版图中解脱出来。在二战结束前夕的雅尔塔会议框架之下，外蒙古已实际独立20多年的既成事实提到桌面上来，经过与苏联政府的讨价还价，在外蒙古实行全名公决的结果之后，中华民国政府最终无奈地于1946年1月 5日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当然外蒙古的独立也为之付出了很大代价，那就是自1921年独立以后的70多年里对其保护国——苏联俯首帖耳。以上的这段史实就是元朝灭亡之后外蒙古与中国的关系历程。而1950年毛泽东与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只不过是再次重复前国民党政权已经承认外蒙古独立的既成事实而已，把“出卖国土”的帽子扣在毛泽东头上是说不通的。
至于蒙古国力衰弱分为内外蒙古而被分割开来则是另外一个话题。蒙古地域广袤，由各大小不同的部落所组成，而这些部落彼此之间的联系相对来说较为松散，且中间又征战内耗不断，从整个蒙古历史来看，内部分裂纷争多于统一完整，蒙古这个称谓始于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以其武功将一盘散沙的各蒙古部落统一到他的麾下，这在整个蒙古历史上可称为奇迹。内外蒙古的之分始于清朝，清帝国以大漠为界将大漠以南的蒙古称为内藩蒙古（即：内蒙古），而大漠以北称之为外藩蒙古（即：外蒙古）。外蒙古又称为喀尔喀蒙古，喀尔喀蒙古是最晚归顺清王朝的部落。同时由于它的“天高皇帝远”的地理位置，与毗邻长城的漠南蒙古相比，它与内地交往较少，本身对中国文化就具有很强的“抗体”。相对来说内蒙古地区虽然与汉人联系紧密，有些地方已经被汉化，但是内蒙古的蒙古人的民族自觉意识也没有磨灭。 1945年日本战败后，东蒙地区成立了“新内蒙古人民更命党”与外蒙古的人民革命党名字相同，并主张与外蒙古合并为一个独立的蒙古国。但是蒙古已经沦为弱国，正所谓弱国无外交，因为雅尔塔框架已经将蒙古国的疆域界定，民族统一这一决定权已经不掌握在蒙古人手中，对内外蒙古合并这一民族夙愿，外蒙古的蒙古人爱莫能助，内蒙古的蒙古人望洋兴叹。被历史命运所被分割开来的蒙古人后来的不同遭遇，很像电影《辛德勒名单》中所描写的那样，留在名单里的人尽管活得并不如意，毕竟得以幸免而弥留人间；而在名单以外的人则被送进焚尸炉。对于外蒙古的蒙古人来说，外蒙古的独立无异于把他们留在这个“名单”中因而得以避免民族的毁灭；而对于没有能实现内外蒙古的合并而被中国“截流”下来的内蒙古的蒙古人来说，则意味着被排除在这个“名单”之外，而被送进了民族净化的“焚尸炉 ”。不是自己本身的原因，而是因为外部的势力造成民族分离的蒙古民族命运是很可悲的，不过幸运的是，至少蒙古民族还没有像西藏那样整体地被送进民族同化的绞肉机里。与其整体被灭亡掉，莫不如弃车保帅，以内外蒙古民族分离为代价而保留一个蒙古民族的国家与文化。这对蒙古民族来说，还算是“两害相权择其轻”。
（二）外蒙古自古属于中国的逻辑能否成立？
李大立先生所说的外蒙古自古属于中国，外蒙古的独立是中国丧失领土的这种观念，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都根深蒂固。就此我很想和持有这些观点的人们探讨一番。我认为蒙古是蒙古，中国是中国，这是两个根本不应混淆的概念。
首先说外蒙古的这块土地。如果中国汉人是祖祖辈辈生息繁衍在这里，而蒙古人后来把这些中国汉人从这块土地赶走，将这块土地掠为己有的话，那么丧失国土这个逻辑还可以站得住脚。然而这块土地世世代代就是蒙古人生息繁衍、游牧为生的地方，蒙古人自己治理自己的土地，对中国人来说何谓“丧失领土”呢？这个逻辑难道不荒诞吗？如果说丧失了数千年的领土完整，那应该说是蒙古丧失了领土完整而不是中国丧失来了领土完整。
其次，现在中国的疆域基本上继承了清帝国的版图。但是这个清帝国的领土版图，中国人不是一开始就欢天喜地接受过来的，清帝国版图的扩张是伴随着汉人对满人入侵的激烈抵抗，而满人又对汉人的大肆杀戮将自己的帝国强加在汉人头上的。我所知道中国的历史书籍中从没有出现过“抗汉”、“抗唐”的这些字眼，却经常可以看到“抗金”、“抗元”、“抗清”的这些字眼，这与后来的“抗日”从本质上没有根本区别，说起“扬州十日”往往会联想到“南京大屠杀”（前者称屠城80 万人，后者称屠城30万人）。那些领导“抗金”、“抗元”、“抗清”的将领官员们，在中国的教科书中无不冠以“民族英雄”、“爱国将领”的称号。而在其他王朝在改朝换代之际，不论开国将领有其多高的战功，都没有获得这些桂冠。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里的《明亡清兴60年》这一节目中，北京满学会会长阎崇年先生在讲到袁崇焕抗清的历史故事时，也动情地用“爱国主义”这一字眼来赞誉袁崇焕；我也曾经参观过杭州的岳飞庙，看到里面那些对“鞑虏”义愤填膺的激昂文词时，我强烈地感受到了那首《松花江上》所歌唱的那块黑土地自古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当然，异民族的铁蹄践踏了自己家园的时候，奋起抵抗是天经地义的，这是任何民族都会做的，那怕是面临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异民族的压迫侵略，就像今天的藏人反抗中国的统治压迫那样。
古往今来，不论是哪个大帝国都不会背离从膨胀扩张到瓦解消亡的这个历史规律。迦太基帝国如此，罗马帝国亦如此；马其顿帝国如此，波斯帝国亦如此；奥斯曼帝国如此，蒙古帝国亦如此；近现代的纳粹第三帝国以及苏联帝国如此，统治中国200多年的爱新觉罗王朝的满清帝国亦同样如此。帝国的建立伴随着血雨腥风，是以一个强盛民族压迫其他民族的基础上建立的，大厦固然宏伟，根基却也脆弱。元末明初，朱元璋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时候，蒙古人被赶回了老家；清朝末年孙中山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时候，可怜满洲人连自己的老窝都被汉人端了。蒙元帝国统治中国只有短暂的80多年，蒙古人并没有把自己融入中国的汉文化当中；满清帝国统治中国则长达200多年，在这200年里自己的民族文化则完全汉人文化所淹没。汉人付出的代价无非是被满人强迫地梳了200年的辫子而已，汉人剪断辫子后依旧还是汉人，可剪断辫子后的满人连同自己的文化也随之消失，满人成了地地道道的亡国奴。我想如果满洲人如果当初没有入关而是在关外自成一隅的话，那么现在的东三省很有可能与现在的蒙古国一样，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满洲国”。
没有一个民族心甘情愿地接受异民族的统治，我想这个道理中国人是很明白的。一个旧帝国的解体，必然唤醒其被奴役民族的民族自决的意识，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人在制定“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明文宣誓：“一、驱除鞑虏：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二、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 正如那面武昌起义的“十八星旗”所象征的那样，最初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范围仅限于以汉人为主体的十八省，并没有涵括满洲东北、内外蒙古、新疆、西藏。至于后来将口号改为“五族共和”，无非是中国人试图用这条“共和”锁链将其他民族捆绑起来，而这个“共和”并没有得到具有自己文化传统的蒙古、西藏的认同。和孙中山、黄兴这些“匡扶汉室”的革命家们一样，外蒙古也于辛亥革命爆发同期，为争取民族独立，推翻满清王朝对外蒙古的统治，将清朝住库伦的“蒙古办事大臣衙门”的清朝官员驱除出境。作为蒙古人来说既然摆脱了满洲人的统治，当然也不会接受汉人的统治。如果说外蒙古的独立是“分裂”的话，那就如同当初朱元璋“分裂”蒙古帝国那样，“分裂”的是满清帝国，而不是汉人的中国。因为这个清帝国不仅是强加在中国汉人的头上的，也是强加在其他民族头上的，在这个大清帝国大厦倒塌之际，被奴役的民族离开这个帝国的版图乃天经地义。沙俄帝国崩溃之际，芬兰离开了沙俄帝国的版图；苏联帝国解体之际，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也离开了苏联帝国的版图。而历史上有哪一个瓦解之后的大帝国会“破镜重圆”呢？有谁听说过意大利人要求收回罗马帝国失去的领土？有谁听说过土耳其人要求收回奥斯曼帝国失去的领土？既没有人听说过马其顿人要求收回亚历山大时代的疆土；也没有人听说过蒙古人要求收回成吉思汗时代的疆土；更没有人听说过德国人要收回第三帝国的疆土。而作为曾经被满洲人奴役的中国人却渴望要收回满清帝国失去的疆土，这个逻辑难道不荒诞吗？
其实，满清帝国垮台后，汉人统治下的中国不仅没有失去土地，反而获得了比任何一个汉人统治的王朝都大得多的疆土。满洲人被彻底同化，自己的老家归了中国；蒙古的一大块土地割让给了中国；新疆、西藏也顺手牵羊地被并入了汉人所控制的版图。如果没有清兵入关，明王朝一直残存到20世纪初的话，那么中国的版图还是现在的版图吗？请那些认为外蒙古独立是“分裂中国”的人好好地研究一下历史吧。至于用“中华民族”这个词汇来牵强附会地涵盖包括汉民族和汉民族以外的其他民族，以此来证明外蒙古的独立是“分裂”，那么在这里我要说：“中华民族”的这顶桂冠还是戴在汉民族自己的头上吧，不要把这顶帽子也硬扣在蒙古人、西藏人、维吾尔人甚至朝鲜人的头上，因为这些民族从心底不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这与前苏联以“苏维埃人”这个冠冕堂皇的大帽子来试图囊括其他非俄罗斯民族，而这些非俄罗斯民族也不认同自己是“苏维埃人”一个道理。
（三）西藏问题
在这里顺便谈谈西藏问题。在同期的《争鸣》杂志上还发表了署名北海闲人的文章《西藏问题和为贵》。其中写道：“史载青藏高原自元代正式归入我国版图，是蒙古帝国替咱们挣得的大片国土……”。这番话听起来更是让人啼笑皆非。蒙古帝国的疆域何止是西藏，还囊括了欧亚大陆的大片疆土，难道这些也都是成吉思汗为中国人挣得大片国土？按照如此逻辑，这些欧亚诸国是不是也要回归到“祖国怀抱”呢？请各位中国人记住历史，元朝是蒙古人侵略和统治了中国，中国的汉人曾被贬为三等公民，这对汉人是奇耻大辱，不要把元朝统治者当作自己的统治者。鲁迅先生在《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写道：“……这只有这作者‘清癯’生是蒙古人，倒还说得过去。否则，成吉思汗‘入主中夏’，术赤在墨斯科‘即汗位’，那时咱们中俄两国的境遇正一样，就是都被蒙古人征服的。为什么中国人现在竟来硬霸元人，为自己的先人，仿佛满脸光彩似的，去骄傲同受压迫的斯拉夫种的呢？倘照这样的论法，俄国人就也可以作‘吾国征华史之一页’，说他们在元代奄有中国的版图。倘照这样的论法，则即使俄人此刻‘入主中夏’，也就有‘欧亚混一之势’，‘有足以壮吾国后人’之后人‘之勇气者’矣。嗟乎，赤俄未征，白痴已出，殊 ‘非吾国战史上最有光彩最有荣誉之一页’也！” 中国共产党在1963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九评苏共”中第四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中也表示道：“成吉思汗是当时蒙古的汗，中国和俄国，都是遭受侵略的。”
李大立先生在文章中写道：“……辛亥革命后，1913年初13世达赖喇嘛曾经宣布西藏‘独立’，国民党政府两次派特使赴藏规劝，从未使用武力，而实际上西藏也从未脱离过中国，因为这种邦联关系符合双方利益：假若汉人兼并西藏，未必能适应当地的高原气候和宗教信仰，难以服众，不如採用‘冊封’怀柔政策，既可维持统一，又满足藏人自治的要求。……” 谈到西藏，辛亥革命时期的西藏和外蒙古非常相似，西藏也未尝不想借此机会离开满清帝国的版图，而且也曾经向国际上寻求过支持，然而毕竟没有得到一个像苏联那样为外蒙古独立而不惜“拔刀相助”的强国支持，最终没有能像外蒙古那样摆脱中国的统治，1959年抗暴斗争被血腥镇压后，许多的藏人为了逃脱中国的暴力统治与文化侵略，不得不离开了自己千百年来世世代代居住的雪域高原，逃往到异国他乡以寄人篱下的方式求得自己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至于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对西藏没有像后来的共产党那样实行武力，而使用“规劝怀柔”的策略，这并不说明国民党政府有着什么“菩萨心肠”，而是因为军阀混战、中日战争、国共内战等多年的战乱使得中华民国政府焦头烂额，无暇过问西藏罢了。假设国民党政府没有那些内忧外患的因素所缠绕的话，1949年以后中共对西藏实行的动武之举，国民党政府也未必不会使用，台湾的228血腥惨案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关于西藏和中国的隶属关系问题，我劝这些作者不妨读一读王立雄先生最近在博讯上发表的《西藏与中国的历史关系》，这是一篇不多见的客观、理性地阐述了西藏与中国历史关系的系列文章。读了他的文章后，也许诸位受一些启发。
（四）源远流长的“中华帝国”狼奶
现在人们形容在共产党党文化教育成长下的人是喝“狼奶”长大的，在我看来，这个“狼奶”不是在1949年共产党执政时才开始给人灌输的，而是自秦始皇一统中国大地之日起，这个“狼奶”就开始酝酿发酵了。如何看待其他民族的民族自决权，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还是共产党政府不存在什么“双重标准 ”，任何执政者都具有千年遗传下来的唯我独尊的中央帝国的“共识”。1919年北洋政府的徐树铮将军对外蒙古以武力威胁以强迫其放弃自治的举动，与 1950年中共对西藏大兵压境迫使西藏接受17条协议以及1959年对西藏的抗暴运动进行血腥镇压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前者没有流血而已。值得回味的是，对徐树铮将军对外蒙古强硬蛮横的举动，孙中山也为此发出了贺电，祝贺他“收回”外蒙古。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的所谓“五族共和”是个什么货色，在对待其他民族的民族自决权的思维意识上，连这位受过欧美民主文化的熏陶，立志要铲除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伟大的先驱者”都尚且如此，更不用说那些披着“共和”、 “革命”外衣的混世魔王们了。和捷克的哈维尔总统相比，无论孙中山先生再怎么喝洋墨水，也吐不干净自己身上的“狼奶”，这也是他的“共和理想”无法在中国实现的根本原因吧。
中国人当初为了摆脱蒙古人、满洲人以及日本人的侵略压迫做了不屈不饶的抗争是正义的，对当初异族统治的愤恨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翻过身来，自己也变成了曾经所万分憎恶的“鞑虏”、“鬼子”而欺压其他民族的时候，可曾想到过被欺压民族所遭受的苦痛呢？在当今世界上愈来愈多的国家逐渐摈弃了狭隘极端的国家民族主义的同时，中国人却依旧死死抱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一过时的帝国疆土观念不放，不要说是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还是现在的共产政权，即便是那些具有良知，抨击中国现行政策的中国汉人也不例外。记得“六四”后不久，逃亡到美国的前任总理赵紫阳的资深顾问——陈一谘先生在一次座谈会上谈到西藏问题时说：如果西藏脱离开中国，他就会“心如刀绞”（不是原话，大意如此）。听到这个发言后，一位美国与会学者当场质问：你们抨击共产党如何如何迫害人权，可你们自己却为什么漠视西藏人的民族自决权的呼声呢（不是原话，大意如此）？陈一咨先生的话也许代表了许多中国人的看法，对他的这句话我感到不寒而栗，如果西藏脱离中国，他会感到“心如刀绞”，那么如果汉人和藏人调换个位置的话，他该会怎么想？还有很多人以所谓民族感情为由坚决反对“藏独”，那么我要问问这些充满民族感情的中国人，藏人的民族感情你们可想过吗？按照如此逻辑，如果现在日本人依旧对中国人实行“三光政策”，而中国人奋力要摆脱日本人的统治，日本人却说绝不允许中国离开日本人统治的“东亚共荣圈”，因为这会伤害日本人的民族感情，中国人又该会怎么想呢？自己是受害者的时候愤愤鸣不平，可是自己成了伤害他人的为害者则若无其事，甚至为之辩护，这如同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所说的那样：“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尽管 2500年前的孔子就已向世人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告，可这个至理名言早被秦皇汉武以来那浸透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狼奶”所冲刷得无影无踪了。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这个世界就以弱肉强食这一野兽丛林法则来支配。可是人毕竟不是动物，随着时代的进步，地球变得愈来愈小，人们的交往愈来愈密切，人们已愈来愈抛弃了丛林法则，自由人权已经愈来愈成为人们所认同的普世价值。在欧洲、无论是东西德国的统一，还是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分离，无不体现着对自由人权与民族自决权的尊重。如今一个与以往大帝国完全不同的大家庭在欧洲大陆出现，这就是欧盟。在这个大家庭里，无论是入盟还是脱离都尊重当事国国民的自由选择，没有一个任何国家用武力迫使另外一个国家并入到这个大家庭里来，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生活在这个同样的大家庭里，彼此之间却保持着国家主权、各自的民族文化，而又能彼此和平共处。在如何构建一个国际大家庭的问题上，欧盟的成立堪称为世人做出了楷模。我衷心希望中国人也能够以此为借鉴，抛弃封建王朝的大一统价值观，以尊重个人人权、民族自决权这一当今的普世价值观来处理西藏、新疆以及内蒙古等的民族问题，以博大的胸襟看待其他民族的民族自主要求。就像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所倡导的那样，去努力构建一个“君子求和不求同”的和谐世界，而不是竭力维持一个孔子所唾弃的“小人求同不求和”的霸道世界。如果真正按照类似欧盟模式重新组建一个大家庭的话，我想任何其他民族是不会拒绝融入到这个大家庭里来的。
http://www.mongol.org.uk/china/Page/08.07.11.htm
瑞典蒙古委员会(C)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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