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86年夏从北大法律系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简称法工委）经济法室一处工作的。当时， 法工委是唯一一个在人民大会堂内办公的实实在在的部级单位，法工委的一部分则仍在大会堂外办公，只有部机关及部分处室在大会堂里办公。笔者所在的经济法室在大会堂南楼办公，本人所在的一处则在大会堂南楼三层的一间办公室。办公室很大约有六、七十平米，房间里九张办公桌，包括经济法室的一个付主任和一处的所有工作人员均在这间办公室内办公。 当时法工委的主任是王汉斌，我们处的付处长是彭真委员长的儿子傅洋。1988年四月万里接任委员长前傅洋则去了康华公司法律部。王汉斌升为付委员长兼秘书长而法工委则由常务副主任宋汝芬主持。86年我刚去时，国务院赵紫阳为总理，人大彭真是委员长。 我记忆犹新的是在一次人大常委会审议《破产法》关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责任制”国务院报上来的草案几上几下，直至本应在当天大会上通过的早上突接通知本次会议不做表决，使我这个首次进入中央机关工作的人员才稍微注意到上层矛盾斗争的坚锐激烈的程度。

5月中旬

绝食以后广场的学生越来越多，我们办公室的人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每天午休时打扑克（拱猪）为最大兴奋点了，而是走出大会堂来到广场亲自到学生中间感受那里的气氛。而当你置身在其中时你也得到升华，仿佛那样我们就自然而然成为他们之中的一份子而不再在这场运动中置身事外了。那些时日北京市的社会治安出奇的好，小偷小摸打架斗殴的绝迹了。我们办公室气氛不再像五月初了， 那时我们办公室除了我们经济法室的付主任一人外，其余八个人都是同情学生和支持他们的政治诉求，故常常辩论而成为八比一室付主任处于绝对劣势。室付主任姓房刚解放时是一个穷孩子，由共产党培养起来的干部，故其朴素的阶级感情使其迷失了方向。但这时他也再不会发表不同的看法了似乎不愿处于那种孤立的状态。而恰恰正是这时，国务院体改委的曹思源发起了征集人大代表常委委员签名以便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的行动。 而且他是从我们人大常委会工作人员开始的，而他那天下午来到我们三楼办公室正好是我和房付主任从广场回来，而这一次房付主任居然第一个抢上去带头签上了他的大名“房维廉”，而这一次他又恰恰站错队了，“六•四”过后为此检讨写了不知多少份。

5月20日我值夜班， 那时我们法工委的干部轮流值夜班， 其实也没有什么事不过就是呆在部的办公室里守着红机子看一晚上书而已。那晚上我向往常一样往我在安华西里小区我们单位分给我的那套单元房我的小家里打了电话同时给住在虎坊路的楼房里的妈妈打过电话后。我安心地看书几次走上大会堂的顶楼平台从那里去观看天安门的情况。广场上的学生们的大喇叭不时传来广场指挥部的声音。先时指挥部鉴于李鹏发布戒严令学生们停止绝食行动。接着广场上要求广场上的糾察队随时准备牺牲保护好天安门广场防止各类人员进入广场，接著广场上广播了刘华清上将等军中八人呼舆和平解决天安门广场上学生问题， 广场的上要求人们准备预备毛巾口罩等以便应付突发状况。那一晚整个广场气氛越来越紧张

第二天，早上随著办公室同事的到来我紧张的心情多少放松了一些。上午十点左右我和同事又上了大会堂顶楼平台从这里观看广场上情况。这时突然发现从东边革命历史博物馆那边传来一阵轰鸣声，当我把头向上扬起来，只见五架飞机从头顶上嗖的一下掠过，飞机飞的很低而声音很大但这一切又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发生的，整个过程大约仅在一两秒的时间里它给广场上的每一个人都带来巨大的震摄，而我由于在大会堂的平台上更接近飞机所以感受更深。

六月二日快下班时，新到办公室大学不足一年的小刘告诉我们，他从大会堂的锅炉房打开水的时候遇到了几个从五月初就从地下通道进入大会堂北楼的军人，由于他怒目而视内心的俾视形之与外故彼此起了争执。 其中一个大兵对他放话说，“你是在大会堂这里，你要是在外面让你吃不了 兜着走！”

六月三日晚饭后，我和与我同时分在法工委住在我的楼上13层的小黄一起随着人群来到了紧挨着家门口北三环马甸桥，大家都准备看一看或是亲自尝试着去参加堵军车的行动中。在马甸桥上有一二百人，除了十几个认不认识的单位同事， 大部分的是30岁以下的年青人，大家聚集在马甸桥三环北面的路上，然而等了一两个小时也未见动静，有的人就开使撤了， 我和小黄也一起回家睡觉了。