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论语》对周公是无限的推崇，其次对管仲也有较高的评价：”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中国春秋时代大思想家大政治家管仲对于国家治理提出的思路可以说集中体现在四个字上面：“利出一孔“，既人民只有一种方法一个途径维持一种稳定或富裕的生活，而这个方法和途径就是人民的言行和思维需要与统治者保持高度一致。

秦国暴政把”利出一孔“ 推向极致导致其自我灭亡，但是秦国的列子并不能说明”利出一孔“ 就是个错误坑爹的思路。其实”利出一孔“在两种情况下是正确的主张。一种情况是，国家的存亡实实在在处于危机之中，在强国虎视眈眈之下国家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威胁，人民和统治者必须上下拧成一股绳外抗强敌。

直到近代，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处于北方野蛮民族驰马杀进中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危险之中。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深处包含着血泪斑斑生灵涂地的灾难，这个民族愿意让渡出个人自由让国家强大成为自己强有力的保护。

“利出一孔“作为一种正确的政治主张和治国之道那就是它适用于皇权强大的国度和政体。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其实是看不到任何希望，出现像希腊城邦民主或罗马贵族共和那样的国家体制，皇权就是古代中国的宿命。管仲的思想和治国之道一方面是让臣民向宿命低头，另一方面也诱导统治者承认照顾好臣民的基本利益，让王族和臣民双赢，让臣民在不知不觉之中把他们的小家和帝王的广袤大国合二为一。

直到西学和主权在民的思想东浸之前，中国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做出的一切努力就是调和统治者和臣民的利益，让国和家融为一体，使国家强大免受北方野蛮民族的烧杀抢掠，逃脱生灵涂炭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

当然，”利出一孔“的另外一种”积极“意义，那就是服务于军国主义，当一个国家或民族铁了心肠要扩展疆土侵占他国。成吉思汗搞”利出一孔“才能建立横跨欧亚的巨无霸帝国，满清搞”利出一孔“才可以把整个中国据为己有。很明显，侵略民族和军事强国的”利出一孔“对于被侵略的弱小民族自然就是灾难。

皇权社会构成了”利出一孔“的社会基础。近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砸碎了皇权社会，统治人民的王朝被代表人民或大小资产阶级的政府所取代，一个高高在上的统治集团消失了，随之而去的也就是这个统治集团的特权利益和指鹿为马的强权气势。人的世界都变了，人不再是屈服于王朝向政府低头。人要作的就是遵循法律，同时政府也需要遵循法律，人民与政府在法律面前地位平等。

当资产阶级提出的“主权在民”的思想成为了现实，成为了人民的奋斗目标，这个时候“利出一孔”就失去了它乃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也就是基本上失去了它的积极意义。林肯认为政府应该是民治民有民享。就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或执政党在理论来说应该是没有自己的利益，它唯一的目标就是“为人民服务”。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理论上的掘墓人，马克思充分肯定资产阶级革命在人类历史上所起过的巨大作用。与封建皇权社会比较，资产阶级革命无论如何是人的解放，人不再被强迫与封建王朝”利出一孔“。尽管个人仍或多或少被资本所奴役，人们凭着自己能力的大小可以找到机会争取解放，一步一步获得更多的自由。人类第一次不必牺牲思想和言论自由来获得生存机会，为自己的才能找到充分发挥的空间。

当政府与人民的地位平等时，政府就失去了任何权力来规定人民的生活方式，没有权力限制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法律法规是一切人的行为准则，一个人只要不侵犯伤害到他人，这个人就应该享有完全的自由。

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既“利出多孔”。资产阶级内部有利益的竞争，行业之间有利益的竞争。受雇于人的中产阶级与雇主，中产阶级与下层民众都有利益的冲突。政府的职责就是调节各方面的利益，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前提下实行全民福利。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利出一孔”不妨重新诠释为人民在享有充分自由的前提下享有的全民福利，既免除了任何基本生活需求和卫生保健上的烦恼。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说白了，就是通过市场经济，通过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金融科学技术方面的密切交往，给中国人民创造了数量巨大的工作机会和更高层次的生存空间。一个明显巨大的变化是农民可以外出打工经商，不再被束缚在黄土地上。在外资和私营企业工作的员工，用不着认同党的路线或社会主义。与此同时，国营企业也开始看到强迫员工把党和政府当为爹妈或行动的指南，开始显得的可笑并与时代脱节。

在一个开放多元的时代，人的身份是处于变动之中，人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诉求当然也随之发生变化。今天被“剥削”的雇员明天或几年后有可能成为“剥削”他人的雇主。政府的职责就是调和阶级矛盾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弱势群体。如果一个政府有意地激化阶级矛盾，那肯定就是用心险恶想达到某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推翻清朝的民主民族革命其包含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分其实非常微弱，换言之，“主权在民“的思想并没有在中国生根开花，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还是处于皇权时代的中世纪状态之中，也就是过多地让渡出自己行为思想和言论上的自由，下意识的理由是国家的稳定国家的权威远远高于个人的自由和选择，个人甚至人民作为一个整体与国家的权威比较都是渺小的。

爱因斯坦和马克思都认为国家应该为人民建立而不是相反，所以人民的地位超越国家。“利出一孔”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仍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因为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包含太多被外族侵略和迫害的情结，一个强大的王朝或国家有力量保护自己家庭既是做人的常识也是最大的政治选择。

中国眼下出现的保守主义思潮强调国家和政党的权威，对“主权在民”的原则构成了重大的冲击。幸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至少是给人民开辟了一个经济上多元的局面，让不少民众还是可以“利出多孔”。

附“管仲陷阱”——解读中国专制历史的钥匙 （节选）　 作者：徐慧君

所谓“管仲陷阱”，核心就是“利出一孔”——只有一个获利的孔道、途径。即国家采用政治经济法律手段，控制一切谋生渠道同时垄断社会财富的分配，那么人民要想生存与发展，就必然要事事仰给于君主（国家）的恩赐，这样君主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奴役支配其治下的民众了。这一思想为春秋前期著名的政治家、先秦法家先驱管仲首创。

管仲的原话是：“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多余的钱财），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１）这一思想被历代专制君主奉为统治民众的金科玉律，成为实施中国特色的人身控制的黄金法则。

中国的先贤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的天性是趋利避害的，人生世上，人们的一切活动最终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如果缺少了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个人就无法生存，人生的追求或抱负就成了空中楼阁。“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使得统治者垄断了一切政治权力和所有经济利益，这等于牢牢扼住了臣民的咽喉，拥有了对臣民的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臣民也只有唯命是从才能生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代可以得心应手地实施残酷的专制统治的根本原因。

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而一切控制或束缚都是建立在政治经济权力之上的——属于君主、贵族、官吏、地主、家长的等等。国家处心积虑地控制了一切谋生孔道，而只留下为专制国家服务才能生存发展一条途径，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要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来就只有依附于政治权力或国家机器（具体为依附官长，上司等等）这唯一的选择，作为一种必然的结果，中国人民的如同嗷嗷待哺的婴儿一任统治者们姿意蹂躏宰割的命运就成为了几千年来无法摆脱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