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新左派與新右派“隔着門板較勁”

作者：老田

老田不是學問家，也討厭煩瑣的引證，所以老田在談論這個題目時，就完全立足於“中國人和中國事”。老田的觀點基本上不是讀書產生的讀後感，而是老田自身從農民到工人、從鄉村到城市的生活變遷中，產生的對久遠的中華文化源流的感悟，按照陶行知先生的說法是“行先知後”，有一丁點“悟道”的意思。所以老田的觀點可能僅僅具有“立此存照”的案例意義，不是精英們所掌握的那種普遍真理和“人類普遍價值”。老田感到作這樣的題目達到“老嫗能解”有困難，但是始終牢記老毛的“民族的科學的和大眾的”叄條標準。

老田和新左派和新右派的旗手們相比，他們多是學貫中西的學問家和理論家，而老田只是一個鄉巴佬；新左派與新右派都是新派，而老田是老派；新左派與新右派基本上都是制度愛好者，而老田對制度崇拜和管理迷信持有深刻的懷疑；新右派的代表人物往往推崇從哈耶克到弗里德曼，新左派除了兼顧馬恩列斯毛以外，也看重西方馬克思主義和後現代主義，而老田只對先秦諸子到毛澤東感興趣；而且需要特別聲明，在老田眼裡的毛澤東，本質上是一個結合了深厚中國傳統的純平民主義者。總而言之，老田有點典型的“中國老式經驗主義者”的味道。老田的敵人是那些極端的精英主義，當然這些代表人絕大多數都在新右派陣營里。

實際上，新左派不是一個統一的組織和集體，他們的觀點主要訴求接近於“社會主義平等”，現實中的關注熱點從民生主義延伸到民族主義。主要同盟軍有民族主義者和平民主義者。

而新右派也不是一個完全整合良好的派別，他們的主要主張接近於“資本主義民主”，或者說成是“經濟私有化+政治民主化”。在現實中大致可以分成建設派和 批判派，建設派在改革開放的旗幟下，主張建設市場經濟機制，實行經濟上的“精英優先”；而批判派以“道德批判”為主要手段呼籲政治改革實行民主，在民主的方式下實現政治上的“精英優先”，最激進的那些批判派人士在國內不能立足去了海外。主要信徒有各種自覺和不自覺的精英主義者，比較特殊的信徒是既得利益者，多數時候這一派人士自稱是“自由主義者”或者“清流派”。

目前兩派人士都聲稱受到不正當的壓制，自居非主流和“弱勢群體”，深得老子“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的精髓。實際上，在國內的主流學界（特別是經濟學界），新右派是占有主導地位的，北大的光華學院完全是立足於培養“叢林法則”推銷員，應該改稱“光美學院”才更加名實相符。但是新右派的激進部分（如民運），不僅受到政府的打擊是事實，而且他們公然成為反華工具也為絕大多數國人所唾棄也是事實。但是各種與“國際接軌”的學術帶頭人，壟斷着各種社會科學學術陣地，存在明顯的“話語霸權”，對新左派來說這也是更加重要的事實。

一、 中國問題的特殊性和最重要的叄個問題

老田認為研究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變遷，最重要的問題是互為關聯的叄個問題：

1、 在資源和環境的制約之下，富裕和發達究竟有沒有普遍意義？中國最終有沒有富裕和發達的可能？不管是“超英趕美”的上等發達國家水平，還是“叄步走”的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在人均資源少、環保壓力大的中國現實中有沒有實現的可能？

2、 在人均資源少、環保壓力大的現實之中，中國應該採用何種經濟發展戰略更為現實？是老鄧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優先？還是老毛的“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

3、 如果富裕和發達沒有普遍意義，中國是繼續執行“精英優先”發展的戰略，還是回到“平民主義”共同發展？

實際上，這叄個問題是中國的“發展前景、如何發展和發展為誰”的關鍵，發展前景直接決定着發展道路和成果分配問題，所以第二個第叄個問題的答案由第一個問題的答案直接決定。發展的道路不能憑空指定，必須與自然條件相適應，而發展的目的也必須能夠體現大多數人的利益。

如果中國能夠實現“全面現代化”，人口的大多數為什麼不能為這樣的目標做犧牲和等待，畢竟中國農民已經窮了幾千年，再窮一百年兩百年又有何不可。而且如果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道路不需要以“資源無限”為前提，不會遇到資源和環境問題方面不可克服的障礙，以中國人民之勤勞和節儉，必定能夠快速實現現代化，甚至超英趕美都不是不可能的。只要能夠實現最終的共同富裕，一部分先富起來和“精英優先”又有何不可。

中國問題的特殊性是討論中國一切問題的起點和最後歸宿。脫離中國的實際援引各種西方普遍真理，來談論中國的問題和設想解決方案，是不可能有任何實際意義的。在這個方面，新右派表現得極為突出，其激進派已經墮落到“民族虛無主義”的漢奸立場，而且成為西方利用新自由主義理論進行和平演變的工具，扮演了可悲的社會角色。筆者始終相信，西方人也許為中國人專門設計過生產線，但是從來沒有為中國人設計過國家管理制度，所以我個人對援引紮根於西方社會現實的學術思想來解決中國問題的任何想法，都持有深刻的懷疑態度。

中國問題的特殊性曾經導致中國的歷史演進形式，與西方完全不同，並導致中國和西方今天社會面貌的根本分野；同樣中國與西方在世界市場上不同的地位，決定了中國和西方發展面臨着不同的資源條件和環境條件，這必將導致不同的適應性發展道路和未來，相應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也會有適應性的區別。

二、 新右派的兩個神話

新右派理論立足的兩個神話是：一個是在人與自然的關繫上，宣稱發展可以脫離資源和環境的制約，富裕和發達具有普遍意義，中國如果制度合理就一定會實現現代化；另一個神話涉及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宣揚融入世界是中國的唯一光明和未來。

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有志於賣給全世界人民每人一張天堂的入場券，並許諾在死後可以進入天堂。而中國新右派則許諾人們：今生今世就可以擁有汽車洋房，條件是先實行精英優先。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對新右派而言，必須以建立健全的市場經濟體制和財產私有化為基礎，實現經濟上的“精英優先”為目標；而政治改革則必須立足於民主實行政治上的“精英優先”，最後在先富精英的帶領下再共同富裕。根據新右派一些人物，對毛澤東時代工農業成就的極度藐視推斷，他們似乎掌握着一種“超級大躍進”的秘訣，能夠以一種大跳樓的速度，實現全民民主和共同富裕，看來我們不用等待很久。

跟新左派相比，新右派顯得格外具有吸引力（而非說服力），因為新左派提到的道路艱難無比，而且要發揚克己精神和奉獻精神，汽車洋房還不見得有。而且新左派的路線也是要推陳出新，可能具有不確定性和風險；而新右派的道路有現成的，據稱是有西方成功經驗證明過的道路。老實說新右派的主張大大對我的胃口，人人都希望“低付出、高收入”，我這個人也一樣好逸惡勞，而且決不討厭富裕。但是我對新右派的說法有兩個小小的疑問。

首先是資源和環境問題，如果中國達到台灣的人均電力消費水平（6600度/年，1997年），在大陸開發全部水電的情況下，還需要每年燃燒35億噸煤，比目前每年 發電用煤（約4億噸）多出30億噸，增加7倍半。目前我國能源結構中煤的比重過大，而且中國煤資源中高硫煤多，南方在季風環流的控制下，就已經出現4大片連 成片的酸雨區，考慮到德國和捷克，都曾經發生過大片森林在酸雨作用下枯死的先例，如果中國實現了台灣那樣的富裕，發電燃煤達到每年35億噸，我很懷疑中國這一片土地在若干年後，還是不是適合人居住。如果中國達到美國那樣的富裕和發達，按照美國1995年的人均能源消耗指標，中國將每年需要130億噸標準煤， 那樣全世界的能源全部供應中國還有缺口。不知道新右派認識有什麼高招能夠解決這樣的問題。由於新右派諸公對這樣的小問題的忽略，從不向我們說明，中國是否具有實現歐美日那樣“不可持續發展”的富裕和發達的物質基礎，我總是懷疑這些高人發明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最新版本。

其次在中國與世界的關繫上，我個人非常願意相信新右派人士的結論，西方人士決不會對中國包藏禍心或者說成是“有領土野心”。但是新右派人士能不能告訴我們：為什麼西方要制訂《多種纖維協定》，對發展中國家具有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進行數量管制；為什麼長期對中國大陸的具有競爭力的產品堅持進行不正當的反傾銷制裁；為什麼對中國加入世貿設置非常高的門檻；為什麼要對中國進行技術封鎖。是不是象新右派人士所說的出於“誤解”或者是僅僅出於對“共產黨”的厭惡，新右派人士有沒有辦法讓這些不合理現象在短期內消失，並保證永遠不會重演，因為這已經成為中國“全面融入世界”的根本性障礙。

三、 兩種不同的“制度愛好者”

中國新左派比較關注以“經濟制度”為中心的制度體系；中國新右派更多地關注以“政治制度”為核心的制度體系。

新左派認為人們的根本利益體現在經濟制度之下，沒有財產權的平等就不會有社會平等和進步，為了保證財產權不為官僚精英的竊取，群眾利益受損，所以經濟民主是最重要的民主，而社會公平也是重要目標，在效率之外，公平自有無可替代的價值。

新右派認為經濟集權必定導致政治集權，這足以抵消人們取得的一切成果。所以唯一重要的是“每個人都有一張空白的選票”，這能夠保證人們的所有一切。如果說現實中兩極分化，那是因為政治民主尚未到來，政治民主能夠促進經濟效率，“蛋糕做大”以後每一個人都能夠從中受益，歐美日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未來，而經濟私有化或者說市場經濟機制就是問題的全部。

由於新左派和新右派所關注的制度體系不盡相同，所以給人以“隔着門板較勁”的感覺。

四、 對傳統文化和民族利益的不同態度

對新右派來說，中華文化是封建專制的、保守的、落後的，甚至是不道德的。只有尊紀守法、分工協作和敬業精神等等才是第一等價值，中華傳統文化主張克己、服從與協調等等都是一文不值的。人必須完全社會角色化，精確履行權利義務，服從於經濟效率這個唯一的中心，總之只有好機器那樣的人才是好人。這是主觀虛無主義態度。

新左派實際上也主張所謂“揚棄”和批判繼承，主張發展新的社會規範體系。新左派的觀點基本上是因襲一種特殊的“西方中心論”的歷史觀---從奴隸社會、封 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的直線發展模式，這種模式本身是歐洲的歷史變遷為基礎總結出來的，用以指導中國的實際，並不是那麼貼切（實際上馬克思對此不十分肯定，曾經提出過修正理解模式---亞細亞生產方式）。實際上在 這樣的思維模式下，傳統文化基本上也是無所取義。這是客觀虛無主義態度。

但是新左派和新右派的觀點還是有很大的分歧，這主要體現在對民族主體和民族利益的態度上。新左派主張民族利益的正當性，而新右派着力鼓吹全球化，對“人權高於主權”也往往有些同感。

在新左派和新右派在所使用的手段和手法上，很有點天下“殊途而同歸”的味道。

新左派主張的平民權利，其保證措施多數歸於組織社團（如工會），進行民主式的鬥爭和談判，並指望以此對優勢精英階層進行監督和限制。並主張以公有制等基本經濟制度，來促使發展的目標平民化。本質上已經認同競爭性的利益準則，最終導向西方文化的核心源流---叢林法則。

新右派中批判派則慣常使用道德批判手法，論證政治民主的重要性，基本上圍繞“沒有民主就沒有人權”“沒有效率就沒有一切”的思路進行，並進而達到沒有民主的生活是牢獄式的黑暗，而沒有市場效率的社會必然是普遍貧窮的結論。道德批判一般並不在總體上進行，屬於“舉例證明”性質，多數時候使用“反證法”，最後宣稱西方的成功樣板是完全可以適宜於中國的。主要手法可以歸結為：“道德批判開道、毛病就是一切、西方就是榜樣”。道德批判的廣泛使用，已經接近中華文化的核心源流---道德至上。

五、 現代化和民主的迷霧

對於現代化和民主，新左派和新右派都把它們作為中國理所當然的目標體系的中心環節。所不同的是：新右派認定只有“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才是實現這一 目標的唯一道路，而新左派則認定另外一條道路。

實際上，不管是表述為“富裕和發達”也好，表述為“現代化”也好，在資源和環境的制約之下，都是中國無法實現的目標。這是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中，人們生活必須與自然界相適應，而不能超出資源和環境的硬性限制。所以鄧小平確立的“新趕超戰略”必須予以放棄，採用“適度發展”戰略，在中國社會中推廣和採用“適度技術”，放棄盲目的“競爭力第一”指標；發展“適度產品”，放棄“貪大求洋”和“與國際接軌”的熱望，回歸到以“滿足人民群眾的實際需要”為生產目的。總而言之，適度發展戰略必須體現社會上大多數人的需要，必須主動協調人與自然的關係，“精英優先”尤其要加以自覺抑制。

在政治民主方面，倒是沒有自然的制約，但是受到人與人關係的制約，因為富裕和發達沒有普遍意義，全中國實現現代化沒有可能。所以精英主義者不願意與民眾共患難而是選擇獨富貴，所以逆向種族主義者是非常清楚人與自然關係的，新自由主義者也比民族主義者對現實把握得更好，大部分民眾必須被排除在發展的受益範圍之外，因為共同富裕是不可能實現的。對於如何確立中國的發展戰略，如何選擇中國的成長道路，所以最好不要天真地責怪新右派的頑固不化，不要盲目地非難逆向種族主義，因為他們對現實自有清醒的認識，至少比新左派人士的認識更深刻。

筆者相信，如果真的是依照新右派的觀點實現了“代議制民主”，如果老蔣提出“保甲連坐”議案，這樣的議案一定會在精英把持的議會中以壓倒多數通過的。不解決精英主義者與平民在根本利益上的深刻分化，民主政治是毫無意義的，至少對中國人口的大多數來說是這樣。而精英主義者與平民的利益協調，只有兩種方案，要麼是文革中的“大民主”方式進行“逆向管理與監督”，要麼是精英主義者自覺地放棄“獨富貴”超英趕美的目標，與中華民族一道共同發展，與自然和諧共處。

企望使用民主方式制約精英主義，是毫無意義的，因為監督權力的成本太高，同時效果又太差。所謂輪流執政能夠產生競爭性的約束，完全是“純理論推論”，沒有任何現實基礎。意大利在戰後55年中，換了58屆政府，但是意大利的政治低效和腐敗依然是歐洲最嚴重的。這個純理論推論使用了極端不可靠的前提：即認定在輪流執政的政治態勢下，執政黨一定會以執政為唯一的最高目標，並且黨內所有人等，都會一體認同這個體現共同政治利益的目標。看一看台灣的李登輝的行經，就知道這種“黨內大同”和“天下大同”一樣，是多麼難以實現。

民主政治的迷信還在於：假定國家管理可以依賴常識，不需要專門化知識。到今天治理國家早已經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民眾能夠監督政府，需要民眾能夠識別政府政策和行政措施優劣的專門知識，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正如“全民經商”不可能造成共同富裕一樣，“全民從政”一樣沒有現實的可能。最後的結果是：民眾必須依賴媒體信息乃至態度，因為缺乏自主的識別能力；實際上競選就是最後比較哪一方的“金喇叭”吹得響，廣告效果強，“名牌精英”多。台灣在軍事戰略和政治上如何定位，這一關繫到台灣民眾死生禍福的專門問題，根本就不曾在台灣選舉中被提起過，民主萬能的荒謬由此可見一斑，因為媚俗和從眾的需要高於一切，選票的重要性高於智慧和良知。

基本上可以肯定，新左派人士在中國“發展前景、如何發展和發展為誰”的問題上，存在着比新右派人士更多的不切實際幻想和良好願望，所以新左派人士的理論框架中為新右派開了很多可以自有進出的“大後門”。所以鄧小平時代確立的“新趕超戰略”仍然為非常多的人所信奉，改革開放的成績被不恰當地高估，這些問題必須回到中國的真實發展前景上來釐清，中國究竟有沒有現代化的可能？

在民主的問題上也一樣，民主的前提不是中國民眾的素質不夠，而是精英主義者的克己精神太差，與民眾利益的分太深。所以即便是“民主萬能”，中國也無法援用，否則無限制的“精英優先”，適足以製造“革命形勢”。

二○○一年一月叄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