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四句話

胡適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位大思想家，可是，因為種種原因，胡適一直是被忽視的——這或許和他的名字有關，因為，他的名字的諧音就是“忽視”。凡思想家，都有語錄流行，對胡適先生，這項工作也該抓緊進行。我今天舉胡適的四句話為引子。願後來者，能做的更好。果如此，方為國家之大幸。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知道這句話的人太多了，不知道的話，應該為自己的無知感到慚愧。既便如此，我仍然要解釋幾句，因為，這句話太重要了，幾乎是學術研究的金科玉律。“大膽假設”，需要兩種素質：1，思想上沒有禁區，2，敏銳的直覺思維，缺一不可。“小心求證”，要的是紮實的數據、嚴密的邏輯和嚴謹的分析，是“功夫”，也是研究工作中的“苦力”。

“大膽假設”提出問題，“小心求證”解決問題，兩者結合，無疑不解；只要“大膽假設”，好的，能成為空想家；差的，就成了妄想症患者和社會狂人。“大同社會”和“共產主義”構想，均屬此類；反過來，只有“小心求證”，就成了考據派，不可能有創建；有時，甚至會淪落為權勢階層的“應聲蟲”，上級說什麼，學者論證什麼；沒有個人的獨立思考，何來創新？國外有人說：天才是1%的靈感和99%的汗水。其中的1%，乃“大膽假設”，99%的汗水，乃“小心求證”。由此看，中西聯袂，勢在必須。

寬容比自由還更重要——自由常常因為不好定義，以及被視為“無政府主義”而在中國受到最廣泛歧視。為此，我覺得胡適先生這句話，非常好。一則，可以此作為“自由”的替代定義。什麼是自由？自由就是對他人、他人的意見和行為方式保持寬容，除非自我利益受到侵害，否則，決不允許干涉他人。二則，這條原則，也可以作為自由度的標準判據——一個人，要是“大肚能容天下難容之事”，則他是一個信奉自由的人；一種學術，要是能和其他學派和平相處，則是一種開放的學問；一個國家，要是容許不同的信仰、制度、黨派和團體，以及不同種族和語言的人各行其是，則是一個自由的國度。毛澤東是專制分子，因為，他把他的戰友全都搞定了；儒學不是兼容的學術，因為，“獨尊儒術，驅逐百家”；某些國家不是自由的國家，因為，在它的憲法裡，規定這個國家必須受一個黨的領導——沒有寬容，就沒有自由。

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學問和待人，大體是兩個完全相反的領域。學問求真，要一絲不苟，不能有任何馬虎；待人則相反，要“難得糊塗”，多看別人長處，少看別人短處；“人至察則無徒”，人要是太仔細，就沒朋友了。有人問我，什麼是婚姻？我的答案是，婚姻與愛關係不大，只是一種相處的藝術，只要能容人所短見人所長，任何兩個異性都可以成為夫妻，同性戀婚姻除外。可是，很多人不明白這個道理，經常把兩個領域搞串了，對人像對待學術一樣嚴謹，豈不壞事。我的一位很好的師兄，就這麼搞得，結果，至今未婚——因為，女朋友受不了他研究者挑剔的眼光，相處不多時，就離他而去了。就此，我提醒過他多次，無奈，他在學術上浸淫太久，深入不能淺出，一遇到女人，就開始研究了。胡適顯然是兩個領域的大師，為人諄諄，謙遜大度，尤其到了晚年，頗有長者寬懷之風；治學深邃，百年來中國學術，無出其右者。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在一個自由的國家，這句話沒用了。可是，在我國，依然大有用處；胡適的一生，也實踐了他的誓言。在大陸時期，他和國民黨對着幹；和一切不自由的制度和組織對着幹；抗戰時期，他在華盛頓，為了反抗日本侵略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到了台灣，他的骨頭依然錚錚帶響，和國民黨反動派堅決鬥爭，甚至公開勸說蔣介石退位讓賢。胡適還有一大愛好，演講。在美國，就在各大學巡迴；回國之後，足跡更是遍及大江南北。他獨有的徽派國語，為“寧鳴而死”作了最好的註解；古來，以一貫之的學問家，胡適乃其一，而且是其中最傑出的一位。迄今，內外兼修寬厚愛人的仁者風範，胡適乃其一，而且是其中最儒雅瀟灑的一位；文章道德，亙古未有；道德文章，千古風流。

我們失去胡適久矣，這是整個民族的損失和整個國家的悲劇；為此，我建議，把上面四句話作為中國所有大學的校訓，同時，將胡適作為國家的精神導師，印在人民幣上——以顯示尊重知識和尊重知識分子。既然他的學生毛澤東能印在人民幣上，為什麼曾任北大校長和毛澤東師長的胡適不能呢？

2009年1月26日，農曆牛年春節，於石家莊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