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下著名的歷史學者中，有好幾位在政治年代有着牢獄經歷，包括大名鼎鼎的楊奎松、沈志華、王學泰諸位先生，這不能不說是當代思想史的一個獨特現象。楊奎松固屬短期入獄，王學泰和沈志華則都數年坐牢，王學泰入獄之前已被打成“反動學生”勞改多年。沈志華以“中央情報局間諜”罪名的入獄甚至是在“文革”結束後的“嚴打”風潮中。

王學泰出獄後任中學教師，以後致力於流民文化與中國社會研究，揭示了社會主義革命背後的“流民文化”本質，為當代史增添了新視角。2013年他的《監獄瑣記》出版。他的個人生活則極為儉樸，穿着中式布褂，和老伴一起居住在狹窄的家屬樓里。

沈志華出獄後下海經商，多年打拼之後回歸學術界，以血汗巨資複製蘇聯解密檔案，為當代史研究提供獨一無二的資料庫，成為思想者“歸來”的奇蹟。

平民：無法歸來的局外人

上海市作家協會會員嚴祖佑的兒子是律師，近年代理了幾起特殊民事案件：一批當年的勞改勞教犯們期滿後留場就業，在“文革”結束後選擇回到上海，卻沒有工人身份，自己營生糊口，到退休年齡卻沒有工齡，無法退休拿社保，年過七十仍舊賣茶葉蛋開雜貨店度日。

這些人都是嚴祖佑介紹給兒子的當年獄友，他覺得自己不能不關心這些事。和因為思想犯罪幾度入獄的嚴祖佑不同，這些獄友都是普通人，在政治運動的年代裡由於所謂“耍流氓”或者打架鬥毆、小偷小摸入罪或勞動教養，從上海發配到市勞改局所屬的安徽白茅嶺和軍天湖勞改農場，期滿後又“留場就業”，成為“二勞改”、“二勞教”，卻只有少數人得到了農業工人身份，直到回上海那一天，都還是非囚徒又非工人的“勞動力”。

“文革”結束之初，公安部宣布釋放犯可回原籍的政策時，農場出台政策，規定留下來者可得到農業工人戶口，選擇回城者只能自謀出路。很多人選擇回城，嚴祖佑也是其中一人，生活沒有難倒出身知識分子家庭、有文化的他，卻把他的那些普通獄友們打入了今後數十年社會最底層，淪為黃魚車夫、燕子店小販和臨時工。到了老年，他們由於當初的“原罪”，成為社保系統之外的“局外人”，驀然發現當初自己雖然回到了生身之地上海，國家卻沒有承認他們的“歸來”。

相比之下，那些當年選擇留在勞改農場的人似乎顯得“明智”了。嚴祖佑回軍天湖探望期間，看到當年的犯人宿舍已坍塌不存，周邊卻形成了龐大的“犯人村”，全是當年未返城的勞改勞教犯，以及他們的下一代。由於打工潮興起，這些犯人的下一代不願意屈居僻鄉，犯人小區里居住的多數是空巢老人。聊起返城失業的獄友們，這些人對自己以終身代價獲得了一個“工人身份退休”待遇猶感慶幸。

嚴祖佑覺得這個“無法退休”的群體相當龐大，僅他接觸的獄友就有幾十位。比之於右派或者遭受迫害的老幹部，他們構成了一部沒有聲音的《人曲》。

“文革”結束後的平反冤假錯案，雖然聲勢浩大，主要對象仍舊是遭迫害的老幹部和右派知識分子，並未完全覆蓋底層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大量被上綱上線的普通犯人。

最近面世的作家徐星紀錄片《罪行摘要》顯示，“文革”中浙江農村中十幾位被打成反革命的農民，幾乎沒有人被平反。“文革”之後，他們各自頂着帽子，在冷眼和恐懼下度過餘生，只有兩個人的妻子沒離婚，很多人打了一輩子光棍。時隔50年，他們說出最多的詞還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實際上，他們從戴上“反革命”帽子那天起，就一去不返。

幾年以前，在上海南市區的董家渡附近，一片拆遷的廢墟中，我見到過一位腰身弓得像蝦米的老人，像在一部電影的慢動作鏡頭中移過街頭，提着一個裝有兩個包子的小塑料袋，是他的午飯。

這位老人當年是紗廠的青年工人，在1957年公私合營引發的上海工潮中領頭，向公方幹部索要被剋扣的獎金，事後入獄，在囚牢和農場度過數十年。

直到“文革”結束後歸家，他已經蛻去了當初的任何青春痕跡，變得小心翼翼，充滿恐懼，卻又時常忍不住偷偷切齒咒罵。他一直單身，和同樣被勞教過一直單身的弟弟一起，住在被拆遷公司大錘敲破了樓頂、堆滿了垃圾雜物的老屋裡，每天到區圖書館看報紙打發時間，風濕病使得他的腰再也無法直起，只能像蝦米一樣前進。這個當年擁有青春、勇氣和技術的年輕工人，已經徹底在監獄和勞改農場被剝奪了任何的人生價值，剩下這個一無用處的軀殼，在大街上緩緩移過。

他沒有歸來，歸來的只是這個透明的影子，我甚至透過他的身體看到了廢墟圍牆上的大幅標語：堅決支持拆遷，配合世博會圓滿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