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今天大紀元等網絡傳媒刊出的有關杜導斌在看守所坐牢情況的這篇“杜導斌的獄中札記”，本人很感興趣。因為本人在89年六四之後，也曾在某省看守所被關押數月，因此自然忍不住會想對比一下如今杜導斌在看守所的待遇是不是和本人當時的還差不多，對比一下杜導斌先生在自願“陪劉荻”坐牢時和我們那一代人可能相同可能不同的心路歷程。

首先、我不知道是作者“曾仁全”的筆誤還是什麼，顯然文中所謂“孝感市第一看守所第36號監獄”的說法是不正確的，因為在大陸司法體制下，“監獄”和“看守所”完全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地方，“看守所”之下只可能有“監號”（俗稱“號子”），卻絕不可能有“監獄”----至於“這個36號監獄以前常用來關押“政治犯”，──曾經關過“反革命分子”及法輪功人員”云云則明顯不足為信，因為在同一個看守所內，政治犯平時一般都是在不同監號分散關押的，只有類似秦城監獄那樣的專門政治犯監獄，或者某次大規模鎮壓後政治犯太多的情況，才可能出現什麼“常用來關押政治犯的監號”。

其次、十五年過去了，但中國看守所的狀況還是一如既往地差：同樣是十多個人擠在同一間號子裡（我那時和13個刑事犯一起），同樣早、中、晚餐沒油水且吃不飽（但現在量增加到了“九兩”，多了一兩，也算一種進步：））。。。反而“加餐”的方式質量似乎大不如前了：我那時每半個月還有一次免費的油水很足的粉蒸肉可吃，每周還可以自己花錢買一次油水到處滴的紅燒肉，甚至逢年過節還可以買吃到肚子發脹的月餅什麼的。。。但如今看守所里居然不僅沒有免費的加餐大肉好吃，犯人反而不得不去高價購買看守所提供的顯然經過剋扣、更沒有幾分油水的“點菜”？！或許對犯人伙食的剋扣也算是十五年來中國社會更加腐化的一個縮影吧。

第三、所謂“是杜導斌的思想觀念潛移默化地引起了監管人員的“共鳴”，他才在監獄的後四五個月沒有“受苦”。。。”這樣的說法幾乎可以肯定是不正確的，因為本人十五年前被關押時，同樣基本沒有“受苦”、同樣受了一些特殊“照顧”，但本人卻實在沒有多少機會去“靠自己“獨特”的思想觀點“打動”了監管人員”（坐過牢的人都知道，這種機會不僅不可能很多，而且單個監管人員事實上沒有很多重大待遇改善的決定權）----尤其是同樣剛進去，因為“監管幹部事先對獄頭有過交待”，所以本人也和杜導斌一樣始終“一直不曾挨過打罵折磨”。。。這一事實本身就說明在大陸，那些重要政治犯本身從剛坐牢起，就可能受到一些和一般刑事犯不同的特殊“照顧”。這其實完全出自有關當局以及獄方擔心政治犯遭到打罵萬一出了事，對上對外都不好交代的那種微妙心理；另外作為普通管教人員來說，他們也犯不着去得罪一個將來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被平反的政治犯不是？因此在這種情況下，說我和杜導斌這樣的政治犯本身一進去就不知不覺成了“特殊犯人”，自然會多少受到一些特殊“關懷”，其實也並不為過----這和政治犯本身對管教人員的政治啟蒙、思想感化是否成功其實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也不值得作為自己出獄後炫耀的理由。

第四、“開始幾批犯人中，還有幾個判有死刑或死緩的，也許是活著的日子不多了的緣故，在號子裡麽三喝四，要吃要喝，動不動就打人。。。”----這種情況我感到有些奇怪：因為大陸看守所凡是判死刑或死緩的犯人，都是要專門釘上手銬腳鐐（死緩犯人可不必釘手銬），關入“死刑號”由一些指定的普通刑事犯專門監視照顧的（尤其是死刑犯，要24小時有人“伺候”，擔心他自殺或發狂）。。。而且考慮到死刑犯的特殊危險性，把杜導斌這樣重要的政治犯和他們關在一起，也是會額外給獄方增加一層風險和負擔的。所以老實說我懷疑這裡是不是作者自己搞錯了？杜導斌真的曾經和“判有死刑或死緩的”的犯人關在同一間號子裡了麼？

第五、也是我看了這篇“獄中札記”最想評論的，就是“杜導斌也就順里成章的成了“獄頭”，再加上與監管幹部混的熟悉了，進來的人幾乎都由杜導斌“挑選”，他挑選的幾乎都是經濟犯罪的人員，挑選經濟犯罪人員，杜導斌是有他精明的考慮的，因?這些經濟犯罪的人員大多數是官員或是經商人員，栽了“跟頭”才被迫進來的，家裡的經濟條件都很不錯，送錢送物自然也就大方一些，杜導斌能同時“享用”，跟著“占光”，所以他出來的時候，身體不僅沒瘦，而是長的白胖白胖了。”這一段----

我本人15年前坐牢時，雖然大陸的貪污受賄經濟犯罪還遠沒有現在這麼猖獗，但在看守所中已經可以看出一些苗頭了：正如這一段所說，“經濟犯罪的人員大多數是官員或是經商人員，栽了“跟頭”才被迫進來的，家裡的經濟條件都很不錯，送錢送物自然也就大方一些”，所以他們這些人往往都可以得到管教人員甚至獄方的一些特殊照顧，甚至在很多情況下取代了中國監獄傳統的“殺人搶劫犯”作了一個號子的“獄頭”。。。我當時所關的第一個號子，就剛好有這麼一位前官員（好象是個“處長”還是“科長”），他本人雖然從不動手打犯人，但由於某位管教幹部的喜歡，也被指定作了我們這個號子的“獄頭”，而他對待本人也還是很尊重的，每次“分飯”（號子中欺負人的規矩，每次飯來了都要重新分，地位越高的越多分，地位低的就只能得到規定飯量的一半左右），也從來給本人分得夠多。。。但最後我恰恰就是和這麼一個傢伙發生了強烈的衝突，因為我極其看不慣他在偽善的一套“平等”之下，對那些地位低的同好犯人的剋扣和欺負。事實上我反感這類貪污受賄犯要大大甚於反感普通刑事犯，因為他們搜刮了太多人民財產，進來後卻還可以獲得比普通犯人更高的地位！----後來由於我和此人對着幹，始終護着他的分管我們這個號子的管教就把我調到另一間關押了很多剽悍刑事犯，號稱打人特別凶的號子去，大概是想給我穿點小鞋吧。。。可是恰恰在那個很“凶”的號子裡，我不僅沒有受到半點虐待，反而成了那些剽悍刑事犯們充分尊重甚至照顧的對象----因為這些人本能地感覺得到：類似我這樣並非和他們同樣原因進來的“大學生”，所犧牲自己爭取的那種理想，其實對他們這些社會最底層來說同樣十分重要，他們不能不由衷佩服一個為了看不見的別人而不是為了自己或者自己朋友自願坐牢的人。

但如果這篇“獄中札記”作者在這裡所寫的內容不錯的話，那麼同樣坐牢的杜導斌先生自己，在面對那些中國人最有理由厭惡、憤恨之經濟犯罪分子的問題上，卻很遺憾地採取了一種和自己平時立場截然相反的自私投機態度----老杜在獄中不僅一點沒有看不慣這些社會蛀蟲，反而利用自己的“獄頭”權利，“精明”地挑選這些貪污腐敗分子和自己同號，好同樣沾一份這些人貪污受賄後“家裡的經濟條件都很不錯，送錢送物自然也就大方一些”的光！！----尤其是在這裡杜導斌居然還“能同時“享用”，跟著“占光””。。。這就等於他自己在利用自己“獄頭”的特殊地位，自覺不自覺揩其他犯人的油，享受自己本不該享受的同犯錢物了，怪不得“他出來的時候，身體不僅沒瘦，而是長的白胖白胖了”！（另外這一段也說明：那些貪污受賄分子根本無需“思想觀念潛移默化地引起了監管人員的“共鳴””，也一樣可以享受看守所里的特殊待遇）

請注意我在這裡不是指責杜導斌在被關押期間，應該表現得象個聖人，堅決不利用“職權”揩其他犯人的油，堅決和他平時似乎很痛恨的那些經濟犯罪分子劃清界限。。。事實上看守所的痛苦決非一般人所想象，一個人被關押在那裡，對生活的需要往往都會只剩下“如何讓自己吃飽”這樣一些本能的東西，我們又怎麼能要求杜導斌先生在獄中放着自己的肚子不顧，卻去毫無必要地在那裡去和什麼“貪官污吏”堅決劃清界限呢？

但類似這類獄中生活的迫不得已、委曲求全，每一個真正的憂國憂民人士出獄後，都多少應該為此感到屈辱、羞愧才是----因為在自己明知那些經濟犯罪分子獄中相比其他犯人“好生活”實乃他們貪污腐敗、為非作歹剩餘資源的情況下，自己不得不為了個人私利選擇和這些人事實合作，共同沾腐敗之光，這本身顯然不是一件值得曾整天抨擊中國腐敗、甚至部分因此而坐牢的民主人士出獄後面對公眾炫耀自己“本事”的好事情！----所以，當我看到這篇杜導斌“獄中札記”最後這段多少有些自鳴得意內容時，就忍不住張大了自己的嘴巴：這象是杜導斌先生的所作所為所言麼？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覺得在某種特殊情況下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可以去和事實上的貪污腐敗同流合污、共同揩油，而且事後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那麼我們平時理直氣壯地抨擊那些大陸中共官員的貪污受賄、徇情枉法，是不是也很有些言不由衷、底氣不足了呢？！

坐牢代表一種苦難和磨練，但坐牢本身未必可以成為一種事後炫耀的政治資本----除非我們每個人都能象“秦城鐵漢”劉剛先生那樣，始終在獄中保持自己的氣節，否則坐牢這段經曆本身，其實反而或多或少地讓我和杜導斌這樣的人都暴露出了自己身上某種此前自己沒有覺察的弱點----比如我十五年前因感到失去自由的難以忍受而違心地“配合”了專制政府的審訊；比如杜導斌先生今日因需要保證自己的獄中身體健康而去“精明”地利用貪污腐敗分子為自己謀福利。。。人，也許坐過牢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塊真鋼！

附“杜導斌的「獄中札記」（1）”的最後一段----

“由於杜導斌“犯罪”問題的特殊性，在號子的七個半月時間裡，他在後五六個月都得到從監管人員到獄頭的“照顧”，後來關的時間長了，同號室的人先後都出去了，或是轉到別的地方去了，杜導斌也就順里成章的成了“獄頭”，再加上與監管幹部混的熟悉了，進來的人幾乎都由杜導斌“挑選”，他挑選的幾乎都是經濟犯罪的人員，挑選經濟犯罪人員，杜導斌是有他精明的考慮的，因?這些經濟犯罪的人員大多數是官員或是經商人員，栽了“跟頭”才被迫進來的，家裡的經濟條件都很不錯，送錢送物自然也就大方一些，杜導斌能同時“享用”，跟著“占光”，所以他出來的時候，身體不僅沒瘦，而是長的白胖白胖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