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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外蒙古獨立——奉勸漢人反思一下自己的國家民族觀
作者：秋風秋水
來源：瑞典蒙古網
2008年6月
2008年5月香港發行的《爭鳴》月刊中，登載了李大立先生的《蒙藏雙重標準，共產黨不如國民黨》一篇文章。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論述：“……蒙古帝國鼎盛時期，同時兼併及統治西藏和中國，建立元朝。元朝滅亡後明清各代乃至國民黨政府期間，外蒙古一直屬於中國。……1950年毛澤東迫不及待和蘇聯簽訂了新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不但出賣了大量國家領土和主權，而且承認外蒙古獨立。從此蒙古民族一分為二，中國數千年以來的領土完整也從此喪失。……”讀了此文之後，就漢人所抱有的國家民族觀念，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 李大立先生的觀點有悖於史實
元朝滅亡後，近300多年明王朝的統治期間，明王朝與蒙古一直處於對峙狀態，中間既有自1370年起至1424年期間明太祖和明成祖兩代帝王對北元以及北元之後的蒙古三部落進行的數次征討，（每次征討之後均“班師回朝”，這與後來的1979年春鄧小平出兵“教訓”越南如出一轍，其中明成祖死於第五次班師途中）；也有1449年御駕親征的明英宗被蒙古瓦剌部所俘獲的土木之變（請問李大立先生：如果說蒙古在明代屬於中國的管轄，那麼俘虜自己的皇帝豈不滑稽？）；還有1550年土默特部俺答汗為強迫明朝開放邊貿集市而發動的庚戌戰爭（為做生意而發動戰爭，這比鴉片戰爭早了290年）。到了17世紀面對着努爾哈赤後金的崛起，特別是經過“薩爾滸戰役”後大傷元氣的明朝為避免兩面受敵的窘境，轉而向蒙古這個宿敵求援，而當時統治蒙古諸部落的林丹汗也意識到了後金的威脅，因而與明朝達成共同防範後金的默契共識，所以在明帝國遼東防務吃緊的時候，蒙古並沒有從背後捅明朝一刀。因此為表示對蒙古的謝意，明朝每年向林丹汗贈送白銀千兩。從朱元璋將蒙元帝國趕回大漠，後來又經過你來我往的軍事衝突與對峙，直至先後被清朝所統治的近300年期間，蒙古與中國的明王朝始終是各自獨立一方，蒙古沒有在明帝國的掌控之下，蒙古在明朝屬於中國的這個說法實屬荒唐。
把蒙古與中國捆綁在一起的是清帝國的滿州女真人，而並非是中國的漢人。在明王朝滅亡之前，是滿州女真人對蒙古各部落通過聯姻、誘降、征戰等軟硬兼施的方式在17世紀將蒙古各個部落歸降於清朝的麾下，從而避免重蹈金朝的覆轍。隨着清軍揮師南下，明王朝的疆土併入清王朝新帝國的版圖後，蒙古也一道被挾裹到了這個新帝國里來。值得一提的是，自洪武年至萬曆年期間的明王朝，為防範蒙古以及後金的入侵，對長城這個自先秦以來的北方要塞，勞民傷財地加固整修不下20 次；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入主中國後的清康熙皇帝則視長城為無用之物，這條防線既沒有擋住“蒙古韃虜”的鐵騎，也沒有擋住“滿洲韃虜”的鐵騎，與歷代王朝不同，元朝和清朝這兩個“虜廷”都沒有拾掇打理這條綿延千里的 “中國的馬其諾防線”。
在這裡我要強調的是，在蒙古民族的歷史長河中，在受清帝國統治之前，蒙古民族從沒有受過任何異民族的統治，而是自己把握自己的民族命運，在長達280年的清帝國統治結束之後，從1911年到1921年的10年期間，取清王朝而代之的中華民國的北洋政府對外蒙古的實際控制連3年都不到。不過，清帝國滅亡後的蒙古的勢力已經大大衰落，和當初被明朝逐出中國時的蒙古已經不能同日而語，面對取而代之的中華民國的強權控制，為尋求民族獨立生存，弱小的外蒙古不得不藉助北方鄰國的協助幫忙，而無論是沙俄還是白俄還是最後的蘇俄都先後不遺餘力地協助外蒙古從清帝國的版圖中解脫出來。在二戰結束前夕的雅爾塔會議框架之下，外蒙古已實際獨立20多年的既成事實提到桌面上來，經過與蘇聯政府的討價還價，在外蒙古實行全名公決的結果之後，中華民國政府最終無奈地於1946年1月 5日正式承認外蒙古獨立。當然外蒙古的獨立也為之付出了很大代價，那就是自1921年獨立以後的70多年裡對其保護國——蘇聯俯首帖耳。以上的這段史實就是元朝滅亡之後外蒙古與中國的關係歷程。而1950年毛澤東與斯大林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只不過是再次重複前國民黨政權已經承認外蒙古獨立的既成事實而已，把“出賣國土”的帽子扣在毛澤東頭上是說不通的。
至於蒙古國力衰弱分為內外蒙古而被分割開來則是另外一個話題。蒙古地域廣袤，由各大小不同的部落所組成，而這些部落彼此之間的聯繫相對來說較為鬆散，且中間又征戰內耗不斷，從整個蒙古歷史來看，內部分裂紛爭多於統一完整，蒙古這個稱謂始於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以其武功將一盤散沙的各蒙古部落統一到他的麾下，這在整個蒙古歷史上可稱為奇蹟。內外蒙古的之分始於清朝，清帝國以大漠為界將大漠以南的蒙古稱為內藩蒙古（即：內蒙古），而大漠以北稱之為外藩蒙古（即：外蒙古）。外蒙古又稱為喀爾喀蒙古，喀爾喀蒙古是最晚歸順清王朝的部落。同時由於它的“天高皇帝遠”的地理位置，與毗鄰長城的漠南蒙古相比，它與內地交往較少，本身對中國文化就具有很強的“抗體”。相對來說內蒙古地區雖然與漢人聯繫緊密，有些地方已經被漢化，但是內蒙古的蒙古人的民族自覺意識也沒有磨滅。 1945年日本戰敗後，東蒙地區成立了“新內蒙古人民更命黨”與外蒙古的人民革命黨名字相同，並主張與外蒙古合併為一個獨立的蒙古國。但是蒙古已經淪為弱國，正所謂弱國無外交，因為雅爾塔框架已經將蒙古國的疆域界定，民族統一這一決定權已經不掌握在蒙古人手中，對內外蒙古合併這一民族夙願，外蒙古的蒙古人愛莫能助，內蒙古的蒙古人望洋興嘆。被歷史命運所被分割開來的蒙古人後來的不同遭遇，很像電影《辛德勒名單》中所描寫的那樣，留在名單裡的人儘管活得並不如意，畢竟得以倖免而彌留人間；而在名單以外的人則被送進焚屍爐。對於外蒙古的蒙古人來說，外蒙古的獨立無異於把他們留在這個“名單”中因而得以避免民族的毀滅；而對於沒有能實現內外蒙古的合併而被中國“截流”下來的內蒙古的蒙古人來說，則意味着被排除在這個“名單”之外，而被送進了民族淨化的“焚屍爐 ”。不是自己本身的原因，而是因為外部的勢力造成民族分離的蒙古民族命運是很可悲的，不過幸運的是，至少蒙古民族還沒有像西藏那樣整體地被送進民族同化的絞肉機里。與其整體被滅亡掉，莫不如棄車保帥，以內外蒙古民族分離為代價而保留一個蒙古民族的國家與文化。這對蒙古民族來說，還算是“兩害相權擇其輕”。
（二）外蒙古自古屬於中國的邏輯能否成立？
李大立先生所說的外蒙古自古屬於中國，外蒙古的獨立是中國喪失領土的這種觀念，在許多中國人心目中都根深蒂固。就此我很想和持有這些觀點的人們探討一番。我認為蒙古是蒙古，中國是中國，這是兩個根本不應混淆的概念。
首先說外蒙古的這塊土地。如果中國漢人是祖祖輩輩生息繁衍在這裡，而蒙古人後來把這些中國漢人從這塊土地趕走，將這塊土地掠為己有的話，那麼喪失國土這個邏輯還可以站得住腳。然而這塊土地世世代代就是蒙古人生息繁衍、游牧為生的地方，蒙古人自己治理自己的土地，對中國人來說何謂“喪失領土”呢？這個邏輯難道不荒誕嗎？如果說喪失了數千年的領土完整，那應該說是蒙古喪失了領土完整而不是中國喪失來了領土完整。
其次，現在中國的疆域基本上繼承了清帝國的版圖。但是這個清帝國的領土版圖，中國人不是一開始就歡天喜地接受過來的，清帝國版圖的擴張是伴隨着漢人對滿人入侵的激烈抵抗，而滿人又對漢人的大肆殺戮將自己的帝國強加在漢人頭上的。我所知道中國的歷史書籍中從沒有出現過“抗漢”、“抗唐”的這些字眼，卻經常可以看到“抗金”、“抗元”、“抗清”的這些字眼，這與後來的“抗日”從本質上沒有根本區別，說起“揚州十日”往往會聯想到“南京大屠殺”（前者稱屠城80 萬人，後者稱屠城30萬人）。那些領導“抗金”、“抗元”、“抗清”的將領官員們，在中國的教科書中無不冠以“民族英雄”、“愛國將領”的稱號。而在其他王朝在改朝換代之際，不論開國將領有其多高的戰功，都沒有獲得這些桂冠。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裡的《明亡清興60年》這一節目中，北京滿學會會長閻崇年先生在講到袁崇煥抗清的歷史故事時，也動情地用“愛國主義”這一字眼來讚譽袁崇煥；我也曾經參觀過杭州的岳飛廟，看到裡面那些對“韃虜”義憤填膺的激昂文詞時，我強烈地感受到了那首《松花江上》所歌唱的那塊黑土地自古並不是中國的一部分。當然，異民族的鐵蹄踐踏了自己家園的時候，奮起抵抗是天經地義的，這是任何民族都會做的，那怕是面臨比自己強大得多的異民族的壓迫侵略，就像今天的藏人反抗中國的統治壓迫那樣。
古往今來，不論是哪個大帝國都不會背離從膨脹擴張到瓦解消亡的這個歷史規律。迦太基帝國如此，羅馬帝國亦如此；馬其頓帝國如此，波斯帝國亦如此；奧斯曼帝國如此，蒙古帝國亦如此；近現代的納粹第三帝國以及蘇聯帝國如此，統治中國200多年的愛新覺羅王朝的滿清帝國亦同樣如此。帝國的建立伴隨着血雨腥風，是以一個強盛民族壓迫其他民族的基礎上建立的，大廈固然宏偉，根基卻也脆弱。元末明初，朱元璋提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時候，蒙古人被趕回了老家；清朝末年孫中山提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時候，可憐滿洲人連自己的老窩都被漢人端了。蒙元帝國統治中國只有短暫的80多年，蒙古人並沒有把自己融入中國的漢文化當中；滿清帝國統治中國則長達200多年，在這200年裡自己的民族文化則完全漢人文化所淹沒。漢人付出的代價無非是被滿人強迫地梳了200年的辮子而已，漢人剪斷辮子後依舊還是漢人，可剪斷辮子後的滿人連同自己的文化也隨之消失，滿人成了地地道道的亡國奴。我想如果滿洲人如果當初沒有入關而是在關外自成一隅的話，那麼現在的東三省很有可能與現在的蒙古國一樣，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滿洲國”。
沒有一個民族心甘情願地接受異民族的統治，我想這個道理中國人是很明白的。一個舊帝國的解體，必然喚醒其被奴役民族的民族自決的意識，孫中山、黃興、章太炎等人在制定“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中明文宣誓：“一、驅除韃虜：今之滿洲，本塞外東胡。昔在明朝，屢為邊患。後乘中國多事，長驅入關，滅我中國，據我政府，迫我漢人為其奴隸，……義師所指，覆彼政府，還我主權。……二、恢復中華：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驅除韃虜之後，光復我民族的國家。敢有為石敬瑭、吳三桂之所為者，天下共擊之！” 正如那面武昌起義的“十八星旗”所象徵的那樣，最初推翻帝制建立民國範圍僅限於以漢人為主體的十八省，並沒有涵括滿洲東北、內外蒙古、新疆、西藏。至於後來將口號改為“五族共和”，無非是中國人試圖用這條“共和”鎖鏈將其他民族捆綁起來，而這個“共和”並沒有得到具有自己文化傳統的蒙古、西藏的認同。和孫中山、黃興這些“匡扶漢室”的革命家們一樣，外蒙古也於辛亥革命爆發同期，為爭取民族獨立，推翻滿清王朝對外蒙古的統治，將清朝住庫倫的“蒙古辦事大臣衙門”的清朝官員驅除出境。作為蒙古人來說既然擺脫了滿洲人的統治，當然也不會接受漢人的統治。如果說外蒙古的獨立是“分裂”的話，那就如同當初朱元璋“分裂”蒙古帝國那樣，“分裂”的是滿清帝國，而不是漢人的中國。因為這個清帝國不僅是強加在中國漢人的頭上的，也是強加在其他民族頭上的，在這個大清帝國大廈倒塌之際，被奴役的民族離開這個帝國的版圖乃天經地義。沙俄帝國崩潰之際，芬蘭離開了沙俄帝國的版圖；蘇聯帝國解體之際，波羅的海三國、烏克蘭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國也離開了蘇聯帝國的版圖。而歷史上有哪一個瓦解之後的大帝國會“破鏡重圓”呢？有誰聽說過意大利人要求收回羅馬帝國失去的領土？有誰聽說過土耳其人要求收回奧斯曼帝國失去的領土？既沒有人聽說過馬其頓人要求收回亞歷山大時代的疆土；也沒有人聽說過蒙古人要求收回成吉思汗時代的疆土；更沒有人聽說過德國人要收回第三帝國的疆土。而作為曾經被滿洲人奴役的中國人卻渴望要收回滿清帝國失去的疆土，這個邏輯難道不荒誕嗎？
其實，滿清帝國垮台後，漢人統治下的中國不僅沒有失去土地，反而獲得了比任何一個漢人統治的王朝都大得多的疆土。滿洲人被徹底同化，自己的老家歸了中國；蒙古的一大塊土地割讓給了中國；新疆、西藏也順手牽羊地被併入了漢人所控制的版圖。如果沒有清兵入關，明王朝一直殘存到20世紀初的話，那麼中國的版圖還是現在的版圖嗎？請那些認為外蒙古獨立是“分裂中國”的人好好地研究一下歷史吧。至於用“中華民族”這個詞彙來牽強附會地涵蓋包括漢民族和漢民族以外的其他民族，以此來證明外蒙古的獨立是“分裂”，那麼在這裡我要說：“中華民族”的這頂桂冠還是戴在漢民族自己的頭上吧，不要把這頂帽子也硬扣在蒙古人、西藏人、維吾爾人甚至朝鮮人的頭上，因為這些民族從心底不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這與前蘇聯以“蘇維埃人”這個冠冕堂皇的大帽子來試圖囊括其他非俄羅斯民族，而這些非俄羅斯民族也不認同自己是“蘇維埃人”一個道理。
（三）西藏問題
在這裡順便談談西藏問題。在同期的《爭鳴》雜誌上還發表了署名北海閒人的文章《西藏問題和為貴》。其中寫道：“史載青藏高原自元代正式歸入我國版圖，是蒙古帝國替咱們掙得的大片國土……”。這番話聽起來更是讓人啼笑皆非。蒙古帝國的疆域何止是西藏，還囊括了歐亞大陸的大片疆土，難道這些也都是成吉思汗為中國人掙得大片國土？按照如此邏輯，這些歐亞諸國是不是也要回歸到“祖國懷抱”呢？請各位中國人記住歷史，元朝是蒙古人侵略和統治了中國，中國的漢人曾被貶為三等公民，這對漢人是奇恥大辱，不要把元朝統治者當作自己的統治者。魯迅先生在《吾國征俄戰史之一頁》寫道：“……這隻有這作者‘清癯’生是蒙古人，倒還說得過去。否則，成吉思汗‘入主中夏’，朮赤在墨斯科‘即汗位’，那時咱們中俄兩國的境遇正一樣，就是都被蒙古人征服的。為什麼中國人現在竟來硬霸元人，為自己的先人，仿佛滿臉光彩似的，去驕傲同受壓迫的斯拉夫種的呢？倘照這樣的論法，俄國人就也可以作‘吾國征華史之一頁’，說他們在元代奄有中國的版圖。倘照這樣的論法，則即使俄人此刻‘入主中夏’，也就有‘歐亞混一之勢’，‘有足以壯吾國後人’之後人‘之勇氣者’矣。嗟乎，赤俄未征，白痴已出，殊 ‘非吾國戰史上最有光彩最有榮譽之一頁’也！” 中國共產黨在1963年10月22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聯合發表的“九評蘇共”中第四評《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中也表示道：“成吉思汗是當時蒙古的汗，中國和俄國，都是遭受侵略的。”
李大立先生在文章中寫道：“……辛亥革命後，1913年初13世達賴喇嘛曾經宣布西藏‘獨立’，國民黨政府兩次派特使赴藏規勸，從未使用武力，而實際上西藏也從未脫離過中國，因為這種邦聯關係符合雙方利益：假若漢人兼併西藏，未必能適應當地的高原氣候和宗教信仰，難以服眾，不如採用‘冊封’懷柔政策，既可維持統一，又滿足藏人自治的要求。……” 談到西藏，辛亥革命時期的西藏和外蒙古非常相似，西藏也未嘗不想藉此機會離開滿清帝國的版圖，而且也曾經向國際上尋求過支持，然而畢竟沒有得到一個像蘇聯那樣為外蒙古獨立而不惜“拔刀相助”的強國支持，最終沒有能像外蒙古那樣擺脫中國的統治，1959年抗暴鬥爭被血腥鎮壓後，許多的藏人為了逃脫中國的暴力統治與文化侵略，不得不離開了自己千百年來世世代代居住的雪域高原，逃往到異國他鄉以寄人籬下的方式求得自己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間。至於國民黨政府之所以對西藏沒有像後來的共產黨那樣實行武力，而使用“規勸懷柔”的策略，這並不說明國民黨政府有着什麼“菩薩心腸”，而是因為軍閥混戰、中日戰爭、國共內戰等多年的戰亂使得中華民國政府焦頭爛額，無暇過問西藏罷了。假設國民黨政府沒有那些內憂外患的因素所纏繞的話，1949年以後中共對西藏實行的動武之舉，國民黨政府也未必不會使用，台灣的228血腥慘案已經很能說明問題了。關於西藏和中國的隸屬關係問題，我勸這些作者不妨讀一讀王立雄先生最近在博訊上發表的《西藏與中國的歷史關係》，這是一篇不多見的客觀、理性地闡述了西藏與中國歷史關係的系列文章。讀了他的文章後，也許諸位受一些啟發。
（四）源遠流長的“中華帝國”狼奶
現在人們形容在共產黨黨文化教育成長下的人是喝“狼奶”長大的，在我看來，這個“狼奶”不是在1949年共產黨執政時才開始給人灌輸的，而是自秦始皇一統中國大地之日起，這個“狼奶”就開始醞釀發酵了。如何看待其他民族的民族自決權，無論是北洋政府、還是國民黨政府、還是共產黨政府不存在什麼“雙重標準 ”，任何執政者都具有千年遺傳下來的唯我獨尊的中央帝國的“共識”。1919年北洋政府的徐樹錚將軍對外蒙古以武力威脅以強迫其放棄自治的舉動，與 1950年中共對西藏大兵壓境迫使西藏接受17條協議以及1959年對西藏的抗暴運動進行血腥鎮壓沒有什麼兩樣，只是前者沒有流血而已。值得回味的是，對徐樹錚將軍對外蒙古強硬蠻橫的舉動，孫中山也為此發出了賀電，祝賀他“收回”外蒙古。由此可見孫中山先生的所謂“五族共和”是個什麼貨色，在對待其他民族的民族自決權的思維意識上，連這位受過歐美民主文化的薰陶，立志要剷除封建專制，建立民主共和的“偉大的先驅者”都尚且如此，更不用說那些披着“共和”、 “革命”外衣的混世魔王們了。和捷克的哈維爾總統相比，無論孫中山先生再怎么喝洋墨水，也吐不乾淨自己身上的“狼奶”，這也是他的“共和理想”無法在中國實現的根本原因吧。
中國人當初為了擺脫蒙古人、滿洲人以及日本人的侵略壓迫做了不屈不饒的抗爭是正義的，對當初異族統治的憤恨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翻過身來，自己也變成了曾經所萬分憎惡的“韃虜”、“鬼子”而欺壓其他民族的時候，可曾想到過被欺壓民族所遭受的苦痛呢？在當今世界上愈來愈多的國家逐漸擯棄了狹隘極端的國家民族主義的同時，中國人卻依舊死死抱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一過時的帝國疆土觀念不放，不要說是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還是現在的共產政權，即便是那些具有良知，抨擊中國現行政策的中國漢人也不例外。記得“六四”後不久，逃亡到美國的前任總理趙紫陽的資深顧問——陳一諮先生在一次座談會上談到西藏問題時說：如果西藏脫離開中國，他就會“心如刀絞”（不是原話，大意如此）。聽到這個發言後，一位美國與會學者當場質問：你們抨擊共產黨如何如何迫害人權，可你們自己卻為什麼漠視西藏人的民族自決權的呼聲呢（不是原話，大意如此）？陳一咨先生的話也許代表了許多中國人的看法，對他的這句話我感到不寒而慄，如果西藏脫離中國，他會感到“心如刀絞”，那麼如果漢人和藏人調換個位置的話，他該會怎麼想？還有很多人以所謂民族感情為由堅決反對“藏獨”，那麼我要問問這些充滿民族感情的中國人，藏人的民族感情你們可想過嗎？按照如此邏輯，如果現在日本人依舊對中國人實行“三光政策”，而中國人奮力要擺脫日本人的統治，日本人卻說絕不允許中國離開日本人統治的“東亞共榮圈”，因為這會傷害日本人的民族感情，中國人又該會怎麼想呢？自己是受害者的時候憤憤鳴不平，可是自己成了傷害他人的為害者則若無其事，甚至為之辯護，這如同柏楊先生在《醜陋的中國人》中所說的那樣：“中國人不習慣認錯，反而有一萬個理由，掩蓋自己的錯誤。”儘管 2500年前的孔子就已向世人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忠告，可這個至理名言早被秦皇漢武以來那浸透在中國人骨子裡的“狼奶”所沖刷得無影無蹤了。
自從人類誕生以來，這個世界就以弱肉強食這一野獸叢林法則來支配。可是人畢竟不是動物，隨着時代的進步，地球變得愈來愈小，人們的交往愈來愈密切，人們已愈來愈拋棄了叢林法則，自由人權已經愈來愈成為人們所認同的普世價值。在歐洲、無論是東西德國的統一，還是捷克與斯洛伐克的分離，無不體現着對自由人權與民族自決權的尊重。如今一個與以往大帝國完全不同的大家庭在歐洲大陸出現，這就是歐盟。在這個大家庭里，無論是入盟還是脫離都尊重當事國國民的自由選擇，沒有一個任何國家用武力迫使另外一個國家併入到這個大家庭里來，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生活在這個同樣的大家庭里，彼此之間卻保持着國家主權、各自的民族文化，而又能彼此和平共處。在如何構建一個國際大家庭的問題上，歐盟的成立堪稱為世人做出了楷模。我衷心希望中國人也能夠以此為借鑑，拋棄封建王朝的大一統價值觀，以尊重個人人權、民族自決權這一當今的普世價值觀來處理西藏、新疆以及內蒙古等的民族問題，以博大的胸襟看待其他民族的民族自主要求。就像中國偉大的思想家——孔子所倡導的那樣，去努力構建一個“君子求和不求同”的和諧世界，而不是竭力維持一個孔子所唾棄的“小人求同不求和”的霸道世界。如果真正按照類似歐盟模式重新組建一個大家庭的話，我想任何其他民族是不會拒絕融入到這個大家庭里來的。
http://www.mongol.org.uk/china/Page/08.07.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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